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00:29 八佾是天子祭祀的舞蹈。02:05 无奈的体制性僭越乱象。04:08 天子与大臣的夺权拉锯战。07:07 八佾舞于庭的后果，就是战国时代就到来。08:35 僭越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受害者”。10:17 孔子的责任感与礼制的本体。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本段，孔子给出了“好学”的四大标准。1. 吃饭不以吃饱为目的；2. 居住不以舒适为目的；3. 勤做事，少说话；4. 亲近有德之士。不是谈学习么，怎么扯到衣食起居了？我们先看看百科词条对“学习”的定义。“学习是指通过阅读、听讲、思考、研究、实践等途径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相比之下，孔子的解释更像是“非主流”和“野路子”了。这正是圣人的高明之处。如果以“获得知识和技能”为目的，去制定学习计划确实清晰高效。这种认知深入人心后，会制造出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但获得“知识和技能”之后呢？用它们来干什么呢？物质享受。谈情说爱。家庭和谐。声名远播。家族荣耀。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没有一定的社会共识，却不外乎对美好的追求。但美好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它的稀缺性。大量高素质的人才，都想要稀缺性的“美好”资源，会造成如何的后果？高强度的人际竞争和社会压力。竞争的战场，从道德的上限，降落到法律的下限。只要不触碰社会的下限，竞争越来越不择手段、日新月异。这些现象不是现代社会才有。在春秋时期就出现种种苗头。当时被称为“礼崩乐坏”。这种缺乏目的性的“好学”，创造出大量的高素质小人。他们运用强大的个人能力欺压着弱势的社会群体，无论是上位的君主、公事的同僚还是下位的臣民。最终践踏着社会秩序，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他是绝对的强者，可能就此颠覆掉旧秩序，建立起新的平衡态新秩序。当这样的人有一大群，而且实力相当时，对社会和人民就成了灾难。之后两百年的战国时代，就是承继这种“学习风气”而自然开启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白日化。战争的频率、伤亡的量级、权谋的狡诈、政变的数量、灭国的速度，都比春秋时代上升了一个数量级。数百年的乱世最终结束在绝对的强权——秦始皇，手里。但强撑了十几年随即土崩瓦解。直到西汉中期，才又建立起新的平衡的社会秩序。因此，孔子提倡了另一种“好学”——君子之学。它以德与道为目标，避免社会滑落至高素质的竞争态。德代表社会性法则，道代表自然性法则。它们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笼罩着每个国家、家庭、个人，令其行为模式具备更大尺度的方向性。不然，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一盘被欲望所驱动的散沙，做着无序的“布朗运动”。知识和技能反倒成了欲望的武装和催化剂，不断加剧着“布朗运动”的激烈程度。君子之学，给了人更大尺度的价值观。一切知识和技能都必须在更大的格局下架构和展开。有了这个大原则，君子如同根深蒂固的大树。自身的欲望之风、外界无序者的非议之风，可以飞沙走石，却对大树无可奈何。为什么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平，无足以支撑人类欲望的无限展开。有人吃饱，就要有人挨饿；有人安逸，就要有人流离失所。那谁去吃饱、安逸，谁去挨饿、流离失所？由统治者建立的资源分配模型决定。周朝的先王选择了“礼乐制”——一种金字塔形的层级化分配模式。还有一条更“公平、自由”的模式可以选——竞争型社会。大家不论血缘、地域、民族、性别、年龄……靠实力说话，能者多得、弱者少得。这种模型的社会，更有活性和创造力，付出的代价是稳定性。竞争，消耗了本可以用于生产的资源；更稀薄的优质资源又引发更激烈的竞争。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哑铃型”社会结构。这也是现代社会结构的母版。科技文明，大大提升了生产力。也顺便把竞争的主战场，从生存资源转移到了奢侈品、创新品、概念、主义、态度领域。竞争中的内耗却从未减少，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商品，诞生后的第二站就是垃圾桶。一个如此低效的社会结构，反而以透支未来、透支地球的方式，演绎出一场繁荣的大戏。也合理。反正“买单”的不是我们。为什么敏于事而慎于言？我们的脑子就像电影院，里面放映着多姿多彩的念头，一闪而过却从不间断。每个念头都有力量，成为我们潜意识中流淌的微妙动机。如果一连串的念头具备了同样的方向，它们会浓郁、粗重的“图像”出现在我们的表意识中。成为欲望，成为思考、说话、行为的动力。每个欲望升起的时候，会遇到一股相反的克制力。克制力将代价的“图像”投射在表意识中。两种力量不停的较量。最终胜出的一个成为了我们的决策主导者。冲动力胜出，人会趋于感性，说话脱口而出、行为不冷静；克制力胜出，人会趋于理性，思维周密、谈吐有度、作风谨慎。没有人是绝对的感性，也没有人是绝对的理性。都如同置身于海浪中一般。感性，因为来的浪大；理性，因为来的浪小。看似自主的选择，实则是假象。更多是浪从哪来，人往哪倒。海浪是什么？是自身的欲望，是关系网中的利害关系，是社会的道德伦理、法制法规……更多是曾经的自己不经意的言行，给现在和未来的自己挖下的一个个坑。已经掉进去的，拼命地想爬出来；还没掉进去的，拼命地想躲开。这些都是海浪。把我们留在眼下的利害，无暇顾及远方。君子的眼光，却在远方。愿意去承受眼下的代价。为什么敏于事？因为为了到达远方，有些坑必须跳，那是对过去的自己的负责。为什么慎于言？因为为了到达远方，有些坑不能挖，那是对未来的自己的负责。为什么就有道而正焉？每个人的判断与决策，必须基于过往的经验。就像走山路。你走过的来路和眼前的前路，无法告诉你哪条路能翻过大山。盘山路，有时先上坡再下坡，有时先下坡再上坡，有时先向北再向南，有时先向南再向北……只要是初来者，再丰富的翻山经验都无济于事。太相信自己，可能走入死路。这时必须依靠过来人。在崎岖多折的君子之路上，过来人就是“有道者”。经常亲近他们，可以让君子时时行于正道。遇到大道上的荆棘险阻，不退缩；遇到小路的平坦美丽，不动摇。“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持此四条锦囊，君子之路可谓是妥妥的。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诚信是一种美德？道理是不错，但却是很粗的道理。粗，意味着时灵时不灵。道理，都是由细变粗的。它代表着社会、自然的运行规律。越精准的道理，越可以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指导人类生活。这对统治阶级的意义重大。所以自古以来，祭祀、天文、历算都牢牢掌控在上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也只在贵族士大夫阶级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各阶层文化概念混为一炉。但底层百姓不具备理解这些道理的格局。更确切的说，是不需要。老百姓关注的永远是眼下的生存问题，几年后的、乃至几十年后结果太过虚无缥缈。那些宝贵的道理，最终沦为谈资和借口，为普罗大众每日的生活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丧失大量的细节，而粗糙化、片面化。看看你身边有多少朋友在说着：“男人怎么样”，“北方人怎么样”，“河南人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即便道理如此粗糙，他们用的时候却毫不怀疑、奉若真理。因为能够讨伐异己、拉帮结派，能够怒刷存在感。但是这些理，在上层精英那里，从未粗过、乱过。因为他们要用这些道理，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再说回到“信”。信，也分为粗糙和精细两种版本。这取决于信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信守的对象是诺言，这还是粗糙化的百姓之信。结果时而收获尊重，时而收获伤害。并不是“信”出了问题。而是你出了问题。因为信守诺言的本质是相信自己。自然界的法则是冷冰冰的。看看那些方程式，力学的、化学的、电磁学的、光学的……只要具备反应条件，就会触发相应的结果。没有人可以例外。人类社会也有着种种冷冰冰的社会法则。比如西方的自由民主，比如东方的仁义礼智信。遵从法则，维持了整体的平衡，得到社会的正向回馈；破坏法则，阻碍了整体的平衡，得到社会的逆向反噬。当人去作出承诺，履行承诺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自己的承诺是否合乎社会法则。设想一下。一个男人，对爱人承诺“我愿为你做任何事情”。日后有一天，爱人要求他滥用职权，为自己的亲人牟利。如果遵守承诺，他可能身败名裂；如果违背承诺，他可能家庭离散。左右都是错。或者说这个错误，在承诺的时候已经注定。因为这个信违背了社会法则。一个男人，有多重的社会角色。在任何一个角色中，都要讲究诚信。但诚信是有范围的，不能超出该角色的职责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法则。对家人的承诺，不能逾越家庭的关系；对同事的承诺，不能逾越工作的关系；对朋友的承诺，不能逾越朋友的关系。这才是精细化的精英之信。它经得住时间和社会的考研，成为安身持家的法宝。“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恭，分为有礼之恭，和无礼之恭。作为一种谦逊敬畏的态度，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恭敬的对象选错了，反而会遭受莫名的耻辱。作为大臣，若恭敬明君圣王，顺从自己兵不理解的政令，结果是君臣和乐，天下太平。因为对象的格局大而正。若恭敬昏君僭主。如对商纣王、魏忠贤们言听计从的“帮凶们”，即便是发自忠君报国之心，也终会陷国家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地。同样的态度，上层精英是出于对法则的敬畏；底层百姓是出于对眼前的胆小怕事。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本没有什么。强弱分化，也是法则所使然。保护弱者，本就是强者要遵循的法则之一。这样社会的平衡才能达成。当强者不遵循法则，而任意欺凌弱者时，也意味着社会的秩序在趋近紊乱。最终的受害者，是所有强者于弱者。“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同姻，指婚配方的家族。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当时社会上已经广泛存在“姻而失其亲”的现象。翻译成白话就是，结婚后胳膊肘往外拐。所有好事都想着老婆家，所有困难都想起父母家。对于跟着感觉走的底层百姓来讲，这很“合情合理”。喜欢谁，就爱屋及乌。时间、精力、资源、信任，都向那一方倾斜。因为情感，在他们眼里是最牢靠的。牢靠到，“亲人们”可以违背法律法规，来给自己额外的庇护和支持。因此不遗余力的巩固既有的感情投入。却，看不到感情也是一种基于更大的法则而成立的法则。更看不到自己对感情的坚守，可能破坏了它存在的基础。最终，那些亲密无间的感情在更大法则的反作用力下灰飞烟灭。私情面对家规，家情面对国法，如同鸡蛋碰石头。揭开感性的头纱，下面露出的是赤裸裸的强弱力的较量。那些能够堪称一家之主，并将家业发扬光大的人，深谙此道。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把感情架构在更大的格局之上。他处理每一个具体父族、母族、夫族、妻族……问题时，都有着社会的、国家的视角。这份公正，是属于法则的。它超越了一切人情。这才是对整个家族和所有亲人的长远保障。
“礼之用，和为贵。”这是本段的总纲，也是整个儒家礼乐文化的总纲。礼，不是装饰品，更不是遮羞布。礼，是一种工具，是拿来用的。既然是工具，就有运用水平的高下之别。好比同一把古琴，在琴师手中，在学徒手中，在外行手中，弹出的音乐差若云泥。那，礼这个工具，运用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有子用一个字给出了答案——“和”。想读懂“和”，就要回到甲骨文，去它诞生的场景一探究竟。“和”的古字写作“龢”。右边的“禾”是一束禾苗的象形，在这里用来表音“he”，不承担字义。左边的“龠”是口吹竽的象形，上面是一张倒着的嘴巴，下面是商周时期常见的吹奏乐器，类似于笙、竽、排箫之类。整个字勾勒出一幅大型音乐会的场景。我们用现代人熟知的交响乐来复盘一下那个场景。小提琴的明亮灿烂、大提琴的雄浑深厚、短笛的锐利鼓动、长笛的优雅灵动、圆号的壮丽诗意、长号的嘹亮旷达、钢琴的宽广皎洁、竖琴的柔丽悦耳、大鼓的阴郁寂寞、大钹的清亮惊愕……数十种乐器以独一无二的音色演奏着不同的旋律，却交织成一场完整的视听盛宴，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在这场音乐会中，没有主角和配角。每个乐器都有着恰当的位置，作着恰当的贡献。少一分则不及，多一分则太过。这就是“和”的境界。难怪西方说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若非上帝之手，这个世界怎么会如此和谐？小到细胞、土石、树木、人体，大到森林、海洋、地球、星系，一切都是那么恰到好处。组成它们的数以万亿的元素，复杂而有序的交织成一体，仿佛经过无比精准的计算。人类一直在研究宇宙运转背后的规律和力量。上帝、道、佛、哲学、科学……都只是人类寻找它的不同路径。掌握了这种规律和力量，人就可以成为造物主。创造出和谐的器物，和谐的社会。自古以来，统治者都在追寻和谐社会的完美架构。那意味着最小的内部阻力，最高效的分工协奏，最强大的整体功能。那意味着一个无比辉煌且长寿的文明社会。回顾人类历史，这样的社会形态从未出现过。因为人有私心。有私心，就有亲疏远近、得失利弊，就有对成员的“不公正”对待。而和谐，就如之前那场音乐会。它需要每一个成员都找到自己恰当的角色。只有无我的圣人，才能创造出一个趋近和谐的社会架构。因为他具备这最长远的视野、最宽广的胸怀。孔子心心念念的“礼乐制度”就是这个出自圣人之手的和谐架构。在这套周密的架构中，无论你是天子、诸侯、大夫、庶民，无论在祭祀、战争、宴会、出行，一看到对方的衣着、器用、次序，立刻就知道对方跟自己的关系。并做出最恰当的言行举止。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如此。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他人的位置，知道不同位置之间的交互原则。如果每个成员都认同自己的位置以及所有的位置，他们的整体就构成了和谐社会。成员的欲望越低，和谐社会越容易达成。比如蚂蚁社群，蚁后负责繁育，雄蚁负责交配，工蚁负责觅食，兵蚁负责战斗。大家各司其职，各安其命。没有蚂蚁抱怨自己的付出与他人的收获，因此蚂蚁社群架构得以存在上亿年。反观人类，一种社会架构能延续几百年就算十分稳固、和谐了。其后必须经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重组，进行架构改良、改革。因为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不确定因素就是成员不受控制的欲求之心。越来越多的人在问“凭什么”。即便自己已经衣食无忧。这时，他们的眼中只有自己，根本容不下他人，更容不下整个社会。再想想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底在讲什么。“克己复礼”，又在讲什么。以全天下的视角去看，以一己之私去看，看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然“礼”的最高境界是“和”，那是不是可以为了“和”而抛弃“礼”呢？很多能人志士都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乃至身体力行去抗争旧规则，为其治下的臣民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号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挟天子以令诸侯，僭位称王，掘坟济难，阴谋权术……他践踏着陈规旧制，一步步建立出当时最强大富强的曹魏政权，不可谓不“和”。但放在更大的时空尺度来看，这种“和”就成了“小和”，乃至“不和”。以天下而论，曹操的“成功”引起其他军阀豪杰的效仿，孙吴和刘汉相继独立称帝，旧秩序全面崩塌，由此拉开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的几百年乱局。以后世而论，曹操打造的“和”文化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当继任执政者不具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时，必然会处处受制于人。整个曹魏，乃至继统的晋、宋、齐、梁、陈，都深受能臣干政、地方割据的困扰。犹如一辆汽车，历代司机都以时速60来驾驶。突然换了一个高手，时速80仍然游刃有余。乘客们享受到高效带来的方便，又从未出过一次事故。从此继任的司机都以80的速度去驾驶，结果车祸连连。“礼”划定了社会的下限，“和”指明了社会的上限。如果只在下限运行，社会趋向保守积弱；如果只在上限运行，社会趋向激进动荡。都不是平衡的社会架构。只有同时具备上限和下限，并在这个区间之内波动试错，才是有弹性有活力的和谐社会架构。时代会变，法则不会变，变的只有形态和名字。在当今社会，“礼”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和”以道德文明的形式存在，为我们的和谐社会指明了上限与下限。
光在论语中，孔子就对【孝】有过很多的解读。•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到底哪个才是【孝】的本意？当你这么去想问题时，就注定不会找到答案。犹如那些摸象的盲人，到死都搞不清楚到底，箕、石、杵、臼、瓮、床、绳，哪个才是真正的大象。陷在细节里去建立自洽的系统，这也是学习读书最大的误区所在。自洽跟真理是两回事，二者都可以解释眼前的现象，但真理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人类的宇宙观发展，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广义相对论时空观，到宇宙大爆炸理论……现在看来可笑荒谬的理论在当年曾经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我们现在坚守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将在未来被挑战颠覆。 爱因斯坦对真理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宇宙就像一个打不开的表壳，你只能站在外面，猜测这个表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所谓的客观性、实在性，不过是一套自洽的、跟观测一致的主观逻辑模型而已。”凡人跟圣人的分界线就在此。凡人深信自己的有限经验，圣人质疑所见的一切现象。即便是有学识、有修养的七十二贤人、三千门人，都有着大量人生疑惑。这些人有政客，有将领，有富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着突出的能力和经验。孔子靠什么解决他们的困扰？靠更大的格局，站在整体的格局。被困住的人，不会质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他的框里，他的“真理”确实成立。他们会尽可能的躲在框里，排斥框外的世界。一旦风云突变，自己的框待不下去了，他会困扰、会难受、会失落。这也怪不了他们。这不是不孝是什么。 圣人用字考究，以防后人从一端偏向另一端。现在经常有人批判这种愚孝：“父亲的错误陋习，子女也要遵守吗？”所以子曰“无改于父之道”，不是“无改于父之行”。行，可粗分两类：有道之行和失道之行。这里特指有道之行，它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繁荣。如果父亲有失道之行呢？要【为尊者讳】。这点十分重要。圣人立“孝”，不是为父母而立，而是为天下而立。如果子女对父母的失道之行品头论足，甚至当面指责，孝则名存实亡，以孝为基地构建出的整个社会秩序面临崩盘。孟子的弟子曾经问老师：“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会怎么做呢？”孟子答到：“舜会接受法官的正常判案，然后理解抛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父亲逃跑。”不是大义灭亲吗？身为千古明君的大舜怎么会徇私枉法呢？大舜选择的其实不是父亲，而是选择了天下的秩序。道、法、术。道为贵，术为轻。世人皆慕道，却只识术而不识道，见道也是术。圣人不偏不倚，所见皆道，见术也是道。同一个【孝】，既是术，也是道。只在，你识与不识。世间众多的知识道理，皆是如此。
原文：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春秋时代天下乱象的白描。弑君、亡国，是对政治秩序的顶层破坏，它的破坏力不限于当时当地，更是对未来数十年的国运的透支。齐国是春秋第一代霸主，也成就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丰功伟业。但由于没有处理好接班人问题。他死后众子夺嫡，互相残杀。齐国从此一蹶不振，将近百年。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缩影。大国尚且不能幸免，众多小国们更是如飘摇在风雨中的秋叶。如果把国家看做一个生命体。它的死亡，绝不是突发的意外。更是疾病缠身积重难返的必然。犹如感染同样的流感，健康人即便不吃药三五天就痊愈了，免疫力丧失的艾滋病人却可能因此丧命。可以说，当时所有的国家都是重病号。而国君对这一点最是心知肚明。国君作为一国的神经中枢，他面对国家就像你面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天，他的国家开始“手抖”、“腿软”、“眼花”、“耳背”、“呼吸无力”、“心律不齐”……原本平常的“走路、吃饭、睡觉”都变得异常艰难。他毫不怀疑的知道，自己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渴望有医生能治好他，让他重新找回活力和生机。很多国君一见到孔子，就认定他就是那个能治好自己的人。急于把国政委托给孔子，犹如病人急于把自己的病体扔给医生。可惜大部分时候，这只是国君的一厢情愿。因为他要开刀的对象就是国内的当权贵族。他们就是癌变细胞，就是病症的跟结所在。但没有癌细胞甘于被消灭，他们不遗余力从机体抢夺正常细胞的养分，不断的繁殖变异，抵抗一切可能的威胁。于是，这些一国最有权势的人们团结起来，抵制孔子，不惜诽谤、威胁、攻击。这一幕在鲁国、齐国、楚国等国家都发生过。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是不受重用的结果。反而是太受重用，反被排挤的结果。如果只看表象，我们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孔子能够被那么多国君尊重礼遇，甚至委以国事。幸好跟孔子同时代的子禽，替我们问出了这个问题。子贡给出了这个很简单的答案。“温、良、恭、俭、让”。具备了这五个特质，就犹如手握灵丹妙药的神医，站在众多生死垂危的病人之中。 首先，温。指的是温和的态度。既不热，也不冷。热情似火的人，虽然乐观积极，却容易侵犯到对方，给人以另有所图的威胁感。高冷淡漠的人，虽然冷静睿智，却不容易打动人心，给人以不关己事的距离感。孔子的容貌态度，正是介于二者之间。犹如冬日的太阳，暖而不烈，令人心生亲近。温这一点，就足以打消对方内心的层层戒备。能做到温，需要真正的对内无所掩，对外无所图。只要有一点私心贪欲掺杂其中，温度立刻偏热偏凉。所以很多有本事的人，会说话会办事，就是得不到重用。因为领导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们身上透出的“温度”，其次才是那些外在的言行。其次，良。良的本意是主建筑旁边有屋檐遮阳挡雨的廊道，连通着周围的功能性房屋。后世，其本意被【廊】字所继承。在宫殿内，廊是最近接君主的区域。只有国内最忠心、最勇武、最聪明的青年才俊才有资格站在廊内护卫。这些人后来被称为【郎】。君主出行由郎护驾，国君有疑与郎议事。良，就是郎的核心素质。它包含了“动力”和“制动”两种能力的制衡。良车，动力强，刹车强；良马，腿力好，听人话；良人，本领大，忠于主。一般情况，越有本事，越是桀骜不驯；越平庸无能，越是服从听话。兼具二者的优点良人，怎能不让人爱不释手。 第三，恭。【共】的金文，是双手持礼器的象形，代表了进退有度的礼节和威仪。恭】在【共】的基础上加上【心】形，代表恭敬背后的内心之德。 《论语》中有一句话——“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就是在讲【恭】的精髓。恭，不在于表面的唯唯诺诺、谦卑和气；而在于认清自己的位置、对方的位置。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用恰当的方式，与不同位置的人群进行得体的交互。差一分，过一分，都是不恭。恭的核心，实则在礼，在社会法则。拿【共】字中的手持礼器为例。《周礼.春秋.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是为“六器”。这还仅仅是恭在空间序列的展开。再把其中的“圭”拎出来说，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这是在恭在身份序列的二级展开。想做到真正的恭，必须要洞悉整个社会秩序是如何一层一层架构出来的，并且能在不同场景中自如的运用。越是秩序崩坏的国家，对重建秩序越是渴望。见到把【恭】做到极致的孔子，这些国君怎么能不垂涎三尺。 第四，俭。【剑】、【敛】、【俭】……这些都是社会演化过程中，为了指代新出现的事物而从同一个本源中分化而出的形声字。它们虽然含义各异，但流淌着来自同一个先祖的“血缘”。你可以静静思考几分钟，悟一悟它们的共同之处。想好了再往下看。不然你可能会错过自己本具的智慧。看看这把剑的形状。底部宽，头部尖。如果上下一样厚实，无法锋利断物；如果上下一样尖利，容易折断损坏。【剑】就是这种由下到上收敛成锋的武器。【敛】呢？积蓄虽丰，却不滥用。当今社会风气，挣多少钱花多少钱，有多少精力糟蹋多少身体。这是向着【敛】的反面越走越远。【俭】呢？攒着不用，不是因为用不起，也不是因为吝啬。而是没有去用的动机。《易经》中的乾卦，处处体现了【俭】的精髓。时候不到，“潜龙勿用”，勤恳自修绝不躁动；时候一到，“飞龙在天”，治国平天下绝不惜才；时候一过，“亢龙有悔”，功成名就身退，一片云彩不带走。面对一个具备“俭德”的圣者，犹如面对大海。你永远看不透他有多宽广、多深邃。你有困惑，他给予恰如其分的答案；你没问题，他静默一边，不无事生非，不卖弄才华。不像世面上大部分“半瓶子醋”，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能耐，恨不得一见面就把所有本领抖出来。如果你是一条鱼，是愿意活在水池，还是大海里呢？如果你是一条龙呢？ 最后，让。“把自己应得的利益和荣誉让给他人”，这是现象上的【让】。现象背后的动机才是关键——“为什么要让”。在复杂社会协作体系中，大部分工作都由很多人共同完成。最后根据成员贡献程度，进行利益分配。那贡献程度如何界定？根据体力、智力、权力、关系还是稀缺度？这就涉及复杂的社会共识。如果这个共识是可以精确量化的死标准，无论分多分少大家都会安分守己，社会自然稳定。可惜，共识中有着太多的弹性地带，每个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背景进行个性化解读。即便大原则一致，细节之处却纷争不断。这种时候，强权对共识的解读就成为维持社会天平的重要砝码。持不同意见的成员，表面上服从于强权，内心却并非心甘情愿。一旦强权不在，一直被压抑的不满就会爆发出来，破坏体系重新进行利益分配。孔子为什么让。因为他眼里是整个系统的平衡。如果自己得到的利益，造成了潜在的社会失衡隐患，他会毫不犹豫的让出所谓的“应得利益”。反之，如果“得到利益”才能巩固系统平衡，他会选择“当仁不让”。这是站在全局高度，对资源的统筹分配。“让”只是一种统筹的手段。离开全局的视角，“让”很容易流于虚伪、狡诈的小人之“让”。 温、良、恭、俭、让，其实说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中道”，不偏不倚之道。整个《论语》都在谈论中道。中道，又是十分精微的。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会被时空放大为巨大的失衡。因此，君子们即便已经拥有如此高的修为，依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十分符合曾子的人设。曾子是个传奇的人物。他年轻时是资质欠佳的弟子，最终却成了儒家的核心继承者和顶梁柱。“参也鲁”，这是孔子对曾子的评价。意思是：曾参这个孩子比较愚钝。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子在众弟子中并不出彩。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他都排不上号。孔门十二哲，也不见他的身影。但整部《论语》，那些高徒都直称其字，比如著名的颜渊、子路、子贡、子夏等等。只有曾子和有子被称为尊称作“子”。因为《论语》就是二人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而成。以此表达对授业恩师的敬重。曾子自己作了《大学》，里面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儒家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弟子子思作了《中庸》，再传弟子孟子作了《孟子》。可以说整个《四书》都出自曾子这一脉传承。在后世更被尊为“宗圣”，成为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曾子这一路逆袭的秘诀何在？正在他的“鲁”。“鲁”到什么地步？我们来看几则轶事。1. 啮指痛心曾子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有一天砍到一半，突然觉得一阵心疼。他担心母亲有事，赶紧背起柴往山下跑去。回到家一看，原来是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母亲有病在身不好起身，又怕失了礼数。于是情急之下咬烂自己的手指，希望儿子能感受到。曾子招待完客人，跪在母亲床前说道：“娘，您以后想儿子就轻轻地咬一下手指，儿子就能感受到了。用力咬，儿子会心疼的。”2. 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曾子一天去田里除草，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瓜秧。他老爹发起火来，抡起大棍子，把曾子打得昏死过去。曾子苏醒后，马上强做出一副活蹦乱跳的样子，以示无碍，并向父亲请罪。孔子听闻后，骂他不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道理，其实是大不孝。那么粗的大棍子还不快躲开？如果竟被打死了，岂不是陷父亲于不义不慈之地，让爸爸背上恶名么？3. 曾子烹彘曾子的妻子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跟随着她在她后面边走边哭。曾子的妻子对儿子说：“你先回去，等我回来后杀猪给你吃。”妻子从集市上回来，看到曾子正在准备杀猪。妻子马上阻止道：“我那是哄孩子玩的。”曾子说：“儿子那么小，什么都不懂，父母教什么就信什么。现在你欺骗了他，就是在教育他欺骗人。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如何再相信母亲呢，以后如何再教育他呢。” 于是曾子毅然杀了猪煮给孩子吃。曾子可谓愚钝到刻板的地步，对自己抱守的原则坚定不移。心疼立刻联想到是母亲的召唤；被打死都不忍心避闪而违逆父亲；不惜花费大半年的收入只为教不懂事的孩子一个道理。这都不是一个聪明人能做出来的事。但曾子把自己的愚钝用在了修德上。从不在乎外在的言辞、名声、官位、俸禄，只是踏踏实实地在心地上下功夫。终于顽石开窍，智慧彰显。曾经的愚钝，化作沉静的性情、稳重的举止、谨慎的作风、谦恭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