手艺也养家鉴于曹雪芹有这么多技艺，所以老是有人请他帮忙，有时找他鉴定字画（忘了说了，曹雪芹还很擅长鉴定字画，敦敏曾说：“鉴别字画，当推芹圃。”），有时向他请教技术。曹雪芹从北京城里搬到西山后，一退伍军人找他帮忙，他当场教人家糊风筝，那军人学会后，开了一家小店，专做风筝，挣的钱居然能养活一家老小。曹雪芹也很惊奇：“风筝之为业，真足以养家乎？”看来他还不知道被他视为游戏的那些技艺竟然能变成谋生手段。 曹雪芹写贾宝玉“不通世务”，也许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确切说，他不是不通世务，而是不愿通，不屑通，曾经也不必通。他的父祖辈赚了那么多钱财，如果不是因为康熙南巡和雍正抄家，足以保证他们几辈子衣食无缺，由着性子玩就是了，干吗要去通世务呢？ 可是到了靠山坍塌、家产净尽的时候，饭需要自己挣，家人需要自己养，他又不得不去通通世务。于是，他教书，画画，给官僚做清客（曹雪芹曾做过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师爷），只要能挣钱，又不过于违背自己的性格和原则，什么工作他都干。 靠皇帝系列一举成名的作家二月河，在《乾隆皇帝》中写曹雪芹靠糊风筝养活老婆孩子，虽是小说家言，应该也是事实。 一个卓越的小说家，靠早年无意中学会的几门手艺过日子，看起来似乎悲惨凄凉，其实不然。我的个人看法是，让优秀的作家挨饿受穷，当然不是正常的时代，但鼓励他被豢养，更不是正常的时代。跟在父祖荫庇之下没心没肺地吸食民脂民膏的贾宝玉相比，还是扎风筝的曹雪芹更可爱一些，您说呢？
艺术家或者高级技师如果您仔细读过本章前面那一大段啰唆的导言，应该还记得这句：曹雪芹在某些方面确实称得上全才。 一点儿也不夸张，他还真是个全才。 首先，他会刻章，怎么选料，怎么运刀，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得心应手。 其次，他会糊风筝，还能自己设计出很多新鲜的样式，譬如能让风筝发出雄壮高亢的钟鼓之声。放风筝放得也出神入化，能同时放起八只风筝，让它们在空中表演老鹰捉小鸡。 再次，他精通编织技术，会用青草、柳枝和竹子编出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另外，还会捏泥人，会雕竹器，会像一个巧媳妇那样织补衣服。《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然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这些绝活儿实际上是曹雪芹在做，而不是晴雯在做。 最后，他还是个美食家兼大厨，不但懂吃，还擅长烹调。他的好朋友敦敏是北京土著，没吃过淮扬菜，他说：我做给你尝尝。挽起袖子操刀下厨，三下五除二做了一道“老蚌怀珠”，敦敏一尝，鲜得差点儿咬掉舌头。 曹雪芹之所以会这么多手艺，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他聪明，这一条看《红楼梦》就能看出来，一个笨人累死也写不出那么多生动的人物和那么多丰富的细节。第二，他是世家子弟，吃过见过，家道完全败落之前，每天见到的东西不是精雅的艺术品就是精巧的艺术品，老话说“观千剑而后识器”，见得多了，自然而然能掌握几手绝活儿。第三，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个曹雪芹在某些方面跟《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有一比的，至少俩人都曾长时间的“不务正业”，有时间有资本也有兴趣去玩，玩来玩去，就玩出一个“王世襄”来了。还真不是开玩笑，曹雪芹要是能活到现在，绝对是又一个王世襄。
每年一笔助学金好在曹雪芹还有一笔津贴：助学金。 曹雪芹是否中过举人，说法不一，但他肯定中过秀才。秀才中举之前，还要定期再参加几次选拔考试，考试成绩特别好的秀才，可以做廪生，廪生能领一笔助学金。这笔助学金有多少呢？“岁给四两。”（《清稗类钞·教育类》）一年只有四两。加上这笔助学金，曹雪芹一年的收入应该在三十两到五十两之间，折算成人民币，也就一两万元。 年收入一两万，跟其祖曹寅比，天差地远，跟普通百姓比是高还是低呢？曹雪芹同时代的文学家洪亮吉说过，一个小商贩一天能挣一百文，一个教书先生一天也能挣一百文，一个低级工匠忙活一天的收入也是一百文，可见士、工、商三个行业的平均年收入不会低于四万文。当时九百至一千文铜钱能兑换一两银子，四万文大约相当于四十两银子到四十五两银子。这么一对比，曹雪芹的收入跟小商贩小工匠和普通教书先生的收入大体相等，考虑到他经常换工作，其实际收入可能还要低于小商贩小工匠的平均收入。 现在对曹雪芹的主流看法是，此人幼年锦衣玉食，成年后很清贫，吃了不少苦。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个看法相当靠谱。
曹雪芹的工资曹家属于清朝八旗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清军入关后，曹家世代都在内务府任职，这些背景给曹雪芹带来了一些好处，譬如到了上学年龄，他可以去不收学费的公办学校就读，而且还能领到一些生活补贴，而广大汉民却享受不到这种福利。 大约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曹雪芹进了咸安宫官学读书，这所学校收的学生主要是内务府三旗子弟，平日教汉文，也教满文，学生基本包就业，毕业后有机会去内务府、六部和地方衙门当小科员。 曹雪芹在咸安宫官学成绩怎样，于史无载。有意思的是，大约二十年后，那个后来成为清朝最著名贪官的和珅也到了咸安宫官学就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曹雪芹跟和珅是校友，而且还是和珅的老学长。和珅刚入学的时候，曹雪芹还没有去世，假设咸安宫官学举办校友会，那么一个未来的贪官和一个伟大的作家是有可能见上一面的。 从咸安宫官学毕业后，曹雪芹极可能去了内务府，做了一个没有品级的笔帖式。 在内务府没干多长时间，曹雪芹跳槽去了右翼宗学——专供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中没有官爵的宗室子弟就读的公费学校——教书，可能做了教习，也可能做的只是助教。 大约在右翼宗学干了三年，曹雪芹辞去公职，搬到北京西山某个小村子里当隐士去了。 传说他还给某个满人贵族当过家庭教师，具体在什么时间，暂不可考。只知道那个贵族给他的待遇很低，也不够看重他，他再次辞职，炒了人家的鱿鱼。 做笔帖式和宗学教师的待遇并不高，我们看康熙年间在江宁织造府任职的笔帖式发薪记录，一个七品笔帖式一年下来实际能领的工资只有三十六两。曹雪芹这个笔帖式是没有品级的，年薪应该更低。至于宗学教习，年薪是四十八两，助教的年薪则只有二十四两。家庭教师收入更低，跟曹雪芹同时代的某徐姓举人在一富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吃住之外，一年能挣三十两。曹雪芹不是举人，是个秀才（一说曹雪芹中过举人），以秀才身份当家庭教师，薪水不大可能比举人高吧？
抄家后的日子家产被抄以后，当时曹家的当家人、曹雪芹的爸爸曹丢了工作，带着曹雪芹到北京定居。曹家在北京本来有三套房：内城两套，外城一套[1]。其中一套位于贡院西街，我去过那个地方，现在那儿的高档商住公寓已经卖到一平方米八万，买一套三百平方米的复式户型，得花两千多万，而且还不是光有钱就能买，还得凭“身份”，商界名人和政界名人准入，娱乐界小明星的不要。 这三套房，抄家时都归了公，包括曹家原先在南京和扬州购置的八九处房产，以及康熙赐给曹家的房子，都变了主人，不再属于曹家所有了。换句话说，曹雪芹一家没了房子。 没有房子，他们住哪儿呢？刚到北京那会儿，借住在寺院，后来雍正觉得一个窝都不给人家留，似乎做得太狠，于是法外施恩，又分给曹家一套房子。这套房位于蒜市口，现在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房屋不算少，总共十七间半，跟普通市民相比，还算是宽宅大院，可是要跟曹家原来的住处比起来，那就简陋多了。您知道，曹雪芹小时候住在江宁织造府，那地方东到利济巷，西到碑亭巷，南到吉祥街，北到长江路，占地面积七八万平方米，顶得上一个小规模的社区了。从南京搬到北京，曹家的仆人少了（原先有一百名左右，抄家后，一部分仆人被雍正分给了大将军年羹尧），房子小了，眼睛一眨，凤凰变鸭，曹雪芹虽然才四岁，也能体验到强烈的落差感。 不过我总觉得曹雪芹幼年时代在北京过得应该还算幸福，至少在物质上不至于匮乏。因为他爸曹也曾手眼通天，抄家之前不可能得不到一点儿消息，几辈子的积蓄不可能全让雍正拿走，他肯定会瞒报一批，肯定会往亲戚朋友或者下人家里寄存一批。有个说服力很强的例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让曹如实报告全部家产，曹赌咒发誓说，我们祖孙三代虽然在南京做了五六十年的官，却从来没有在南京购置过一套房子，现有的房产也就四处而已。可是抄家的时候，却抄出了十三处房产，请问多出来的那九处房子是从哪儿来的？曹瞒报了嘛！偷偷寄存财物也有明证：康熙的八儿子胤禩送过曹寅一尊镀金佛像，抄家之前曹家把它寄存到佛寺里，只不过运气太差，后来又被查了出来。 用刘姥姥的话说，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曹家再败落，比普通百姓还是优裕得多。咱们探讨过，曹寅做巡盐御史时，一年的灰色收入能达到十万两，即使曹家稍微藏一点点积蓄在外面，也够全家人在北京过几年日子了。当然，还得看他们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如果还是像抄家之前那样花天酒地，那肯定撑不了几天。
为什么抄家跟当时其他大多数官员比起来，曹寅和曹父子俩都不能算是贪官，他们对清廷足够忠诚，也有相当出色的工作能力，无论是江宁织造衙门还是两淮盐政衙门，都让他们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是您知道，到了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刚刚四岁的时候，他们曹家却被抄了家产，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条。 一、曹寅曾经多次挪用公款，后来又没能及时归还。 曹家做巡盐御史，收入是很高的，但架不住后来花钱的地方太多。同僚之间随礼，那是小钱，向皇亲国戚进贡，就得出血本，曹家给康熙的二儿子胤礽、八儿子胤禩以及爵封郡王的纳尔苏送钱，出手都是几千两几万两，你不给，那些人主动上门敲诈，把曹家当成了他们的自动取款机。另外曹家每年还得向皇帝进贡，每次进贡的开销，没几万两银子也是办不来的。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收录了曹玺给康熙进贡的一张礼单，里面竟然有董其昌的书法、黄庭坚的书法、沈周的山水画、秦朝的古镜、汉玉的镇纸，这张单子没有《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交宁府的租米单子内容丰富，但价值绝对犹有过之。 曹家花钱最厉害的地方，是招待康熙南巡。康熙南巡六次，倒有四回住进了曹家，究竟每回糟蹋了曹家多少钱，现在不得而知，《红楼梦》第十六回贾琏的奶妈赵嬷嬷回忆她小时候贾府在扬州接待康熙大驾：“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想来没有夸张。 康熙南巡，把曹家折腾得精光，完了曹家还得“叩谢天恩”。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曹寅前脚把皇帝送走，后脚写奏章颂圣：“皇上巡视东南，凡经过地方，欢呼载道，臣寅生逢盛世，已属庆幸，乃蒙天恩普惠，下及全家。”这是表面上的客气话，可能他心里正犯嘀咕：您丫千万可别再来了，再来我们实在侍候不起啦！ 侍候不起也得侍候，家里存款不够，就挪用公款，结果越挪用越上瘾，截至曹寅去世，竟然挪用了190万两！ 二、曹寅、曹父子曾经跟雍正的竞争者结交，触犯了新任皇帝雍正的忌。 曹家当年进贡的对象当中，胤礽是康熙早年立的太子，钦定的皇位接班人；胤禩是太子胤礽被废后大臣们心目中的未来皇帝。这二位都是雍正竞争皇位时的竞争对手，后来雍正即位，打击异己，捎带着也把曹家列进了黑名单，所以曹家被抄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管曹寅有没有挪用公款，雍正都会抄他的家。
人民的血压普遍高起来了当我算出曹寅这个巡盐御史兼江宁织造每年灰色收入至少4000万之后，血压不禁为之一高。其实不光我，曹寅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血压都为之一高。 人民群众血压高，不是让曹寅的收入吓的，是吃盐吃的。 您知道，一个正常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最好别超过6克，不然时间长了容易导致高血压，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可曹寅那个时代，国家给老百姓定的买盐指标是每人每年17斤。清朝的斤比现在的斤大，一斤有600克，算下来，平均每人每天需要用掉28克盐，才能完成买盐指标。就当时老百姓的收入而言，官盐零售价很高，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没必要买这么多，可他们不买这么多，巡盐御史们的卖盐指标就完不成。怎么办呢？康熙皇帝让各地的巡盐御史“竭力续催”，鼓励地方官像搞强制贷款那样提前半年把官盐贷给老百姓，你贷也得贷，不贷也得贷，到秋后再让老百姓用铜钱、粮食或者蚕茧还账。而康熙自己呢，倒听从西医的教导，“不食盐酱咸物”（《清稗类钞·饮食类》），努力把食盐摄入量控制在正常范围。 朝廷之所以逼着老百姓多买盐，是因为能从食盐专卖当中获得暴利。康熙年间的财政收入、巡盐御史的私人钱包，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人民群众的食盐消费。包括康熙本人也从食盐专卖中落了不少好处，他过生日以及后来巡视江南，那惊人的开销主要来自于江淮盐商和盐政衙门的“进献”。所以，为了财政，为了官僚的钱包，为了皇帝的享受，老百姓应该多买盐，多吃盐，他们的血压应该高起来。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其实良知未泯，他见各级官僚借助食盐敲骨吸髓坐地分赃，给康熙写信，说咱们现在太黑暗了，应该改一改，康熙却批示道：“此一款去不得，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意思是灰色收入也不多，还是别查了，不然会得罪地方官的。 曹家是康熙的家奴，主人说什么，奴才得听从，于是曹寅不主张查账了。几年之后，康熙让他考察江南、江西、湖广、河南等地官员谁贪谁廉，曹寅的考察结论是：他们都是好官，工作都很认真，居官都很清廉，没有一个贪污的。连皇帝都在坐地分赃，还查什么查？和光同尘，闷声发大财。
靠盐吃盐像历朝历代大多数官员一样，曹家三代之所以能够发大财，主要是靠了灰色收入。 前面说过，曹玺、曹寅和曹爷儿仨都干过江宁织造，这个官职，管着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国营纺织厂，负责给宫廷加工布料和衣服，顺便还主持着丝绸进出口生意。清朝前期，朝廷管织造管得很严，曹家爷儿仨当江宁织造，并没有多大油水，真正给曹家提供油水的职位，不是江宁织造，是巡盐御史。巡盐御史负责食盐专卖，类似现在的盐务管理局局长，但它的实际权力要比盐务管理局局长大得多。 在《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姑父、林黛玉的爸爸、探花郎林如海，当的就是巡盐御史。现实生活中，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当的是巡盐御史——曹寅在世时，曾经和他的大舅哥、曹雪芹的舅爷、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一职，权力最大时，他俩同时管着六个省份的食盐专卖。哪六个省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河南。 清代的食盐专卖利润极大。譬如广东沿海，一包盐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加一块儿，才0.18两银子，而出售的时候，批发价就有0.23两银子，终端零售价则高达每包0.4两左右。这当中的差价，一部分归政府所有，一部分归盐商所有。 盐商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为了获得销售食盐的合法手续，盐商们必须通过层层审批，而为了通过层层审批，他们又必须向巡盐御史和其他官员送上大笔贿赂。这些贿赂往往多得惊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卷记载，某广东盐商为了顺利开业，向海关门卫行贿4000两，向海关其他人员行贿2600两，向总督门卫行贿200两，向总督手下其他人员行贿1420两，向巡抚衙门行贿1010两，向南海知县行贿1000两，向南海县衙门卫行贿200两，向南海县衙其他人员行贿192两，向巡盐御史行贿最多：55000两。 曹寅在历史上名声很好，盐商的贿赂，他未必笑纳，他有一项“正当收入”：羡余。曹寅当巡盐御史之前，江南盐政衙门每年收的羡余是30万两，这些钱都被巡盐御史及其下属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等曹寅做了巡盐御史，羡余照收不误，而且还加码了，一年能收到55万两到56万两！依照官场常例，五十多万两银子不可能让曹寅独吞，他得分给盐政衙门里有品级的满洲笔帖式（负责翻译、抄写、计算和其他杂务的文职科员，有的拥有七品、八品官衔，但大多数没有品级）一部分，分给两江总督一部分，分给漕运总督一部分，分给扬州知府、江宁知府各一部分。他还兼任江宁织造，这江宁织造是个“亏本生意”，不但不能帮他多弄钱，还老得让他倒贴（其实苏州织造也需要倒贴，这也是康熙让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俩人轮流担任巡盐御史的原因。简单说，就是让他们通过做巡盐御史多弄外快，以弥补做织造的损失），所以他还得分一笔钱给江宁织造衙门来冲销坏账。这样分下去，最后剩给曹寅的蛋糕就只有一小块了。虽说只有一小块，那数目也很惊人：整整10万两，换成人民币是4000万。 一年4000万，远远超过那点儿薪水和办公经费，曹家为什么有条件养戏子？曹雪芹小时候为什么能够锦衣玉食？想必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工资是形式实在讲，曹玺、曹寅、曹�这爷儿仨的工资并不高。譬如曹玺，按规定，年薪只有130两银子，另有108两归他自由支配、名义上是办公经费、实际上是岗位福利的工作津贴，把年薪和津贴凑一块儿，总共238两，曹玺风格很高，年薪只领一半，工作津贴一文不要，这样每年领到的银子只有65两。曹寅的工资相对高一些，年薪105两银子，工作津贴108两银子，其中工作津贴一文不要，年薪按标准全支，每年实领薪水是105两。到曹�那一代，实领薪水跟曹寅时一样，也是一百多两，这时曹家已经“不得圣意”，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曹�时不时还要捐出一笔远远超过其薪水的巨款。比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曹�一次捐了白银3000两，作为买骆驼的费用给朝廷做了贡献，算到后来，他领到的薪水实际上就是负数，等于没有薪水，还得倒贴。 恐怕再单纯的朋友也看得出来，如果靠薪水的话，曹家是不可能过上《红楼梦》里那种锦衣玉食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的。别说过奢侈生活，光养戏子、送人情、向皇族行贿，曹家都担负不起。您算算，曹家养一年戏子得多少钱？七百多两银子。同僚家办丧事，送一回人情得多少钱？两百多两银子。曹家爷儿仨就是不发扬风格，薪水补贴完全照领，捐款之事永远不干，一年下来才多少钱？两百多两银子而已。够他们花吗？远远不够。
曹家的阔绰二百多年来，大伙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一直有争论，但最近几十年的主流舆论还是认定曹雪芹写了《红楼梦》，至少认定他写了《红楼梦》的前面大半部。 曹雪芹这个人，活着时名气不大，又没做过大官，关于他本人的资料，能见到的少之又少，倒是他的长辈留下了相对清晰的人生记录。 曹雪芹的长辈，来头不小。他的曾祖父曹玺，曾经以钦差身份任江宁织造。他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小时候的八个奶妈（四个乳母、四个保姆）之一，生前诰封一品夫人。他的祖父曹寅，做过江宁织造兼巡盐御史兼通政使司通政使，官居三品。他的父亲曹頫，也曾经以钦差的身份任江宁织造。他的一个姑姑，嫁给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平郡王纳尔苏。所以曹雪芹跟陶渊明、白居易、包拯、李清照以及传说中他的先祖曹操一样，也是官二代（确切说是官四代）。 不光是官二代，他还是富二代——曹玺、曹寅、曹頫祖孙三代以世袭的方式垄断江宁织造一职的时候，他们曹家是非常有钱的。 《红楼梦》里曾经花大量笔墨描写宁、荣二府的阔气和排场，那是小说家言，不能当成是曹家的翻版。不过曹家确实曾经像小说里贾府那样阔，举几个例子： 一、花高价养戏子。 据康熙四十七年（1708）曹寅的家人描述，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康熙四十七年，曹家光养戏子，就花了将近3000两银子。那时候，一两银子能在南京购买一石大米，清朝一石是80公斤，现在大约需要400元能买这么一石米，单从粮食价格角度折算，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400元，3000两就是120万元。家里要是没俩糟钱儿，是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养戏子的。 二、斥巨资送人情。 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的老师兼顾问、原礼部尚书熊赐履在南京去世，当时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正在南京做官，按礼节得去熊赐履家里拜祭，曹寅一出手，就拿出了240两银子作祭礼，给了熊赐履的儿子。前面说过，一两银子相当于400元人民币，240两相当于多少？将近10万！随手这么一送，就把今天小白领一年的存款给送掉了。 曹寅给康熙的儿子送礼更大方。康熙四十四年和康熙四十六（1707）年，太子胤礽先后两次向曹寅“借钱”，曹寅都“借”了，每次“借”的数额都是两万两。这两笔银子，加起来是1600万元。 三、有大批房地产。 曹雪芹幼年时期，家产被抄之前，曹家在北京有住房两所，在南京、扬州、苏州三地有住房11所，共有13处房产。田产有8处，共1967亩[1]。 康熙的老师熊赐履，死前家里不过拥有两所住房、一百多亩土地罢了。熊赐履的家产，在当时高级官员当中已经属于中等水准了，可跟曹雪芹家相比，那是相当寒碜。
曹雪芹的生活来源开篇《红楼梦》这部书，一面世就受到追捧，晚清时还毁誉参半，一入民国，就夸得多而骂得少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年，“红学”长盛不衰，《红楼梦》的地位更加被抬到高得不得了，在某些红学家和“红粉”嘴里，它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包罗万象的活百科全书”“既有最精彩的审美形式，又有最闪光的精神内涵”“它的哲学思想可以延伸到整个宇宙”，等等等等。 我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好书。说它好，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故事编得圆，没有漏洞，或者说很少有漏洞；二是里面的人物都讲人话，一个人一个口气，听声音就能想出他的模样来，不像琼瑶剧里的主人公，动不动就挤出一长串排比句，每个排比句上还粘着一长串形容词，一看就不是活人的表达；三是写得从容，那么厚的内容，那么多的人物，居然清清楚楚一丝不乱，从头到尾不急不躁，该详则详，当略则略，既不偷懒耍滑，也不刻意用力；四是功德无量，您想啊，《红楼梦》的作者虽然穷困潦倒，但这部书却出人意料地养活了不少红学家，能不功德无量吗？ 功德无量归功德无量，要说这部书有多么惊人的伟大思想和多么深邃的哲学内涵，恕我不敢苟同。《红楼梦》有影射，有暗语，有符号，这些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东西，“索隐派”红学家早就帮我们揭秘过。看了那些揭秘，我们或许会赞叹《红楼梦》作者的聪明和巧妙，或许也会对作者的煞费苦心报以同情，但影射毕竟不等于思想，暗语终究不等于哲学，是吧？现在某些红学爱好者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学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把一部《红楼梦》翻到稀烂，最后总能翻出来几条惊人的宇宙奥秘。但照我看，这宇宙奥秘恐怕只能算“格物者”自己的思想，而跟被格的“物”无关。譬如您扔给我一颗苹果，我不想吃，又不想丢，关起门来整天研究它的“哲学内涵”，那么在它烂掉之前，我想我是可以从中看出一整套六十四卦来的。 我的愚蠢看法是，整部《红楼梦》的哲学思想，依然逃不出佛教的因果、道教的福兮祸所依和宋明理学的性理主张，总之还是老一套。要论哲学成就，它不但远远比不上同时代西方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远远比不上在它之前王阳明师徒的《传习录》。当然，你让卢梭和王阳明俩人去写大部头的小说，保险也没有《红楼梦》精彩，这就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所以“红粉”们再爱《红楼梦》，也没道理非把其作者打扮成一个全才，虽然曹雪芹在某些方面确实称得上是全才——后面我们会说到。 另外，我很不喜欢《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我统统不喜欢，尤其贾宝玉，整个一伪娘，一点儿男人味都没有，这小子得亏不是我弟弟，不然我一天揍他八遍，不信治不了他那些贱毛病。 撂完这些狠话，我有点儿后怕——你们广大“红粉”朋友肯定很生气，我揍贾宝玉不大可能，你们揍我倒是绝对有可能的。那么好，我恳求你们饶恕我，因为我虽然不喜欢贾宝玉，却非常欣赏曹雪芹。
工资不够花，稿费来养家海瑞是清官，这一条货真价实，无可挑剔。不过在工资之外，海瑞应该也有其他收入，譬如说，给人写墓志铭时能拿一笔稿费。 江西龙南县县令吴诚去世，其子孙请海瑞写墓志铭，海瑞写了几千字。浙江参政林宏宇的母亲去世，请海瑞写墓志铭，海瑞也写了几千字。广州禺山书院讲师梁端懿去世后很多年，地方官重修其坟墓，当时海瑞在浙江淳安当县长，官职虽小，名气很大，人们远赴淳安请海瑞为梁端懿写墓志铭，海瑞也欣然答应，写了几千字。 古人很看重声名，一个人死了，没条件立传作铭则已，只要有条件，必然请人写行状、作史传、刻墓铭，以求生平事迹得以记录流传。请的人，文采当然是越出众越好，名气当然是越响亮越好。很多时候，一个默默无闻的死者，会因为一篇出色的墓志铭而扬名天下，死者的子孙也会因为这篇墓志铭而世代增光。因为这个缘故，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墓志铭文体一直长盛不衰，写墓志铭的人也因而得到丰厚的报酬。像李清照的公爹赵挺之，做大官之前就曾经靠写墓志铭补贴家用，通常写一篇墓志铭，能换一大车财物。唐朝时墓志铭稿费标准更高，白居易给好友元稹写墓志铭，元稹的家人出手就送上稿费六七十万贯。唐文宗时，撰写墓志铭一度成了长安文人的一个职业，同行之间还存在激烈竞争，每有大官去世，其门前必定挤满争写墓志铭的家伙，吵吵嚷嚷跟赶集似的，为了及时获取情报，他们还在棺材铺注了册（录名于凶肆），一有人去世，棺材铺就赶紧通知他们，以便早先一步抢到墓志铭的撰写权。而真正有名气的写家，不需要跟人抢破头争活儿，唐朝的白居易，宋朝的范仲淹，明朝的海瑞，他们都是真正有名气的写家，用不着上门毛遂自荐，都是死者家属上门找他们，他们还未必愿意去写。 明朝墓志铭稿费标准如何，我手头缺乏具体数据，不过我知道元朝画家赵子昂曾经转托一位名家为某太监的父亲写墓志铭，开出的稿费是五千两，数目相当可观。元明相去不远，海瑞洋洋洒洒写一篇几千言的墓志铭，所得稿费或许没有五千两那么多，但五十两总该有吧？丧家再小气，付给的稿费也顶得上他当县长时一年的工资了。 海瑞侄女婿梁云龙叙述海瑞提前退休后在海南老家的经济来源，只用了“交际所入”这四个字，意思是通过“交际”而获得的收入。海瑞不是交际花，这“交际”绝不是出卖色相的意思。按照他宁折不弯的性子，他也不大可能找当地官员打秋风。所以我的理解，这“交际所入”指的大概就是海瑞为人写墓志铭所得到的稿费。事实上，江西龙南县令吴诚的墓志铭、浙江参政林宏宇母亲的墓志铭，都是海瑞在海南闲居时写的，您要说海瑞写这些只是出于义务帮忙，不要一分钱的报酬，我不相信，毕竟这都是合法劳动赚来的正当收入，海瑞不至于拒绝。 明朝末年，浙江宁波有一名士叫叶谦，以办私学为生，学费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则稍为人应诗文之请以润笔”，靠稿费收入来补贴家用。他走的实际上是海瑞的路子：工资不够花，稿费来养家。
清官的遗产和贪官的积蓄说海瑞不贪，事例太多，这里只说说他的遗产。据梁云龙描述，海瑞去世之后，其生前挚友王用汲为他料理后事，找到的遗产只有白银十几两、衣服两三件，凑一块儿不到20两银子，连埋葬费都不够，还靠王用汲组织大伙捐款。 五十八岁那年，海瑞从省长任上提前退休，回海南老家闲居。到了七十二岁那年，铁血宰相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请海瑞出山，于是海瑞重入官场，做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后来又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代理吏部尚书的职务。他的职位，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是实实在在的高级官员。明朝官员工资虽低，但做到这一级别，年薪也有七百多石了，实际上每年能领到几百两银子，即使海瑞不贪，临死也该有些存款，而不至于只留下十几两银子的微薄遗产。推想起来，大概还是因为海瑞开销太多，官大了之后，仆人自然也多了起来，原先十几口人的家庭，变成了几十口人甚至上百口人的家庭，日常开支增长了好几倍。另外海瑞很喜欢帮助人，手头儿但凡宽裕点儿，就拿出来接济亲戚，所以老是攒不住钱。 跟海瑞同时代的那些高官，手头的积蓄可就惊人了。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是巨贪，其动产市值将近18亿元，在江西一省还拥有6600多间房产，这个咱们在《严嵩有多少不动产》一章已经探讨过。包括那个著名的改革家、继严嵩和徐阶之后做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积累的财产之多也能把人吓一大跟头。据说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查抄他的家产，搜出黄金2426两，白银107790两，另有黄金器皿617套、黄金首饰746件、白银器皿986套、白银首饰31件，还有犀角、玳瑁、水晶、象牙、琥珀、珊瑚、珍珠、玛瑙等等珠宝器物183件，这些财产总市值大约几十万两！抄家的官员还给张居正在北京的豪宅估了价，“居正在京住房，值价一万零六百七十两”。按当时一两银子相当于800元人民币估算，张居正的房子至少值8000万元，放到房价暴涨的今天，也绝对算得上是明星级豪宅。 严嵩和张居正的乌纱帽当然比海瑞大，工资当然比海瑞高，可要说这些惊人的动产和不动产都是他们的合法收入，是通过“省吃俭用攒来的”或者“投资炒房赚来的”，恐怕他们自己都不会信。
买不起房的四条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海瑞要在为官十八年后才买房呢？他不是作秀，是一直买不起。 之所以买不起，原因有四条： 一、明朝工资低。 譬如海瑞当县长时，理论上每年可以领到相当于90石米的工资，实际上由于“折色”的缘故，每年只能领到相当于54石米的工资。当时大米每两石才折合白银一两，54石米只能折合27两银子。比起唐朝中晚期和两宋时期县官动辄几百贯上千贯的年薪来，明朝县官的合法收入实在低得可怜。 年薪27两，比其他朝代的县官年薪低，比同时代农民工的收入当然高多了。再说那时候房价非常低，几十两银子就能买上四合院，海瑞不吃不喝攒两年工资，买房还是不成问题的。可海瑞不可能不吃不喝，他得花钱。不光他一个人花钱，一大家子十几口人都得花钱。 二、成家开销大。 海瑞是清官，不贪财，不过似乎挺好色。目前看来，他一生至少结过三次婚，纳过两回妾。您知道，娶妻得有聘礼，纳妾得有身价银，按照嘉靖年间风俗，结一回婚怎么着也得花个几百两银子，纳妾开支少一些，但几十两银子怕是少不掉的。假设海瑞娶妻纳妾都俭省着来，每次娶妻开销不超过三百两银子，每次纳妾开销不超过五十两银子，那么他老人家一生当中进六次洞房，总共造掉的积蓄也得在千两左右，够他买一大堆房子了。 三、全家花他一个人的钱。 海瑞做官之后，家庭人口一直都维持在十口以上。譬如五十五岁时在南京做官的时候，在任上跟着他一块儿过日子的，有他的老母亲，有他的妻子王氏，有王氏生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第一任妻子许氏生的两个女儿，有他纳的妾韩氏，还有服侍这一大家子吃喝拉撒的丫鬟仆人至少四位。您算算总共多少人？十几口。这十几口人是没有进项的，全靠海瑞一个人养着，经济负担当然很重。 有人说，古代都是大家庭，或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一个大家族住一块儿，几百口人的都有，海瑞一家才十几口，人不多嘛。还得请您明鉴，大族同居也就在隋唐以前昙花一现，进入宋元明清四代，大宗早已解体，大族早已七零八落，除了极个别复古守旧而且拥有极强号召力的遗老（例如范仲淹）有可能实现宗族共居的传统理想，把几百口人集结到一块儿过日子，其他绝大多数家庭，无论士农工商，都是过不了两代就“别籍异财”。您看明朝江南居民的人口统计，无论洪武年间、弘治年间还是万历年间，一户人家平均也就五口人而已，跟现代农村的家庭结构差不多。海瑞家里十几口人，已经是当时的大家庭了。 四、海瑞不贪，没有灰色收入。 这一条最重要。明朝官员当中，比海瑞妻妾多的，比海瑞开销大的，比比皆是，但最后闹得像海瑞那样穷到买不起房，整个明朝恐怕也就海瑞一个。是其他官员工资高吗？当然不是。他们贪，海瑞不贪，如此而已。
为官十八年，买了一套房海瑞死后若干年，他的侄女婿，官居湖广巡抚的梁云龙回忆说：海公做官做了十八年，才用多年积攒的工资买下第一套房子，这套房总共花了纹银一百二十两。 我读过海瑞年谱，海瑞二十八岁考中秀才，三十四岁考中举人，四十一岁那年正式进入官场，当了县教育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南平教谕），四十六岁升任县长（淳安知县），五十二岁调入财政部工作（户部云南司主事），五十五岁奉命出使南印度（波罗），当年升任信访总局副局长（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五十七岁那年以监察部副部长的身份做了一省之长（右佥都御使总督粮储巡抚应天十府），一年以后，申请辞职，提前退了休，去老家海南买房定居。 从四十一岁做教育局局长开始算，到五十八岁那年离开省长岗位，不多不少，海瑞刚好做了十八年官，梁云龙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正确的。
海瑞的开销细一瞧，明朝房价不算高。 景泰八年（1457），徽州祁门县居民李添兴卖房，厨房一间，猪圈一个，只要纹银4.3两。 万历元年（1573），徽州休宁县居民吴长富卖房，占地半分的小宅院，只要纹银2两。 万历四十二年（1614），徽州休宁县居民王元浚卖房，正房3间，厢房3间，门面3间，卖了纹银50两。 天启二年（1622），徽州休宁县居民姚世杰卖房，一间平房，建筑面积50平米，卖了纹银8两。 只需要花几两银子，就能买房屋一间或小院一座，如果花上几十两银子，够买一所像模像样的住宅了。以上这几宗房屋买卖，都发生在农村，明朝城市的房价有多高呢？崇祯十三年（1640），北京市正阳门大街居民傅尚志卖房，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只有33两。也就是说，即使在首都北京，花上几十两银子，也能买上一套四合院。 关于明朝房价之低，还有一条证据：成化十四年（1478），朝廷给分封于各地的朱姓子孙发放购房款，皇帝的哥哥、弟弟、叔父、伯父，每人能领上千两，用来购买超级豪宅；皇帝的堂哥堂弟堂伯堂叔，每人能领几百两，用来购买不那么豪华的豪宅；关系疏远一点儿的，像明宪宗二叔家三孙子的四侄子，只能领到几十两，用来购买相对普通的住宅。这说明，几百两乃至上千两的房子肯定有，但几十两一套的住宅也存在，而且不可能太差，因为在他们皇族子弟眼里是最低档次，在普通百姓眼里至少是小康标准。 几十两银子一套房，这房款并不难挣，万历年间，北京劳务市场上，普通民工忙活一天，能挣纹银5分，也就是0.05两，如果一年365天都有活儿干，能挣18两银子，不吃不喝的话，两年工钱就能买一套四合院。您瞧，当时房价可有多便宜！ 可奇怪的是，明朝房价虽然如此之低，那位著名的清官海瑞还是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力气，才买上一套房。
房产的市值，估价的猫腻看看嘉靖四十一年（1562）负责查抄严嵩家产的官员所做的估价记录就知道，南昌市区广积仓那幢别墅，三进大院，东西两跨院，344间房，总共只估了6550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不过524万元；宜春市区淳化坊那幢别墅，东西两跨院，96间房，总共只估2274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不过182万元。搁现在，甭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就是在南昌老城，砸几百万元出去，能买两套三居室就不错了，想跟严嵩那样弄几进大院几百间房子，简直天方夜谭。 负责查抄家产的官员对严嵩在江西省内所有房产所做的估价是86350.8两，折合人民币不到6900万元。 从常理上推想，负责查抄严嵩家产的官员为了中饱私囊，绝对有可能故意低估严嵩的房产市值，这样好在拍卖时大捞回扣。这个推想可以从《金瓶梅》中得到一些不太有力的佐证——《金瓶梅》第五十六回，西门庆的结义兄弟常峙节要买房，朋友帮他做预算：“一间门面、一间客坐、一间床房、一间厨灶──四间房子是少不得的。论着价银，也得三四千多银子。”您知道，《金瓶梅》讲的虽然是宋朝故事，写的却是明朝生活，四间房子的一处小院落，就要三四千两银子，而严嵩家那些大别墅，几百间房的只估六七千两银子，几十间房的只估两三千两银子，似乎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当时负责查抄严嵩家产并做出估价结果的负责人叫成守节，官任江西巡按，他把估价结果呈报上去之后，嘉靖皇帝批示道：“现在有关部门变卖贪官的不动产，往往殉情作弊，所估价格还不到市价的三成，看了你这个估价结果，我不太放心，还是交给户部和兵部两个部门仔细审查审查吧。”说明嘉靖也觉得严嵩房产的估价结果有猫腻。 成守节有没有把估价结果交给户部和兵部仔细审查，户部和兵部有没有帮着成守节通同作弊，嘉靖最后有没有处罚成守节，这些事情都于史无载。不过我敢断言，这个江西巡按成守节跟严嵩一样，一定也是个贪官，因为在严嵩倒台之后，清官海瑞巡抚江南，大搞劫富济贫的退田运动，触犯了大批贪官的实际利益，当时成守节任御史之职，极力弹劾海瑞，使海瑞不得不提前退休，致使利国利民的退田运动中途夭折。 事实上，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查处巨贪严嵩一案中，不光负责查抄家产的江西巡按成守节是贪官，那位斗倒严嵩的幕后主使、后来接替严嵩而为内阁首辅的徐阶徐大人更是贪官——严嵩在其江西老家有田不到3万亩，而徐阶在其江苏老家却有田24万亩，光看田产，他比严嵩还要贪。 由此可见，那时候的反腐败，不过是一个贪官去反另一个贪官罢了。
古往今来房子最多的贪官刚才我们一直说，严嵩有17.8亿元的家产。这句话其实很不严格，因为这17.8亿只包括严嵩家的动产，不包括其不动产。 严嵩家的不动产，从数量上要比其动产更吓人。 从地域上看，在北京，在江苏，在江西，严嵩都有房子。这里抛开北京和江苏的房子不谈，专列他在江西的房产。 在南昌市区，严嵩有两处别墅，一处在广积仓，一处在洗马池，其中广积仓那处别墅，南北三进大院，东西两套跨院，建有楼房及瓦房共344间，东北角还开辟了一座非常宽敞的大花园。 在南昌县城，严嵩有6处别墅，其中广润门内一处，有楼房3栋；忠臣庙旁一处，有房285间；福神庙旁一处，有房385间；蓼洲巷一处，有房54间；进贤门外一处，有房230间；顺化门内内一处，有房78间。 在新建县，严嵩有4处别墅，其中德胜门内一处，有房25间；薇垣坊一处，有房16间，章江门内一处，有房66间；永和门内一处，有房24间。 在宜春市区，严嵩有12处别墅，其中宣化坊一处，三进小院，带花园，有房44间；军器局隔壁一处，三进大院，带花园，有房284间；淳化坊一处，东西两套跨院，有房96间；熙春坊一处，东西两套跨院，有房119间。另外，南城一处，北城一处，东门外4处，务本坊、朝真坊各一处。除了这12处别墅，严嵩还在宜春市区拥有887间普通住宅和944间临街商铺。 在分宜县城，严嵩有10处别墅，其中一处有房69间，归在严嵩的孙子严鸿名下；一处有房60间，归在严嵩的另一个孙子严绍庆名下。在分宜县城郊，严嵩另有240间房屋；在分宜各乡镇，严嵩另有812间房屋。这些房子也分别归在严嵩及其子孙的名下。 严嵩光在江西一省就有6600多间房产，无论建筑面积还是占地面积，都远远超过其他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拥有多套住房的贪官”。
一家三代的年薪当然，我们不能说这17.8亿家产全是严嵩贪污所得，作为朝廷要员，他也有相当优厚的合法收入。譬如说，每年能领到1044石的薪水。这1044石是个理论数字，即理论上应该发大米1044石，重83520公斤，折成人民币，大约40多万元。而实际上，有时候发成纸币，有时候发成布匹，有时候发成银两，有时候发成胡椒，有时候发成香料，有时候发成茶叶，有时候打成欠条。如此名实分离的发工资，在明朝叫作“折色”，“折色”的结果，往往是实际发放的工资要比理论上应该发放的工资低得多。譬如严嵩，理论上年薪40多万元，实际上领到的年薪极可能连20万元都不到。 我们退一步，假设朝廷优待严嵩，对其年薪不予“折色”，每年实打实的发给他相当于40多万元的1044石大米。再假设此人秉政20年当中，一直兢兢业业，一直受嘉靖首肯，从来没有受到过“罚俸”“停俸”等扣发工资的处罚。最后我们再假设严嵩不吃不喝，平日里没有哪怕是一分钱的开销，把每一笔工资都存起来。那么，终严嵩一生，他也最多只能攒下八九百万元的积蓄。 有朋友说，严嵩的家产不光是严嵩自己挣的，他儿子严世蕃、孙子严绍庆也都在朝做官，都有丰厚的薪水。没错，可严世蕃一生最高的官职无非就是个工部左侍郎，三品的官，年薪不过420石；严绍庆是尚宝司丞，六品的官，年薪不过120石。所以即使把严家三代所有合法收入都算上，跟其17.8亿元的家产一比，还是少得可怜。换句话说，严嵩那些家产，主要还是来源于不合法的收入。
严嵩贪了多少钱咱们先看严嵩贪了多少钱。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邹应龙举报严嵩父子卖官鬻爵，嘉靖皇帝龙颜震怒，把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关了起来，一面派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四部门会同审问严氏父子的犯罪事实，一面派江西巡按去调查严嵩的家产（严嵩老家在江西省分宜县，所以派江西巡按去查）。 调查历时三个多月，终于弄出了一个大概结果——严嵩家产计有： 金锭450枚、金条461根、金饼109块、金叶子14包、碎金子17包，以上纯金共重13171.65两； 金壶、金瓶、金盂、金盆、金缸、金碗、金钵、金盘、金杯、金爵、金勺、金镇纸、金果盒等纯金器皿3185件，共重11033.31两； 宝石器皿367件，共重1802.72两； 珠宝首饰2087件，共重3300两； 黄金发髻21套，共重99.6两； 银锭及散碎银子若干，共重2013478.9两； 各种纯银器皿1649件，共重13357.35两； 银质首饰628件，共重253.85两。 此外，严嵩家里还藏有大批的象牙、犀角、玳瑁、沉香、檀香、丝绸、布匹，汉代、晋代、唐代、宋代的古玩玉器，以及顾恺之的《卫索像》、吴道子的《观音像》、阎立本的《职贡图》、王羲之的《家景图》、怀素的《自叙帖》、张旭的《春草帖》、韦庄的《借书帖》、王维的《辋川图》、宋徽宗的《鸟兽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赵大年的《春禽图》、范宽的《万里江山图》、苏轼的《潇湘竹石图》、米芾的《研山图》、赵伯驹的《赤壁图》、赵子昂的《骏马图》、唐伯虎的《兰亭图》、文徵明的《潇湘八景图》、祝枝山的《文赋草圣图》等名人字画3201幅。 以上所有财产在当时总共能值多少钱呢？负责调查的官员给出了一个具体数目：2226382两。据嘉靖四十一年物价，一两白银能买两石大米，当时一石米重约80公斤，现售人民币400元左右，由此可知，那时候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等于人民币800元，2226382两白银即是人民币17.8亿元。
近两年查处的贪官，似乎都有这么几个共同点： 一、贪了很多钱（这是废话，不贪钱，那也不叫贪官了）。 二、贪了很多色。 三、贪了很多房。 这些贪钱贪色又贪房的新时代贪官，要是跟明朝嘉靖年间的老一辈贪官严嵩比起来，贪色或许犹有过之（严嵩之子严世蕃妻妾如云，但严嵩一辈子却只娶了一个老婆，未见男女作风问题），在贪财和贪房方面就差得远了。
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胡宗宪在狱中自杀后，徐文长精神失常，怀疑妻子张氏有外遇，怒而杀妻，入狱数年，被朋友托关系释放出来。出狱之后，为了求生存，徐文长继续做他的绍兴师爷。目前已知的，在胡宗宪死后，徐文长还给礼部尚书李春芳、宣府巡抚吴君泽打过工，但都没有受到重用。其中给李春芳打工大约一年，李只给了他六十两银子，徐文长很生气，试图把这些银子还给李，没有成功，赌气辞职。这时候，徐文长非常怀念胡宗宪，非常怀念受重用受优待的那段日子。 胡宗宪活着时，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是有功劳的，但他爱贪污，爱献媚，人品实在不怎么样。可是在徐文长眼里，胡宗宪是伯乐，是恩人，是千古圣贤。胡宗宪活着时，徐文长向他写过很多感谢信；胡宗宪死后，徐文长写诗、写祭文来纪念他。无论感谢还是纪念，他都发自内心。 徐文长爱屋及乌，对胡宗宪的两个儿子也很敬爱，当年这二位公子从浙江回安徽老家参加科举考试，徐文长主动去送，还写诗赠别：“翩翩公子风毛长，幕里辞亲彩服扬。共羡连枝承雨露，哪堪分手在河梁。……自古世臣元济美，看君此去有辉光。”（《送绩溪胡氏两公子》）这可不是拍马屁，是发自肺腑的赞扬。在徐文长心里，因为胡宗宪“好”，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自然也“好”。讽刺的是，两位公子回去途中，一路耀武扬威，住进只有官员出公差时才能入住的国营招待所（驿站），还嫌接待的规格太低，把招待所所长吊起来暴打。时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海瑞义愤填膺，当即抓捕俩人，一人给了二十大板，两公子很快老实了。徐文长希望他们“此去有辉光”，是料不到会有这种“辉光”的。即使料得到，即使徐文长亲眼见到两公子作恶，他也绝不会责打他们，因为，两位公子的父亲是他的伯乐，于他有知遇之恩。 某当代人说过，没钱的文人，很容易变成文奸。徐文长当然不是文奸，但他确实没有钱，确实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因而也确实丧失了某些原则。这实在是个教训。我希望自己永远不需要在经济上依附谁，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保持一点独立人格。
遥想当年酬字堂7从二十岁成家，到四十多岁写《镇海楼记》，当中二十多年的时光，徐文长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属于他自己的住所。当倒插门女婿的时候，他住岳父家的房子。不当倒插门女婿的时候，在外面租房。绍兴的胡同，杭州的寺院，都有他租房的记忆。 他为自己写过墓志铭：“籍于学宫者二十六年，食于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当秀才当了二十六年，吃秀才的皇粮补贴吃了十三年，考举人考了八回，始终没能考中，被人家耻笑。在偏僻简陋的小胡同里租房子，家里只能储存一丁点儿侥幸得以保命的粮食，这样子又过了十年。 他还写过一首搬家的诗： 十度移家四十年， 今来移迫莫冬天。 破画一束苦湿雪， 折足双铛愁断烟。 罗雀是门都解冷， 啼莺换谷不成迁。 只堪醉咏梅花下， 其奈杖头无酒钱。 高雪压瓦轰折椽， 跋冻移家劳可怜。 长须赤脚泥一尺， 呼佣买酒赊百钱。 饥鸟待我彼檐外， 梅花送客此窗前。 百苦千愁不在念， 肠断茫茫黯黯天。 颠簸流离大半生，四十年当中，搬了十回家，这一回搬家是在冬天，房是漏的，锅是凉的，鞋子破了，画的画让雪弄湿了，想打酒喝，没钱，赊了一百文的酒。 前面说租房十年，后面说四十年当中不断搬家，应该都不是确数。不过，他长期租房，经常搬迁，却是事实。 徐文长还因为租房而丢过东西（这一点很像李清照）。没成家时，他赌气离开老宅，自己搬出去租房住，衣食无着，出门借钱，钱没借到，搁在屋里的行李让小偷搬了个精光，只剩下几十本旧书没有拿走。这种尴尬情形，当年我大学刚毕业时在都市村庄租房也遇到过，屋漏每逢连夜雨，破船偏遭打头风，可与徐文长同一慨叹。 徐文长买过房子，那是在入赘潘家之后没几年，大概听了别人说的闲话，觉得做倒插门女婿脸上无光，要出去另立门户，于是在绍兴买房。买房用的钱，也许是父亲分给他的那份儿遗产，也许是他从朋友那儿借的，也许他那个当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岳父帮了他一把，总之他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万万没料到的是，他买的这套房子存在产权纠纷，刚住进去就被赶了出来，连交出去的购房款也鸡飞蛋打。这是徐文长又一次被命运恶搞。当然您也可以说他不懂得房地产交易的猫腻，不打听清楚就去买房，活该鸡飞蛋打。 回过头来说胡宗宪开给他的那220两稿费，以一两折合人民币570元计算，相当于12.5万元。这点儿钱搁现在，最多够在四线城市为一套小户型付首付，但搁在徐文长那个时代，是完全可以买一套很像样的大房子的。 大概在1562年或者1563年，徐文长拿着这些银子，在绍兴城区东南郊买了一所二手的别墅。这所别墅占地10亩，建房22间，有一个超大的院子，外面用篱笆围着，里面种了几十棵果树，大门口栽了几十竿竹子，还挖了两口池塘，用来养鱼，种荷花。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徐文长站池塘边撒一网鱼，下厨烹治，就着果树上结的果子下酒，喝醉了，就在院子里唱歌，非常潇洒。 因为是用稿费买的，所以徐文长为这所别墅取名叫“酬字堂”，这个“酬”字，既有稿酬的意思，也有酬谢胡宗宪的意思。 现在绍兴有徐文长的故居“青藤书屋”，内有八景，其中一景也叫“酬字堂”，还挂了署有徐文长名字的一篇《青藤书屋八景图记》： 予卜居山阴县治南观巷西里，即幼年读书处也。手植青藤一本于天池之傍，额其居曰“青藤书屋”，自号青藤道士，题曰“漱藤阿”。藤下天池方十尺，通泉，深不可测，水旱不涸，若有神异，额曰“天汉分源”。池北横一小平桥，下乘以方柱，予书“砥柱中流”。桥上覆以亭，左右石柱联曰：“一池金玉如如化，满眼青黄色色真。”左右叠石若岩洞，题曰：“自在岩。”筑一书楼，可望卧龙、香炉诸峰，予题有“未必玄关别名教，须知书户孕江山”之句，遂名其楼曰“孕山舫”。额“浑如舟”三字，盖取予画菊诗中“身世浑如泊海舟”之意。舫之左有斗室，名“柿叶居”，其后即“樱桃馆”。少保公属作《镇海楼赋》，赠我白金百有二十为秀才庐，予以此款作筑室资，额曰“酬字堂”。今作《青藤书屋八景图》，因略志数言，尚为之记。万历庚寅秋九月十有一日寿藤翁徐渭书，时年七十岁。 这篇文章，摆明是后人伪作，因为徐文长的故居虽然是在“南观巷西里”，其“酬字堂”却是在绍兴城外。再者，胡宗宪让他写的是《镇海楼记》，不是《镇海楼赋》；给的稿费是220两，不是120两；后来徐文长用这笔稿费在城外买了别墅，不是回老宅盖了“酬字堂”。我估计，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出版《徐渭集》的时候，很干脆地把这篇《青藤书屋八景图记》给删除了。
胡宗宪开给徐文长的稿费在胡宗宪手下当师爷那几年，徐文长生活得很不错。 1558年，胡宗宪捕到一公一母两只白鹿，要献给嘉靖皇帝，让徐文长写两篇贺表。据说，白鹿这东西很少见，是祥瑞的象征，徐文长的贺表又写得光彩夺目美轮美奂，所以嘉靖很喜欢，重赏胡宗宪。 一年后，胡宗宪又弄到五棵灵芝和两只白毛大乌龟，也让徐文长写贺表进献给嘉靖皇帝，嘉靖再一次“龙颜大悦”，再一次重赏胡宗宪。 权相严嵩过八十大寿和八十一大寿，胡宗宪两次馈送贺礼，那贺信也是让徐文长写的。胡宗宪的礼物配上徐文长的文笔，真是锦上添花，相得益彰。 胡宗宪领兵打仗，将士阵亡，那祭文也让徐文长去写。给下辖州县发重要通知，也让徐文长起草。总之，胡对徐文长很器重。 胡宗宪让徐文长干活儿，当然也要给徐文长好处。比如说，他很关心徐的家庭生活。 徐文长四十一岁再婚，迎娶第三任或者第四任妻子（除第一任妻子潘氏是病逝外，后面几任都是因感情不和而离婚）张氏，就是胡宗宪亲自说的媒。那年月，江南一带比现在还要讲究奢华，普通人家娶媳妇，光彩礼就得花二三百两银子，稍微富裕点儿的家庭，得拿出彩礼钱五六百两，不然就会被人家瞧不起。而普通人家的收入，一年也不过十几两银子，结一回婚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蓄，其难度不亚于现代人在大城市买房。所以徐文长前几回结婚，基本上都是倒插门，因为他收入低，娶不起。做了胡宗宪的师爷以后，他不需要倒插门了——胡宗宪替他把彩礼钱拿了出来，连摆酒席的费用都不需要徐文长操心。 1561年，胡宗宪在杭州建成大型景观建筑镇海楼，让徐文长写文章纪念此事，徐写了一篇《镇海楼记》，胡读了大喜，说：“听说徐师爷没能买上房子，这些年一直在外面租房，你们把会计喊过来，让他从账上拿出220两银子，送给徐师爷买房子用！”徐文长感觉数目太大，拼命推辞，胡宗宪说：“当年唐朝有个宰相裴度，让人给他写《福先寺碑》，碑文总共3000个字，他开出的稿费是一个字6匹丝绸，总共给了18000匹丝绸。我让你写《镇海楼记》，才给了220两银子的稿费，比裴度小气多了，你怎么说数目太大呢？快收下吧！”徐文长很感动，就收下了。 那篇《镇海楼记》，我拜读过，全文收录在中华书局1999年版的《徐渭集》第612页，姑且抄录如下： 镇海楼，相传为吴越王钱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楼台，门户栏楯，极高广壮丽，具载别志中。楼在钱氏时，名“朝天门”。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楼”。皇明洪武八年，更名“来远”。时有术者病其之书画不祥，后果验，乃更今名。火于成华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总督直浙闽军务，开府于杭，而方移师治寇，驻嘉兴。比归，始与某官某等谋复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镇海楼建当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吴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胜，一望苍茫可数百里，民庐舍百万户，其间村市官私之景不可亿计，而可以指顾得者，惟此楼为杰特之观。至于岛屿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间，高翥长骞，有俯压百蛮气。而东夷之以贡献过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来者，无不趋仰以为观游的。如此者累数百年，而一旦废之，使民若失所归，非所以昭太平、悦远迩。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贮钟鼓刻漏之具，四时气候之榜，令民知昏晓，时作息，寒暑启闭，桑麻种植渔佃，诸如此类，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废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节序，全利用。且人传钱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国珍时，求缓死于我高皇，犹知借镠事以请。诚使今海上群丑而亦得知钱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词，则有补于臣道不细，顾可使其迹湮没而不章耶？予职清海徼，视今日务，莫有急于此者。公等第营之，毋浚征于民，而务先以己。”于是予与某官某等，捐于公者计银凡若干，募于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于某年月日。计所构，甃石为门，上架楼，楼基垒石，高若干丈尺。东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级曲而达于楼，楼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础百。巨钟一，鼓大小九，时序榜各有差，贮其中，悉如成化时制。盖历几年月而成。始楼未成时，剧寇满海上，予移师往讨，日不暇至。于今五年，寇剧者禽，来者遁，居者慑不敢来，海始晏然，而楼适成，故从其旧名“镇海”。 不计标点（古人作文章本无标点），总共才647个字，平均每个字的稿费是0.34两银子。 如前所述，徐文长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561年，在这一年以及这一年的前后十年之内，江南物价都很稳定，只要不碰上大的自然灾害，一石大米的售价都维持在0.6两到0.8两之间，平均是0.7两一石。那时候一石大米重80公斤，现在值400元左右。换言之，当时的0.7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400元人民币，由此推算，一两银子相当于570元。0.34两银子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徐文长写《镇海楼记》，一个字的稿费是200块钱。
好不容易有个老板，坐牢了搞书法，徐文长有一套。画画，徐文长更有一套。他的字画，是真正的艺术极品，比唐伯虎还要好，比郑板桥的还要好，在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上，跟凡·高倒有一比，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讽刺的是凡·高活着时，作品不好卖；徐文长活着时，作品也不好卖。他有一首诗： 吾家两名画，宝玩长相随。 一朝苦无食，持以酬糠粃。 名笔非不珍，苦饥亦难支。 一身犹可谋，八口将何为？ 古昔称壮士，换马将娥眉。 拯急等救焚，安得顾所私。 畴知猗氏富，今亦无赢资。 致书向予道，恧焉多怆凄。 今日非昔日，安得收珍奇。 顾予谅斯言，盛衰诚有时。 取酒聊自慰，兼以驱愁悲。 展画向素壁，玩之以忘饥。 这首诗说的是徐文长揭不开锅了，从家里翻出两幅古画，想卖给一个有钱的朋友，换点儿大米。那朋友说：“现在什么年月了，谁还买字画啊，您拿回去吧，我不买。”徐文长只好把画拿回去，挂到墙上自个欣赏，希望能忘掉饥饿。 他说的是古画不好卖，不过从中也可以推测到他自己画的画不好卖。您想啊，要是他自己的画能卖很多钱，他家里就不会揭不开锅，也就用不着去卖那两幅“宝玩长相随”的古画了。 字画没市场，徐文长也想过别的门路，比如说，开私塾收学生。二十岁时候，大约在考中秀才前后，他就开过私塾——在杭州北门租了房子，挂出收学生的招牌，准备收一批学生，靠学费自力更生。招牌挂了几十天，没有一个学生上门。三十五岁那年，徐文长终于在杭州找了个家庭教师的工作，兴冲冲地从绍兴坐船到杭州，准备正式开课，又碰上打仗，杭州城区戒严，进不去了，这家庭教师也没有当成。 好在徐文长没有灰心，给很多人写信，请人家帮忙推荐工作。鉴于他父亲当过副市长，他本人又是个秀才，所以在官场上还算有些人脉。另外他也并不像现在很多朋友想象的那样耿介，基本上是一个灵活的人，对于权贵，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僚，他都能拍上一两手相对高雅的马屁，所以官员们也乐意帮他。到了1157年，徐文长三十七岁的时候，终于被当时的浙直闽三省总督胡宗宪请走，当了一名优秀的绍兴师爷。 徐文长这个绍兴师爷，算账不行，写文章是一把好手。胡宗宪向朝廷递送的表章，跟同僚往来的诗文，大多让徐文长代笔。徐文长一展所长，把表章和诗文写得才气非凡，胡宗宪非常满意，给徐文长的待遇也很优厚。具体有多优厚，待会儿我们会谈到。 可以这样说，徐文长一生当中，恐怕也只有给胡宗宪打工这段时间是快乐的、充实的、得心应手而且如鱼得水的。遗憾的是，仅仅五年之后，胡宗宪就被嘉靖皇帝撤了职，关进了大狱。没多久，胡在狱中自杀。 徐文长把胡宗宪当成了一生的依靠和希望，结果这个希望破灭了，他非常愤懑，非常伤心，以至于精神失常，拿大铁钉戳自己的耳朵眼儿，还拿铁锤砸自己的小命根儿。跟他情形类似的，是汉朝的政论家贾谊。您知道，贾谊当年辅佐梁王，以梁王为依靠和希望，后来梁王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他也伤心绝望，虽然没有痛苦到精神失常的地步，但很快就死掉了。 过去大户人家的小老婆，地位很低，风险很大，一不小心就会被赶出家门，只有生了儿子，才能翻身做主，所以把儿子当成自己后半生的依靠和希望，一旦儿子夭折，她们的天空也会骤然坍塌。徐文长和贾谊这些传统文人，在专制时代生存已久，缺乏自立的环境，更缺乏重新选择生活的勇气，跟小老婆是很像的。当年孔子提倡做“君子儒”，提倡“君子不器”，而自从秦朝建立以后，“君子儒”就越来越少，“君子”们多以“货卖帝王家”为生存手段，多以做政客手中的棋子为莫大荣耀，不但“器”，而且“器”得敬业，“器”得连自我都丢了。
好不容易有个对象，自杀了现在这个社会，租房的不少，在寺院租房的却不多见。而在徐文长那个时代，寺院是个超级大公寓，很多人在里面租房。中土佛教不流行托钵，所以寺院的经费主要不靠施舍，而是靠自己创收。怎么创收呢？当地主，当房东，放高利贷。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等朝代，稍大一点儿的寺院，都有一批耕地，和尚们把这些耕地租给佃户，该收租收租，该催债催债，实际上就是出了家的地主。再大点儿的寺院，除了有耕地，还有宅基，在宅基上建造商铺和客房，建成以后，出租给商贩和旅客，每年收到的房租比田租还可观。《水浒传》里就有这样的场景：花和尚鲁智深想在五台山下喝酒吃肉，哪家店铺都不敢让他进去，为啥？卖酒的老板说得好：“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便要追小人们的本钱，又赶出屋！”说明那五台山文殊院的方丈不光是出了家的地主，还是出了家的房东。 寺院里的房子比较幽静，所以很受读书人的欢迎，像宋朝的辛弃疾，年轻时去金国中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复习环境，就去了现在北京的法源寺租房。看过《西厢记》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张生和莺莺在山西停留一整月，租的也是寺院里的房子，在那永济县普救寺里，莺莺住西厢，张生住东厢，俩人同租一处公寓，顺便在西厢搞点儿风流韵事出来。 徐文长在杭州玛瑙寺租房，倒没搞什么风流韵事，跟他同租的那个考生潘时谊总是希望他能搞点儿风流韵事。他听说徐文长的爱人已经去世，就很热心地牵线搭桥，给徐文长介绍这家姑娘，介绍那家姑娘，比媒婆还卖力。徐文长一个也没看中，把他惹恼了，不让徐文长再跟着他吃饭——在此之前，徐文长为了省钱，是一直跟着他吃饭的，美其名曰“伴读”。后来潘时谊消了气，又给徐文长介绍了一个他老家湖州的姑娘，带着徐去相亲，效果挺好，徐文长挺满意，对方的家长也挺满意，于是双方订婚。 几年之后，徐文长攒够了彩礼钱，去湖州迎娶新娘，再次被命运恶搞：浙江正闹倭寇，那个湖州姑娘被倭寇抢走，不甘受辱，跳河自杀了。 咱们现在看徐文长的书法和大写意花鸟画，都很狂，很怪，很压抑，很愤怒，不平之气铺天盖地。我觉得，或许跟他老是被命运捉弄有关。
刚有儿子，媳妇病逝靠着父亲留下的那份儿遗产，徐文长终于长大了，二十岁那年，还很幸运地考中了秀才。就在这一年，他结了婚。他的岳父大人在广东省阳江县做官，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主簿）。因为是官，所以有钱，所以在绍兴市区的东双桥（今绍兴东街路东头）和塔子桥（今绍兴鲁迅故居邻近）两处各买了一套房子。结婚以后，徐文长从前观巷老宅搬出来，住进了岳父家塔子桥那所房子，等于是倒插门。这时候，他还没有参加工作，一分钱不能挣，日常开销全由岳父供应，他衣食无忧，努力攻读八股，准备再接再厉考举人。 谁知道，举人没考上，媳妇死了。1546年，徐文长二十六岁的时候，刚有了一个小儿子，妻子潘氏却突然病逝。早年丧妻，怀抱幼子，这个经历是唐伯虎的翻版。也许他跟唐伯虎都被命运恶搞了一下吧。 妻子一死，徐文长不好意思再住在岳父家，把儿子交给岳母抚养，自己出外租房，继续考举人，结果又没考中。为了寻找机会，他从小城绍兴迁居大城杭州，在今天西湖北山街中段葛岭路上的玛瑙寺租了一间空房。跟他同在该寺租房的，还有另一个要考举人没有考中的家伙，此人姓潘，叫潘时谊，跟在北京卖房子的那位潘石屹潘老板同音不同字。
父亲早逝，母亲被卖1521年，徐文长生于浙江绍兴。他爸爸徐，是夔州同知，在绍兴市区前观巷拥有一套大宅子，徐文长就在这套宅子里出生。作为副市长的儿子，徐文长本来应该有幸福的童年、高档的教育、衣食无忧的生活和一帆风顺的工作。可惜，他爸死得早，徐文长出生后刚满一百天，他爸就死了。 徐文长还有两个哥哥，父亲临死前，已经给哥仨分好了遗产。每人分到的遗产并不少，譬如徐文长，人在襁褓，光仆人就分了四个。问题在于，徐文长在家里的地位不及他两个哥哥。这哥仨一个爹，却不一个妈，俩哥哥是大老婆生的，徐文长是小老婆生的。严格讲，他的亲生母亲连小老婆都不是，只是大老婆的一个陪嫁丫鬟。您知道，古代中国男权至上，一个男人只要有钱有地位，是可以娶一堆小老婆的，不光如此，还能把所谓的“通房大丫头”（譬如《红楼梦》里的平儿和袭人），以及妻子过门时带来的陪嫁丫头，统统都当成他的性奴隶。要论地位，大老婆高于小老婆，小老婆又高于通房大丫头和陪嫁丫头，而徐文长的亲生母亲，就是地位最低的陪嫁丫头。 生母的地位低，儿子的地位自然也不会高（可以比照《红楼梦》里跟贾宝玉同父异母的贾环）。徐活着时，可能还会对三个儿子一碗水端平，不让徐文长吃亏，徐一死，徐文长及其生母就免不了要受嫡母和他两个哥哥的欺负。据徐文长晚年回忆，他的嫡母不许他认生母当妈，还把他生母像卖牲口那样卖掉了。过去给中国历史分期，都说先秦是奴隶社会，先秦以后是封建社会，其实真正流行大规模封疆建国的是先秦，真正把奴隶制普及到一家一户，使士农工商蓄养奴仆成为常态，并在文化习俗上视奴仆为牲畜，可以随意买卖的朝代，恰恰是隋唐五代元明清这些所谓的“封建社会”。换句话说，咱们的历史分期刚好玩了一招名实分离的乾坤大挪移，贴上奴隶社会标签的朝代，实际上是封建社会，而贴上封建社会标签的朝代，实际上却是奴隶社会。徐文长和他的亲生母亲，不幸生在这个贴错了标签的奴隶社会。
徐文长的收入和住房明朝江南文士，最具有传奇性的两个人，大概就是唐伯虎和徐文长了。唐伯虎上一章已经说到，现在咱们来说说徐文长。 徐文长，也就是徐渭，现在被封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总之，头衔很多，很著名。 他本名徐渭，字文清，后来又改字文长。之所以改成这个字，据说是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考官让写几千字的八股文，他写几百字就交卷了，考官说：太短，不及格。他很生气，后来又参加科举考试，赌气写了几万字，卷子上写不下，把桌子板凳都写得满满当当密密麻麻，考官一看：咦，你这回的文章又太长了！他大笑，改名叫徐文长。 这个说法，跟绝大多数以他为主角的传奇故事一样，有趣，不靠谱。 在各种版本的传奇故事当中，这个徐文长又聪明，又诙谐，喜欢恶搞，像戏耍贪官啦，捉弄奸商啦，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给人的印象，绝对是风流倜傥，英俊潇洒，一副浊世翩翩贵公子的模样。 我不说您也知道，真实的徐文长没这么潇洒，而是穷困了大半生，潦倒了大半生，纠结了大半生，痛苦了大半生。恶搞别人，没有他的份儿，被命运恶搞，倒常常有他。
所谓气节从传统观点看，唐伯虎贪图钱财，写功利文章，没有气节。 讲气节，吴中四才子当中其他三位都比不上文徵明。 文徵明的父亲去世，老下属来送葬，想通过送赙仪的方式变相行贿（当时文徵明的叔父是都察院的右佥都御史，二品官，权势很大），一下子送了一千两银子，文徵明一文不要，全部退还。 当时江苏省巡抚想结识文徵明做都御史的叔父，暗示文徵明，只要文愿意，他就送礼物，文假装不明白他的暗示，也不要他的礼物。 宁王朱宸濠高薪聘请江南名士，薪金开到一百两，唐伯虎去了，文徵明没去。 宰相杨一清想把文徵明拉到自己一派，当众对文说：“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啊！”换做一官油子，肯定顺杆爬：“就是就是，我爸活着时老爱念叨您了。”文徵明却实事求是：“我爸没说过他有您这个朋友啊。”搞得杨一清下不来台。 唐伯虎作画作文，差不多是给钱就行，文徵明却原则性很强，傲视权贵，皇亲国戚请他画，给多少钱都不行，当着人家的面说：“我不结交王爷。”这些气节都有一前提：文徵明不差钱。他爸是温州知府，家里即使不算豪富，也是小康。而唐伯虎，出身小市民小商贩家庭，打小就穷，长大更穷，“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真像文徵明那样坚守原则的话，得饿死，更别提什么“风流”生活了。 唐伯虎有原则没有？也有。炒作自己的画，他是不干的。元朝著名画家兼书法家，“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善于炒作自己的画，他的画本来卖不掉，他无偿送人，然后再派人高价收购，时间长了，买家看到了他的“市场潜力”，都来买他的画，“其画涌贵，求者塞门”，于是暴发。这种事情，唐伯虎干不来。不是不会，是不愿。 更多的时候，他又不讲原则。人家文徵明傲视权贵，他唐伯虎结交权贵。从弘治年间到正德年间，吴县、长洲的历届知县，苏州的历届知府，每人过生日或者升迁，他都要献上一幅画，或者一首诗，落款很谦卑：“猥鄙”“猥贱”“门下”“后生”。称呼对方，则喊“老大人”或者“文门领袖”。 文徵明不屑做官，甘愿跟宰相交恶，自毁前程，唐伯虎哪怕在隐居苏州、做自由职业者的时候，也免不了发发官瘾，向说得上话的官僚写信求荐。有人说唐伯虎根本不屑做官，当年朝廷派他去浙江当小吏，他都不去。请您明鉴，那是吏，不是官，明朝的吏，没有工资，没有地位，全靠受贿为生，是读书人最瞧不起的“贱役”。 作为唐伯虎的粉丝之一，我不愿意抹杀他的任何优点，也不想隐瞒他的任何缺点。一见偶像露点，就想给他打上马赛克，用在历史研究上，只能得到一些虚假的信息，以及造就一套混乱不堪的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