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蹄东来：日本侵华实录》的第一章中，深入探讨了甲午战争的背后故事，揭示了清朝与明治日本之间的冲突不仅是领土之争，更是现代化与衰败的对决。日本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推动了其帝国扩张的野心，同时也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国耻印记。接着，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西化及其对中国的侵略思想被分析，揭示了二十一条的屈辱与五四运动激发的民族觉醒。最后，关东军的崛起与昭和新政的疯狂扩张构成了这一段历史的复杂背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00:02:03:东北沸腾：日本野心与民族觉醒的较量！00:04:06:日本皇室与军部的疯狂合作：昭和时代的扩张野心
淞沪战役是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中的关键一役，上海成为抗战的主战场。蒋介石果断出击，调动全国精锐部队，誓言捍卫这座城市。在八一三事变中，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交火，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决心。尽管最终上海失守，但战斗的惨烈与牺牲震动了国际社会，改变了对华政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血性。这场战役不仅是城市的保卫，更是民族精神的觉醒。00:02:00:血肉长城的呐喊：上海抗战中的英勇抵抗与中外关注00:04:01:淞沪会战：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战氛围的形成
本期播客揭示了伪满洲国的历史真相与背后阴暗的殖民统治。溥仪的复辟梦被日本当作木偶剧，一场伪装下的殖民骗局。长春以模范城市的面貌掩盖了真实的监控与压迫，东北人民在极端困境中奋起反抗，书写了不屈的斗争史。尽管伪满洲国看似一个国家，实则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与深重的伤口。我们将探索这一段历史，揭示其对中国现代史的深远影响。00:02:04:日本在华殖民统治下的血泪与抵抗：伪满洲国的黑暗真相00:04:04:东北义勇军的抵抗：中国军人在血缘中的奋斗
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柳条湖小站爆炸声响彻，成为日本关东军扩张的开端。经过精心策划，这场事件不仅制造了满铁被破坏的假象，还为日本全面出兵创造了借口。张学良的选择是全线不抵抗，导致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国际社会的冷漠更让这一悲剧加剧。日本在东北实施残酷统治，民众的苦难与抗争让人心痛。九一八不仅是一次爆炸，更是中国人抗战岁月的开始。00:02:06: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中国面对列强的沉默与袖手00:04:07:东北沦陷：日本殖民统治与思想洗脑的恐怖图景
在这期播客中，九十四岁的高桥哲郎回忆起自己作为战争亲历者的痛苦经历。二战时期，他被迫参军，目睹了战争带来的撕裂与悲剧。他深刻反思“武力和平”的虚幻，认为真正的和平源于平等的对话与真诚的交流。高桥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阴影虽然远去，但对和平的追求永远在继续。通过他的回忆，我们更能领悟战争的代价与和平的重要性。00:02:05: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与和平主义者的双重身份：真相与反思
权谋与野心：揭示1927年东方会议的真实意图在1927年的东京，田中义一主持的东方会议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会议讨论了满洲和蒙古问题，计划通过武力解决与北伐军的冲突，意图将满蒙从中国分立出去，形成对日本有利的新局面。田中义一的奏折震撼政界，明确表示征服满蒙是征服中国的前提。这次会议不仅为日本的侵略行动铺平了道路，也让未来的日本走向了战争的深渊，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历史的背后，充满了权谋与博弈的复杂故事。00:02:00:东方会议的召开与日本的侵略行动：征服满蒙与中国的命运交织00:04:02:中日战争的导火索：日本在中国的资源掠夺与殖民地统治
日本为何选择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日本军人和政治家田中义一坚信必须占领中国以保障日本的生存和安全。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进军长江流域，使得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温和派主张用经济手段掠取资源，而军中激进派则推崇武力干预。南京事件爆发后，日本借机煽动爱国情绪，田中义一呼吁对中国北伐进行干预，最终成为日本首相，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段历史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背景。00:02:06:日本民众的爱国热情：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与日本干涉中国北伐战争的背后故事00:04:10: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成为首相，日本开始坚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面对日本的未来，此时作为陆军军官的石原莞尔一直蠢蠢欲动。他认为日本必须更加自立自强，才能实现对抗西方侵占亚洲的目的。因此，石原莞尔开始潜心研究战争谋略，他希望替日本制定一套完善的战略。“石原莞尔在1920年代开始，非常强调‘要占领中国大陆’。他一直认为,只有通过将中国大陆变为日本国土,才能够和世界强国美国取得平衡。”经过在中国一年时间的战争调研，又远赴德国学习军事理论。后来，石原莞尔带着他的研究成果“最终战争论”回到了日本。今天，在位于日本山‘行’县石原莞尔墓旁的一块石碑上，我们看到了他的弟弟“石原六郎”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上面刻有这样的文字：石原莞尔在1925年发表“最终战争论”。到1949年去世为止，他的一切思想行动都是基于此历史观。那么究竟什么是“最终战争论”呢？他又和日后由石原莞尔主谋策划的918事变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这里是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部的山口县，将我们的脚步引向这里的是山口县的一座小城萩市。虽然地处偏僻、人口不多，这里却让历史爱好者们趋之若鹜，因为从这座小城中走出了九位日本首相。在1927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田中义一就是其中之一。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教授说，“田中义一的野心非常大，他的家乡是山口县，他既掌握政友会又有自己的政党，他既是政友会的总裁又是陆军大将，因此他常常持有陆军侵略政策，他一直有进军中国扩大利益的想法。”田中义一，1883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886年，任陆军少尉；1889年，进入陆军大学；自1892年陆军大学毕业，步入军界后，很快就博得了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的赏识。
当一战结束后，西方的注意力再次聚集到中国的时候，日本趁火打劫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列强们的反感。这里是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西端的林肯纪念堂，这座通体用洁白的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的希腊神殿式建筑被视为华盛顿式的标志。1921年11月，在这里，美国召集‘一战’的战胜国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等人作为日本的全权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一次，美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日本能收敛自己日益膨胀的扩张欲望，以免影响到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利益。“美国国务院的东亚研究专家们表示，日本在战争期间，通过给中国施压以满足其要求，所以应该在华盛顿会议上，剥夺日本在中国取得的一切权益。在国际这个大法庭上，日本处于被告的地位，应该让日本反省。”
“一战后的恐慌。1920年3月，这时候就没有军火订单了，日本马上经济就不景气了，这时候日本就开始渐渐的走向了这个不景气的时代。走了多长呢？走了十年。”在此之前，从1914年到1918年，当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时，日本却利用一战的天赐良机，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日本并没有真正的介入一战。很多都是人家过去卖不出去的东西，现在人家没法生产了，比如说我要军大衣，你来个订单，我就给他做了，这全是日本人发的财。所以在日本，在这个1915年以后到1920年之间，它的经济发展的非常的快。”而在一战期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独自享有中国利益的野心也越来越公开化。1914年8月，日本向德国宣战，最终得到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占领了青岛。1915年，日本公然提出《21条》，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全都置于日本的完全控制之下。陶醉在极度自信当中的日本人却没有想到，他们就要为以战争来聚集国家财富的做法付出代价。“确实得到了利益，但是，为此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比如对中国的侵略——公然的提出了《二十一条》——提出了很多要求，是非常严重的负面后果。而日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则可能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日本锁国下的惊天变局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清朝崛起，日本对外部世界充满警惕。幕府将军既担心欧洲殖民者的威胁，也警惕清朝的入侵。尽管采取了锁国政策，日本民间依然渴求知识，长崎的荷兰商馆成为新知的来源。与此同时，幕府内部也充满了荒诞与腐朽。狗神崇拜、贿赂横行，而武士们的战斗力却日益衰退。锁国政策终将结束，西方的黑船即将到来，东西方的碰撞一触即发。00:02:05:日本历史的转折点：黑船来航与世界格局的变迁00:04:06:闭关锁国与黑船来航：日本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的军人生命的，就是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以这些人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以这些人为首的主战派。闹事的‘支那驻屯军’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当时正病入膏肓（于7月16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这些人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这些人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就是因为石原，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经全部成为泡影。
二二六事件，又称“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的一次失败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被处以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中央职务，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帝国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二二六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二二六兵变中，石原坚守岗位，在整备参谋的任上果断指挥,严厉镇压，得到统制派的好评（石原非统制派成员）。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
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当要付诸实现时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手中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样行不通。因为这个原因，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在《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当要付诸实现时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手中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样行不通。因为这个原因，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在《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在关东军内部，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石原的脑力，板垣的武力”。其中石原指的是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板垣指的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武汉，石原的顶头上司是时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的板垣征四郎。从那时起，一直受人排挤的石原莞尔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知己”，并最终和他一起，成为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力。
石原莞尔于1889年1月18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在当时的日本农村，警察署署长是当地吃皇粮的大官，优越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不信邪、不畏权势、颐指气使的作风。石原莞尔信奉“日莲教”，是田中智学的忠实信徒。1902年，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学习，以第三名的身份毕业。在此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尤其是喜欢读拿破仑的相关书籍。在考试时，他总是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答题。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们的眼中也是一个另类，被称为“7号”（精神病患者之意）。当时的学习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能轻松拿到高分，而在术科上成绩一般，这与他身体素质不出众有关。在没有航空兵的时代，各兵种中最让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们神往的就是挥舞马刀、纵马驰骋的骑兵了。但石原莞尔没有选择骑兵，选择的是步兵。因为通过阅读各种书籍，石原已经开始形成了将来的作战是在中国大陆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还是刚刚露头，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经感觉到了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是陆军，是步兵。1905年转入日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毕业后，石原进入步兵第32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以第21期步兵课第6名成绩毕业（其实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老师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而前五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怀表。后来石原被问及为何在陆军大学拿到第二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陆士毕业后重回第32联队，但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在成立第63联队时，被推荐去63联队任职。1915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
这是日本陆军中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者石原莞尔,在去世前九个月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资料。石原莞尔这样回答，“现在的日本,完全放弃了战争、完全放弃了。我们坚信：应该抛弃利害关系，以立正精神为准绳，来衡量我们的国策。”1948年，秋天，已经膀胱癌晚期的石原莞尔，在家乡山行县饱海郡高濑村，接受了自己的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采访。虽然已经病重，但他仍然尽量用响亮的声音回答采访者的提问。“艾克尔伯格最后却有意让日本在美苏争霸时成为美国的同盟，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制定了宪法，即便日本遭受侵略，我们也应该坚持放弃战争。”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曾经策划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被称为关东军大脑的日本军人，却在人生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信誓旦旦地倡导和平、让日本彻底的放弃战争。几经辗转，我们在鹤岗市护国神社的院子里，找到了标示着：石原莞尔出生地的石碑。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这块石碑上，石原莞尔居然也被冠以永久和平的先驱的评价。作为九一八事变和满蒙独立的主导者之一，石原莞尔亲手将无数日本平民带入战争，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永久和平的先驱这个评价，与石原莞尔本人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个侵华日军的头目，为何会被称为和平先驱？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心里，究竟有着怎样扭曲的人生观呢？我们希望通过对石原莞尔的寻访，找到近代日本军人背后所隐藏的战争罪恶。在山行县鹤岗市寻访石原莞尔线索的过程中，我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攀谈了起来。“在鹤岗，不知道石原莞尔的人应该还挺多的。我们知道他曾经当了陆军中将，去了中国东北，再详细的就不知道了。”时过境迁，即使是本地人,对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也了解不多。
1904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中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行径。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参加了板垣征四郎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全面讲解了他策划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得到与会者的支持。石原莞尔在计划中对进攻东北各城市如奉天、辽西、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进行了详细规划，甚至细致到渡河作战、火炮战位、情报侦察、心理战、宣传战以及详实的后勤补给计划。之后两年关东军进行多次实战演练，石原莞尔亲自率领指挥的既有4次大规模演习。1931年1月起，关东军参谋部每周六就作战计划进行讨论补充。可以说，关东军为即将进行的侵略，做足充分准备。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根据普茨茅斯条约规定，日本在中国东北南满铁路所属铁路沿线，每公里就有部署15名士兵的权力。由此，日军的一个师团和六个独立守备大队（总兵力共1万多人）陆续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的土地。这支部队蛮横地驻扎在满铁的铁道沿线、附属地以及租界地——关东州内。他们就是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实施侵华阴谋的急先锋——日本关东军的源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最主要的任务：一个就是守卫铁路；再一个，我把它叫做关东州的哨兵。就是他要保护所谓关东州日本人的各种权益，要给这些日本人站岗放哨。”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关，主要有四大机构：关东厅、满铁、关东军司令部以及日本领事馆。而单纯从业务上看，进行企业经营的满铁与进行军事侵略的关东军之间并无任何交集。然而事实上，从两者创立之初的关系便密不可分。“满铁成立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的每一次活动，满铁全部都参加了。”“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做狼狈为奸。也就是两者之间，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简单的要求或者某一种物质利益形成的一种简单的利益关系——它不是一种利益关系，它完全是一种为了所谓日本整体权益，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军事行动必须依托有力的交通保障而进行。然而，满铁对于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保证交通运输那么简单。“关东军和满铁之间，从1914年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关东军在满铁当中要有长期驻在人员，那个名称叫做“嘱托”。他甚至包括了满铁整个的计划安排，就是满铁的大政方针都要经过军方的首肯才能同意。”满铁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东北’纵横交错’的侵略机构，为关东军进一步进行武力侵略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后勤保障。
“在东北实行完全的军事统治，后藤新平认为是走不通的。在政治统治的同时，必须进行文化统治。”居住在中国大连的97岁老人——杨增志是摄制组至今唯一能找到的一位曾经在满铁开设的学校中读过书的老人。当年只有13岁的杨增志，由于家住在满铁附属地内，小学毕业后，被迫到满铁开设的南满中学堂读书。通过一首短短的校歌，就反映了日本企图对中国实行文化同化的险恶用心。杨增志回忆说，“我们在旧中国时代的时候，学习中国的历史。而且，张学良在那个时候，还要求小学生组织童子军，吹号、等等，所以就懂得爱国思想。但是，我们还得读日本书，你不读日本书,以后没有什么出路。”几经辗转，摄制组找到了：位于沈阳市北二马路旁的和平大街第一小学。如今这里是沈阳市一所名校。然而在日据时代，这里也曾是满铁开办的南满中学堂旧址。这所外表修葺一新的教学楼，就是杨增志老人被迫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所在地。满铁在铁道附属地内，不惜血本，开办教育，并不是真心希望提高当地的教育质量，而是以教育为手段，培养造就“亲日派”，和永为日本之忠臣孝子。对于极其重视东北殖民教育的后藤新平来说，东北附属地的老师，必须由两种人担当：一种是没有到东北挣钱想法的日本人；另一种就是胸怀吞并东北野心的日本人。而对于到附属地学校上学的学生的首要要求，便是熟练掌握日语。“我们没有日语基础，他后来设立预科——一年制预科，到南满中文堂单独学日语。其他什么也不学，就单独学习日语。”“一开始要求在课堂上说日语，后来加深，在生活当中也要说日语。如果发现你没有说日语——你说中国话了，就给你发一块牌子，意思就是你犯错误了。犯错误了，你就有一种耻辱感。什么时候你可以摘掉这块牌呢？你再抓住别的不说日语、说中国话的人，你把牌挂在他的脖子上，这时候你的牌就摘掉了。”
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沙俄在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等诸多权益。“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土地的掠夺范围尚仅限于旅顺、大连、南满铁路附属地和以今天内蒙古通辽市境内的‘白银太来’为主的地区，土地多以工商业使用为主。1922年1月，日本当局专门成立“东亚劝业株式会社”，把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业务以“国策会社”名义统合起来。此后，每年约掠夺土地1500公顷。“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农业试点移民，对农业用地的掠夺初现端倪。据《关东州统计20年志》记载，到1925年，在关东州农民的9.39亿坪(1坪等于3.3平方米)土地中，已被日本侵略者掠去2.85亿坪，占30.35%;95013.1公顷山野地，被掠夺去79182.9公顷，占83.34%。1928年2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收买民地2564公顷，官有下放地366公顷，作为“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成立的准备。截至“九一八”事变，“大连农事株式会社”采取所谓“收买”方式共获取土地3928公顷。这些土地除分给日本农业移民外，其余部分则向当地中国人放租，以获取高额利润。“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共掠夺中国东北土地约478356公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开始进行大量农业移民，先后实施“武装移民”和“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武装移民”时期，除继续强行低价“收买”、以“商租”“合办”方式盗买外，日本当局还以“整理地籍”为借口抢占掠取土地。1932年5月，伪满民政部所属的土地局对东北土地进行“地籍整理”，通过对旧的土地关系和制度进行调查和重新登记注册。1936年，设立地籍整理局，开始为期 8年的地籍整理，投入资金 6000余万元，参加人员达550万。1936年9月至1937年9月，日本当局通过“地籍整理”就非法强占土地608万公顷。
在吉林社科院满铁档案馆中，我们看到了满铁调查部对于中国东北铁路沿线树木资源的调查。其中包括树木的种类以及每一种树木的具体数量。透过这些极为精确的数字，我们似乎看到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肥沃资源的那种近乎病态的占有欲。“满铁调查部被誉为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现在日本的智库实际上在规模、信息网络、信息资料的搜集等各个方面，远远不及当时的满铁调查部。”“就拿这个地图来讲，不仅县城有详细的地图、每个村庄有详细的地图，而且每个村庄周边的位置（包括坟地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非常详细。它完全就是日本对中国的国情调查部。”除了资源调查，满铁调查部还将触角深入到中国东北的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充足调查数据的支持，满铁得以更为迅速的以铁路公司的名义实现全方面的对华侵略。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北丰富的矿产能源。抚顺煤矿作为满铁在东北经济掠夺的缩影，从1907年开始被满铁控制的40年时间里，流失了2亿多吨优质煤炭，留下的却是36处中国劳工万人坑内的“累累白骨”。“东北的煤矿资源非常丰富。抚顺是露天煤矿，非常大，容易开采。所以满铁非常重视，立刻就霸占了抚顺煤矿。”
除了拥有铁路之外，还在铁路两侧拥有16.7米至3000米不等的满铁附属地，附属地总面积达482.9平方公里。由于日本取得每10公里可以驻兵15名的权利，因此，南满铁路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据点，先后由关东都督，关东长官、驻满洲国大使，对满洲事务局负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后，积极开拓原来满洲的交通服务。一方面，该公司延伸其经营的铁路，修建了安奉铁路、抚顺铁路、牛庄铁路等支线，从奉天向东延伸，直达中、朝边境的丹东，将朝鲜半岛与西伯利亚的铁路系统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公司也成立了满洲航空会社，承办从满洲到朝鲜半岛的空运服务。满铁还拥有大连商港。除了铁道、水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务之外，满铁还经营抚顺、烟台的煤矿、冶金、电气、农林畜牧、文化、教育、旅游等业务，拥有鞍山制铁所（现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满洲采金、满洲铅矿、满洲矿业开发、满洲轻金属制造、日满镁工业、同和汽车、满洲电业、满洲化学工业、满洲盐业，以及遍布各主要城市的满铁医院，和大和旅馆等多家会社，和文教科研医疗机构。同时满铁还负责其附属地内各城市的市政管理，包括满铁奉天附属地、长春附属地、鞍山、大石桥、四平街、公主岭、辽阳、铁岭、海城、开原、瓦房店等，以及支线上的抚顺、安东、凤凰城、本溪等。1936年时，面积在1平方千米以上的共计29处。随着会社经营范围的扩大，1920年，满铁第一次增资至4.4亿日元。1933年，第二次增资至8亿日元。1940年，第三次增资至14亿日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满铁在其附属地内的行政职能，以及各种政治活动被逐渐削弱，其业务被置于关东军司令部的监管之下。随着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原属中国的沈海、奉山、吉长、吉敦、吉海、四洮等铁路，以及东北全境的港湾、水运、煤矿、钢铁、轻工业和化工工业的经营权，也被转交给满铁，其附属地面积增至524.3平方公里。至1935年，满铁经营的铁路长度已达6857.3公里。1936年，满铁改组铁路管理机构，在奉天设立铁道总局，统一经营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1906年成立之初,就得到了长约1100公里的铁路。从1907年6月开始，把得到的干支线，全部改为标准轨距，先是安奉铁路的改轨和变线。在改轨的同时，修建了中朝边界上的鸭绿江铁路桥。从1908年开始，分别修建了大连至长春，沈阳至抚顺等线段的第二线工程。与此同时，大规模地扩建大连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连设立的对满洲进行殖民的机构。是执行日本国策的地方机关，简称满铁。 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夺取了满洲中东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和经营抚顺煤矿等特权。1906年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总资本为2亿日元，日本政府投资1亿日元，另一半股份主要来自日本皇室、贵族、官僚。翌年4月开业，以经办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及发展畜牧业等为其经营方针。第一任总裁（后滕新平）。总社设有总务部、调查部、运输部、矿业部、地方部。分社设于东京，下有东京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有《满铁月报》等刊物。1907年4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业。九一八事变后，满铁于1932年，将铁道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伪满洲国。1938年，满铁将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及化学工业，转让给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此后，满铁集中全力于铁路、煤矿及调查情报工作，并积极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满铁企业也不断增多与扩大，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总资产达到42亿日元，就业员工也从开办时的1.1万人，增加到39.8万人。1947年7月，满铁日籍人员撤离满洲，其在华机构全部为中国政府没收。
在机密档案《满铁会社设立命令书》，我们查到了：当时经日本政府审核通过的满铁总裁的工资标准，每年6000日元。这个数字,比当时内阁中工资待遇最好的日本枢密院议长还要高，可见此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满铁的重视和期待。此时，一部试图将中国东北彻底榨干的巨大机器，已经全部组装完毕。每年7月中旬是日本一年一度的夏祭时间。这一天，在日本神奈川县江之岛上，一场夏祭活动正在进行。男女老少穿着日本传统的浴衣，以最欢乐而古老的方式,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在江之岛半山腰的另一个角落里，却异常的冷清，这里就是儿玉神社。历史总会给善恶以最公允的裁判。在被任命为满铁委员长仅仅11天之后，而儿玉源太郎离奇地死在了自己家中。曾经风头无二，对于侵华行动事必躬亲的日本陆军名将，就这样凄凉的安魂在这座小小的神社中。由于神社的正殿大门紧锁，中国摄制组无法看到那块用中文写成的墓志铭，更无从知道,这个为了一己军功而给另一个民族带来无尽伤痛的日本侵略者，在去世之前,是否有过一丝丝的反省。此时，由于满铁经营的战略构想已经形成，儿玉源太郎的死,并没有影响满铁成为日本侵华桥头堡作用的发挥。不到一个月，满铁的实质性业务便从日本东京迁到了中国大连。在中国大连，每隔十分钟就会有一辆有轨电车，从这座品字形西式建筑门旁经过。事实上，不论是有轨电车，还是这座西式建筑，都是满铁曾经经营大连的痕迹。而这座坐落在鲁迅路九号的建筑，就是满铁本社的旧址。1907年3月5日，中国大连正式成为满铁业务活动的中心，而设立在日本东京的满铁大楼,则成为东京支社。“后腾来到东北之后，他把台湾的这套经验原原本本的都带来了，包括大连城市规划。比方说大连各种广场的转盘，当时就是台湾的台北广场，换句话说，后藤把统治台湾的这些成功的、没成功的经验，都带到这边了。”由此，后腾新平开始了在东北的全面经营。
在中国辽宁档案馆，经过（特殊）许可，摄制组查阅到了一些（之前从未面世过的）满铁档案。其中就包括（这本）满铁会社设立命令书。满铁创立时，大量无法公之于众的秘密记载于此。在这份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由(儿玉源太郎)主导的满铁设立委员会(全部)80人成员名单。这80人(几乎)无一例外与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22人为政府高官，其他大部分是两院议员、大财阀以及拥有爵位的贵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这个)满铁公司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它是一支政治势力。”日本政府,作为躲在满铁背后的真正操纵者，从满铁创立之初，就如影随形。“东印度公司是以公司的名义，但是人事任命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满铁不一样，满铁高层的人事任命权，完完全全掌握在日本的中央政府手里面。”根据满铁会社设立命令书创立委员会，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向天皇推荐满铁总裁的人选。这时，儿玉源太郎想到了他的老搭档——后藤新平。医生出身的后腾新平，气质儒雅，相貌斯文。然而与这些特质完全背离的是，后藤新平事实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做事阴狠的手段，甚至更在军人出身的（儿玉源太郎）之上。二人虽然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已结识，但是真正让儿玉源太郎（对）后藤新平刮目相看，却是因为他们共同（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经历。虽然时光已经过去100多年，但在台湾的街头，依然留存着大量日据时代的建筑，无声的诉说着台湾(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屈辱历史。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中，我们找到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原件。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于日本。由此日本开始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由于台湾民众的持续抵抗，日本政府妄想把台湾作为赚钱机器的企图，不断遭到打击。虽然连换了三任总督，依然无法平息台湾各地的抗日运动。高昂的军费投入，成为中央财政的巨大负担，日本政府甚至萌生了卖掉台湾的构想。在这样的背景下，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走马上任。“但实际上，儿玉源太郎不参与执政，他所有的实权，台湾的所有的权利，都归后藤来掌握，所以说实际上后藤是台湾的长官。”“他认为，为什么前三任的总督统治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没有对台湾做认真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台湾社会的特点，尤其是社会文化的特点，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搞了大规模的台湾旧惯调查。”后藤新平通过详细的台湾本土民情调查，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殖民手段很快在台湾实施起来。在残酷的镇压以及疯狂的掠夺之下，台湾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物产资源更是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从富饶土地上摘到了丰硕果实，日本终于再次尝到了对外殖民统治的甜头。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也由台湾开始，摸索出了一套殖民统治的方法。正是由于所谓成功治理台湾的经历，后藤新平（很顺利的）当选了满铁的首任总裁。
儿玉源太郎直接参与甲午战争中日军的物资筹备和兵力部署，十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中，他更作为日军总参谋长指挥作战部队，攻取旅顺口。“在明治初期这些军人当中，儿玉源太郎（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军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提到明治初期的军人，就给人一种感觉，非常粗暴，这些军人当中善于动脑筋的，儿玉源太郎应该算作一位。”早在日本内阁还在为如何经营南满铁路方针各执一词的时候，一直在辽东半岛作战，对于中国东北情况了如指掌的儿玉源太郎，已经盯上了东北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和极其富庶的资源。那么，如何通过南满铁路，进一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呢？在儿玉源太郎的授意下，一个考察团偷偷潜入了印度，进行调查。伴随着古老的渔歌，位于印度东部的城市——加尔各答在晨曦中缓缓苏醒。1689年，英国政府向印度买下了位于孟加拉湾（恒河口岸）的加尔各答。随即，这座小村庄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总部。东印度公司虽然打着贸易公司的名号，实则是英国政府设在印度的海外扩张（代理）机构。它不仅将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由加尔各答源源不断的运回英国，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更进一步修建堡垒、设立军队，成为（一把）英国殖民侵略印度的尖刀。“英国女王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代表英国政府统治印度经济、金融和军事上的特权，行使英国政府的权利。虽然叫做英国东印度公司，但它基本上在印度行使的是英国政府的职能。这就是儿玉源太郎特别欣赏的一个殖民地模式。根据对东印度公司的考察结果，一个模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机关的念头，很快在儿玉源太郎的脑海中形成。作为满铁经营委员会委员长,儿玉源太郎决定向明治天皇提议，把满铁建立成一个，以铁路公司的名义，实现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国家代行机关。原日军侵华老兵高桥哲郎说，“满铁属于日本国策会社的管理，当时有一个叫国策会社的公司，对日本的战争，意义非凡。”“成立满铁公司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日本作为它的国策机关。什么叫国策机关呢？就是能够贯彻执行对华侵略政策的这么一个机构，”
1905年3月23日，儿玉源太郎在日军奉天之战胜利后，奉命回国报告战况。参谋次长——长冈外史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到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这个长冈就是他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时培养的学生。后来他和陆军上层一起顶住了民间的压力，和俄国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把俄国势力赶出了南满。回国期间，他向日本大本营提出：成立隶属于满洲军的总兵站监部；成立隶属于总兵站监部的民政长官部；改修铁路增加运力的建议。这些建议很快被日本采纳。从此他身为满洲军总参谋长，实际成为日军在大连和东北占领区统治的总头目。他还是在满洲实现日本移民500万的总策划人。在他看来，满洲是日本花了2亿日元战争费用、死了10万人才得到的，中国想收回东北，必须流血才行。1906年9月，在“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就表示：“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建议当时就被另一个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有封住儿玉的野心。儿玉源太郎在会议上，不厌其详地论述，对大连实施殖民统治的方针，内容包括：土地、港湾、产业、教育、税制、警察、卫生、道路、电气等多方面，甚至火葬场、墓地都没有遗漏。依照《朴次茅斯和约》，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经营权。1906年1月，他被任命为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他于7月13日，被日本内阁任命为“满铁”委员长。1906年11月26日，日本在东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他把他在台湾的得力助手——后藤新平叫来，任命为满铁公司总裁。打完了日俄战争，山县有朋元帅心里后怕，总觉得沙皇还要回来报仇。就提出要把现在的17个师团的陆军，扩充到平时25个（战时50个）师团。为什么50个？因为沙俄在远东地区能动员起来的师团，据说是50个。但参谋总长——儿玉大将坚决反对，根据很简单：有维持25个师团的国力吗？这边打老毛子造成的饥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补上呢。儿玉提出来的建议是增加两个师团，加上近卫师团一共20个，战时倍增到40个。这样勉强还能凑合。可是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却坚决反对儿玉的方案。在争吵中，1906年7月23日，儿玉源太郎因脑溢血暴卒，年仅55岁。死后当天，被明治天皇特旨追叙“正二位”、一级“金鵄勋章”和旭日桐花大绶章。翌年，又追封为伯爵。
1903年9月，日俄矛盾日益加深，时任参谋次长的（田村怡与造）少将病死。此人因用兵谨慎，被称为武田信玄再世，和用兵大胆、号称上杉谦信的小川又次中将并称。已经擢升日本内务大臣的儿玉源太郎，屈就参谋次长，开始全面策划对俄作战部署。日俄战争爆发后，晋升陆军大将，担任日本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元帅的参谋长。1904年7月14日，随日军侵入中国。此后，日本在中国的军机事务，均由其出谋策划、亲自裁决。日军进攻旅顺期间，时刻关注旅顺战况，先后两次，亲自到旅顺视察战况和督战。8月19日，日军对旅顺发起总攻后，进攻受阻、损失惨重。9月15日，儿玉源太郎由辽阳赶至旅顺，命令乃木改变原来的战术，重点主攻203高地。10月5日，返回辽阳。然而旅顺仍然久攻不克。同年12月1日，儿玉源太郎带着大山岩元帅的手令，由辽阳赶至旅顺，命令乃木希典交出指挥权，由他亲自指挥。纵观乃木集中军力，重点进攻203高地。但俄军也抽调了预备队，集中军力，重点反击和防御，结果又是胶着。儿玉介入指挥后，调整有二，都是在炮兵上。一是把东正面的280mm重炮队，一天之间集中到西正面，完成了炮兵火力的集中，并突然加大了对西正面203高地的炮击火力。乃木担心的说，“把东面的炮队撤出，俄国人出来反击怎么办。”儿玉大怒，“我正担心他不出来反击。”二是改变了炮兵-步兵进攻模式，命令：在步兵突击的时候，炮兵并不停止射击。如上（两条），使得山头俄军失去了通常模式下，炮击后占据阵地，组织防御射击的时间。亦无法动用预备队，支援受威胁的阵地。基本上陷入七零八落的各阵地、各自为战的状态。与数量优势日军的混战，其阵地失陷命运，可说已被决定。从儿玉介入旅顺战役指挥，到攻克203高地，可以看出：其人非常长于冷静计算的一面。日军于12月6日，终于夺取203高地，取得了攻克旅顺的关键胜利，其火力控制了旅顺整个市区和港口。由于胜局已定，他于12月10日，返回辽阳日军总司令部。此后，日军攻势如潮。一个月之后，迫使俄军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