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魏晋玄学与反玄学思想从清议到清谈东汉中叶以后，阶级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激剧展开，最后，宦官战胜了外戚和外廷官僚，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当时的士夫、官僚及其后备力量太学诸生，在政治低潮下，为了锻炼自己的队伍以战胜其敌人，曾采用了过去乡举里选时所习用的“清议”一种形式。 东汉用征辟、察举等制度，来选拔统治人才，选拔的标准，大半依据乡闾宗党平日对这个人长期观察而得出的社会舆论也是一种舆论方面的鉴定，即所谓清议来决定的。鉴定的主要着重点，是“经明行修”，即这个人对儒家经典要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和他本人在道德行为、生活作风方面，无疵可指。这种社会舆论--清议的表现，有一个时期，往往通过“风谣"和“题目”的形式。所谓风谣，在东汉的经师们以往就是用来标榜个人在经学上的独特成就和作为上的卓特之点的。例如字一句的，有: 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许慎传》)。 会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井丹传》)。 关西夫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 关中觥觥郭子横(《后汉书·郭宪传》)。 四言两句的，有: 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后汉书·文苑·黄香传》)。 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后汉书·党·贾彪传》)。 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汉书·荀爽传》)。 这种风谣，赅括了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并采取诗歌的形式，以便于流传，是士夫、官僚及太学诸生用来作为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很好工具，不但用来褒奖“善类”，而且也用来贬斥奸邪。如东汉末，甘陵周福以桓帝师，耀升为尚书；同郡房植为河南尹，亦名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一褒一贬，就表示了当时士大夫的清议。所谓题目，主要是称述人物的品德、性格、 才能、识度。例如: 李元礼(膺)叹荀淑、钟皓日:“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世说新语·德行篇》)物果普郭林宗见王允日:“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后汉书·王允传》) 陈仲举(蕃)尝叹日:“若周子居(乘)者，真治国之器。 学诸宝剑，则世之干将。”(《世说新语·赏誉篇》) 世目李元礼设谡如劲松下风(同上)。 此外如曹操曾问许劭:“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这种名士对人物的评价，也就代表了当时的清议。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与宗教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来讲，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是短暂的。魏晋南北朝这三百七十年间，却经历了较长的分裂时期， 开始是魏、蜀、吴三国分立，后来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又出现了十六国的分裂和江左的偏安，逐渐又形成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在这样一个长期分裂的历史时期里，还频繁地进行着州镇割据所引起的战争，和各族统治阶级所挑动的民族仇杀。 这种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对于当时的文化发展来讲，应该是极为不利的。而且，从东汉王朝崩溃以后，城市衰落，商业停滞，货币的行用也不广，自然经济又完全占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状况对当时的文化发展来讲，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极影响。可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里，既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克服了种种困难，使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没有停滞，而且有了显著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和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和杰出的科学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中，各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和融化，这就为此后的光辉绚烂的唐代文化打下了深厚基础。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有了发展，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外来文化的有益营养，丰富并发展了具有中华民族自己风格和气派的文化艺术。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太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 ‘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载《列宁全集》第26卷，第6-7页)。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例外，尽管产生了优秀的思想家鲍敬言、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等，还出现了不少反映被剥削群众思想感情的一些乐府民歌；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还是地主阶级的文化。在当时世家大族大地主的经济占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如哲学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等，无一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如经学中尤其对丧服的繁琐商订，玄学思想中的虚无主义以及及时享乐主义的腐朽观点，佛教诡辩思想中出现的一股繁琐学风，家谱学的发达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和避讳习尚的严格遵守，文学方面辞藻的华丽和骈俪化，宗教画方面所表现的投身喂虎、地狱变相等等恐怖场面，在在说明一切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浸透了世家大族地主阶级所提倡的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度以及当时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宗教迷信的毒素。 下面从几个方面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先从哲学思想讲起。
诃罗单、干陀利与婆利国 诃罗单国，《宋书》说它“治婆洲”。据近人考证，阇婆洲即今爪哇岛。还有一个阇婆婆达国， 也可能在爪哇岛上。诃罗单国在三国东吴时，称为诸薄国，“诸薄”就是“婆”的异译。《梁书·扶南国传》提到“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后之马礼洲， 即今之巴厘岛)。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今加里曼丹岛)”。《太平御览》卷820引康泰《吴时外国传》说:“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这种织作白叠布(草棉布)的草棉，当时已逐渐移植到我国岭南一带，行将成为我国纺织手工业史上的大事。 康泰《扶南土俗》还提到“诸薄之西北，有耽兰之洲，出铁”(《太平御览》卷787引)。这个耽兰洲，就是今天的苏门答腊岛了。嵇含《南方草木状》里还说，“铁出耽兰洲，裸夷装船载铁至扶南买之”(《太平御览》卷813引)，大概当时耽兰洲的铁器，是驰名东南亚的。万震《南州异物志》说:“鸡舌(香)出在苏门。云是草花，可含，香口”(《太平御览》卷981引)。这个“苏门”，和前面提到的耽兰洲的“耽兰”，合起来成为“苏门耽兰”，正是今天苏门答腊岛的异译，那是最早见之于中国史书的。 爪哇岛上的国家，很早就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诃罗单国王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遣使来建康，赠送金刚指环、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赤鹦鹉鸟等珍贵礼物。元嘉十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九年，又四次遣使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阇婆婆达国王也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遣使来建康访问，馈赠方物，加强了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 干陀利国，据近人考证，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梁书》也说它“在南海洲上”。“出斑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我国东晋时的著名旅行家、取经僧法显， 从师子国搭船回国，泛海九十天，到达耶婆提国，在这个国家住了五个月之久。耶婆提国就是干陀利国的异译。干陀利国王在我国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七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陈文帝天嘉四年(公元563年)， 凡五次遣使至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宝器、玉盘、金芙蓉、杂香药等珍贵礼物，南朝皇帝也回赠许多礼物，从而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婆利国，据近人考证，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梁书》说它“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这个国家“有一百三十六聚(自然村落)。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其国人披古贝如吧(樸)，及为都缦。王乃用斑丝布，以璎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或持白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其导从吹螺击鼓。”(《观书·婆利国传》)其“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婆利国的刑法，“其杀人及盗，截其手。 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隋书·婆利传》)。 南朝时代，婆利国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婆黎国王遣使来宋访问，并馈赠方物，婆黎国就是婆利国的异译。梁武帝天监十六年、普通三年，婆利国王又先后遣使到达建康，馈赠兜鍪(盔)、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方物数十种，梁王}朝也答以厚礼，这就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1《水经·温水注》:温公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 《晋书·林邑国传》: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 《水经·温水注》:冷水.......东径区粟故城南。考古志并无区粟之名。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卷县。”《林邑记》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余里。"《交州外域记》曰:“从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国，四百余里。”准径相符，然则[区粟]城故西卷县也。 《水经·温水注》:“船官口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外名狼，所谓裸国者也。虽习俗裸袒，犹耻无蔽，惟依暝夜，与人交市，暗中臭金，便知好恶，明朝晓看，皆如其言。”从这条材料看来，占婆的近旁，还有许多比较原始的部落，占婆是这个地区最为先进的国家。 按《扶南土俗》与《吴时外国传》，实即一书。 5按《太平御览》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日:“优钵国，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国同。”又引康泰《扶南土俗》曰:“横跌国在优钹之东南，城郭饶乐，不及优钵也。”横跌、摸趺，是同一国名，当有一误。优钵在天竺东南五千里，摸趺又在优钵的东南，大概在今孟加拉国境内或缅甸的西北部靠盂加
盤皇、丹丹与盤磐国皇国，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境内马来半岛上的彭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 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皇国王凡七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礼物，这就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丹丹国，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南部的吉兰丹。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陈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年)、十三年、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丹丹国王凡六次遣使来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琉璃杂宝、火齐珠、古贝、香药等等，在太建三年的一年中，便派遣了两个使团到达中国，从而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国，据《太平御览》卷787引《梁书》说，国在“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这个小海，是指南海而言的。唐僧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提到的盆盆洲，《宋史·真宗纪》里提到的蒲婆国，实际都是指国， 当在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北部沙捞越或沙巴和文莱境内8。 《太平御览》卷787引《梁书》，说国“百姓多缘水而居，国无城，皆竖木为栅。王坐金龙床，每坐，诸大人皆两手交抱肩而跪”。“其国多有婆罗门”，“王甚重之”。“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读佛经，皆食肉而饮酒。”“其矢多以石为镞，稍则以铁为刃。”南朝宋文帝元嘉(公元424-453年)、孝武帝孝建(公元454-456 年)、大明(公元457-464年)中，梁武帝的中大通元年、四年、五年、大同六年，陈宣帝太建三年、后主至德二年，国王先后近十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沉香、檀香、詹糖、菩提树叶等方物，说明这个地区很早就和我国有了经济文化交流。本期播客探讨了盘盘国与丹丹国在古代与中国的频繁交往，揭示了两国间深厚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公元五世纪，这些国家就开始派遣使节，带来金银珠宝和香药，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密切。我们还将探讨《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宋史真宗记》中提到的相关记载，展现马来半岛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这一切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的国际关系，也展现了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金邻、顿逊与狼牙修国在今天的泰国境内，公元3-6世纪时有金邻、顿逊、狼牙修等国家。 这里先讲金邻国(在今泰国的西南部)。万震《南州异物志》 介绍金邻国的风土民俗，说“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太平御览》卷790引)。康泰《扶南日南传》也谈到“金陈国入四月便雨， 六月乃止，少有晴日，六月不雨常晴，岁岁如此”(《太平御览》卷11引)。由于金邻国地处暹罗湾上，所以古时称暹罗湾为金邻大湾。 在金邻国的西南，有一个顿逊国，也在今天泰国西南部。中国史书上说它在扶南“南界三千余里”。又说:“顿逊国在海崎(海岸弯曲处)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 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 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梁书·扶南国传》)康泰《扶南传》还说“顿逊国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种.....冬夏不衰，日载数千车于市卖之，燥乃益香。 亦可为粉，以傅身体”(《太平御览》卷981引)。竺枝《扶南记》还谈到顿逊国“属扶南。国王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唯读天神经(婆罗门教经典)，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有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太平御览》卷788引)。在南北朝时候，昆仑是指马来人而言的。倾逊国王名昆仑，国王大概原是马来人，而又崇拜婆罗门教，和扶南一样，信奉天神(大自然的主宰者)。这个国家距离扶南要比金邻国远，当在今泰国东南部马来半岛万伦湾(Bandon B.)沿岸一带，这是当时横断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必经之地，所以东西商贾云集，商业非常发达。 《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提到“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人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梁书·中天竺国传》作投拘利口。这个投拘利口，就是今天泰国南部马来半岛西部的帕克强(Pokchan)河口。这是从马来半岛乘船去五天竺的重要港口。 狼牙修国，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上的北大年(Pattani)附近一带。这也是当时东南亚地区东西贸易繁荣发达的地方。 《梁书·狼牙修国传》说它“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沉、 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缦。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贯布，以璎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旗鼓， 罩白盖，兵卫甚设”。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普通四年(公元523年)、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狼牙修国王凡三次派遣使节至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这就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古代东南亚的金邻国、顿逊国和狼牙修国。这些国家在公元三到六世纪时，位于如今的泰国境内，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繁荣的商业文化。金邻国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风俗闻名，而顿逊国则因其香花和珍宝的交易而兴盛。狼牙修国作为重要的贸易枢纽，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通过对这些历史国家的介绍，节目揭示了古代贸易的魅力与多元文化的交融。
扶南国人“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梁书·扶南国传》)。“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奢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才六七尺，头尾似鱼。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斗鸡及豨为乐。”(《南齐书·扶南国传》)“王坐，则偏踞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白色草棉布)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梁书·扶南国传》)“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晋书·扶南国传》)扶南的文字，大概和梵文相近。从东晋末年起，天竺的婆罗门教和其他一些外道，传入扶南。《齐书·扶南国传》说扶南“国俗， 事摩醯首罗天神(大自然的主宰者)”。《梁书·扶南国传》也说扶南“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扶南的婚姻比较自由，“男女恣其奔随”。“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南史·扶南国传》) 扶南国和我国从三国东吴时起，就有了友好往来。东吴孙权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交州刺史吕岱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等国6。归国后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朱应撰《扶南异物志》，记述海外见闻，可惜两书都已散佚。孙权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聘问，带来乐人及方物。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七年，东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十二年、十五年，南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六年、十八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 五年，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宣帝太建四年(公元572)、后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扶南国王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扶南赠送东晋、南朝的方物有象牙佛像、珊瑚佛像、犀牛、驯象、火齐珠、瑇瑁盘、琉璃器、郁金、苏合香、婆罗树叶、古贝等，东晋、南朝政府也回赠以珍贵的丝织品如绛紫地黄碧绿纹绫等，这就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扶南国的奇特文化与东晋的友好往来。扶南国不仅在婚姻上表现出独特的自由观念，其文字和信仰也引人入胜。节目中，我们还回顾了东晋时期的使者与扶南的交流，分享了两国之间互赠的珍贵物品，如象牙佛像和丝织品。这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展示了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和深远影响，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弗兰国是一个位于金柬埔寨境内的古国，其神话传说和历史发展反映了东南亚地区的迁徙与融合。以农业为主的弗兰人，以妇女为王，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然而，随着国家的强盛，奴隶制度迅速发展，贫富分化加剧，社会身份通过服饰明显体现。残酷的刑法与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这个原始奴隶国家在繁荣背后隐藏着痛苦的现实。这个故事揭示了古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人性。
在这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战婆国的历史与文化，揭示其著名的产品如古贝和草棉布的传承。战婆国的农业生产力因汉代太守的推广而显著提高，形成了独特的“两个熟”的耕作方法。我们还聊到城池的布局与商业发展，战婆国作为多朝交汇的经济文化中心，频繁的外交往来加强了各国间的联系。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战婆国的繁荣，成为历史上的重要一环。
占婆国(在今越南中南部)，中国史上称之为林邑国。东汉初平(公元190-193年)初年，中原地区州牧混战，日南郡象林县的占婆人区逵也起兵杀象林县令，自号占婆王，都典冲城，即汉象林县城(今越南维川南茶荞地方)1。到了东吴孙权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占婆的势力向北推进，攻下东吴交州的西卷县，改称区粟}城(今越南广平江南岸的高牢下村)。 从此区粟城便成为占婆国的别都，“兵器战具，悉在区粟”(《水经·温水注》)。区逵数传至外孙范熊为占婆王。范熊死，子范逸继位。范逸死(公元331年)，其臣范文杀范逸子自立为王。 他开始用兵攻灭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部落3，“威加诸国”，有战士四五万人，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强大力量。一方面，“林邑素无田土，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 (《南史·林邑国传》);另一方面，东晋、南朝的交州刺史和日南太守，大多侵刻百姓。因此占婆王国的势力不断北进，想攻占日南以北郡县，从而引起了战争，结果还是两败俱伤，“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晋书·林邑国传》)。 占婆国的风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书树叶为纸。” (《南史·林邑国传》)“文字同于天竺。”(《隋书·林邑国传》)由于占婆的气候，“四时暄暖，无霜无雪”，所以一般人民“皆倮露徒跣(赤足)，以黑色为美”(《晋书·林邑国传》)。到了公元5世纪，“男女皆以横幅古贝(草棉布)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贯小环。贵者著革屣，贱者跣行”。“其王者，著法服， 加璎珞，如佛像之饰。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古贝纖(伞)，以古贝为幡旗。”(《南史·林邑国传》)“良家子侍卫者二百许人，皆执金装刀。”(《隋书·林邑国传》)“国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南史·林邑国传》)“有弓、箭、刀、槊。以竹为弩，傅毒于矢。乐有琴、笛、琵琶、五弦。每击鼓以警众，吹蠡(海螺)以即戎。”(《隋书·林邑国传》)国人“事尼乾道(尼犍外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南齐书·林邑国传》)。“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为成礼。”(《南史·林邑国传》)
本期节目探讨了中国与克什米尔、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的历史交往，揭示了这些国家与北魏之间频繁的使节往来及其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性。节目特别提到佛教圣地尼婆罗国及西天祖的神秘国度，分享了著名旅行家法显在“狮子国”的经历。通过讲述古代贸易、文化交流与友谊的故事，展现了这些国家如何在艰苦的航海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促进了与中国的联系，深入挖掘了这些交流对历史的影响。
在这期播客中，我们回顾了东晋时期旅行家法显的探险之旅，他在笈多王朝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法显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天族的社会风俗和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揭示了笈多王朝作为印度最后的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历史背景。通过对法显三年的访问经历，我们探索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深厚底蕴，以及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互动。这段历史不仅让我们了解了昔日的友谊，也引发了对古代社会的深思。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天竺国的历史，揭示了摩羯陀王国的兴衰历程。我们将了解孔雀王朝的辉煌，以及其后巽伽王朝的衰落原因。节目还讨论了大月兹贵霜王朝的崛起，如何将印度文化与佛教结合，形成独特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些王朝的命运，为聆听者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古代印度历史画卷。
波斯“王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 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王于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 十月仍还”。波斯缺乏严格的继承制度，波斯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众乃共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位以为王。余子出各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关禁；地卑，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有甲、稍、圆排、剑、弩、弓、箭。战兼乘象，百人随之。”(《北史·波斯国传》) 《北史》的记载没有涉及生产关系。据近人研究，公元5-6世纪，波斯国内奴隶制已经衰落解体，自耕农民往往被剥夺了土地，正在经历农奴化这个痛苦的过程，封建社会在形成中。 中国是丝绸之国，所出产的丝绸，历来是通过“丝绸之路”， 转销到西方去的。波斯处于丝路上，为了发展丝绸贸易，波斯国王曾不断派遣使节，来到中国。如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和平二年(公元461年)，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 年)、皇兴二年(公元468年)，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宣武帝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神龟元年(公元518年)、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三年，以及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先后十一次派遣使节，来北魏的平城、 洛阳和西魏的长安进行访问，并馈赠方物。据《魏书·于阗传》 说，北魏献文帝时(公元466-470年)，北魏王朝曾派遣韩羊皮出使波斯；韩羊皮回国的时候，波斯国王也派遣使节随魏使回访平城，并馈赠驯象及珍物多品。在近年国内的考古发摒中，曾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古塔废址舍利石西中，发现波斯萨珊王朝耶斯提泽德二世(Yezdigird II,公元438-457年在位)时期的银币四枚，卑路斯(Pilouz,公元457 -483年在位)时期的银币三十七枚。由此可见，公元5-6世纪，中国和波斯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极其频繁的。南朝的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波斯国王还派遣使节，来到建康访问，并赠送佛牙，估计是由海道远航印度洋，到达我国的江南的。在这个播客中，我们探讨了公元五到六世纪波斯王朝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交流。波斯国王为了发展丝绸贸易，频繁派遣使节访问中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到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是极其紧密的。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波斯的封建制度变迁，还展示了古代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听众将了解到波斯与中国之间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秘密。
波斯萨桑王朝从公元前2世纪以来，统治伊朗高原的是安息王国(帕提亚)。据《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其俗土著， 耕田，田稻麦，蒲桃酒”。“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阿姆河)，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 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到公元3世纪初，安息王国由于长期内讧和对外战争而衰弱不堪。公元226 年(魏文帝黄初七年)，新兴的波斯萨桑王朝终于灭亡了安息，做了伊朗高原的主人。 安息王国虽然灭亡了，可是尚有安息部落，《北史·安息传》 说它“北与康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与波斯相接， 在大月氏西北”。它的酋长在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 曾派遣使节到长安访问，并馈赠方物。这个安息部落，该是安息王国的残余势力所形成的。 波斯萨桑王朝，建都宿利城(Seleucia,在今伊拉克巴格达西南，古巴比伦稍在其南)。这个王朝向西扩展势力时，与罗马帝国斗争不绝。公元260年(魏陈留王景元元年)，国王沙普儿一世(Sapor I)曾歼灭罗马帝国的军队，生俘罗马皇帝瓦列里安(Valerian)。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沙普儿二世又击败罗马帝国的军队，罗马皇帝朱利安(Julian)受创致死。6世纪上半叶，东罗马帝国曾远交唳哒以攻波斯。萨桑王朝的皇帝库思老一世(Chosrau I)也结好突厥，娶突厥西面可汗室密点的女儿为皇后，并于公元563至567年之间，波斯、突厥联军东西夹击，共灭妖哒，瓜分其地。 中国史籍记载波斯萨桑王朝时期的社会风俗，比较详细。 萨桑王朝都城宿利，“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幼发拉底河)经其城中南流”。“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禾、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其刑法:重罪， 悬诸竿上，射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劓、刖若髡， 或剪半须及系牌于项，以为耻辱；犯强盗，系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北史·波斯国传》)“市买用金银。”(《梁书·波斯国传》)“赋税，则准地输银钱。俗事火神、天神。”“多以姊妹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择尊卑。”(《北史·波斯国传》)“婚姻法，下聘讫，女婿将数十人迎妇，婿著金线锦袍，师子锦裤，戴天冠，妇亦如之。妇兄弟便来捉手付度，夫妇之礼，于兹永毕。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燕达汗国的历史背景与其在古代中亚的影响力，揭示了其强悍的战斗力如何对佛教产生重大打击。通过与北朝的外交往来，燕达汗国展现出其文化与经济的繁荣。然而，随着突厥的崛起和波斯的联手，燕达汗国的霸权逐渐受到威胁，最终被迫分裂。节目也讨论了贫富分化和氏族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带领听众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和变迁。
哒汗国哒(Hephthalites),欧洲人称之为白匈奴，南朝称之为滑国，北朝称之为哒。吸哒得名，据《梁书·滑国传》 载，哒有名王“厌带夷栗陀”，厌带盖其王之姓，因以为国名； 《通典·边防典》引刘璠《梁典》，称“滑国姓呎哒，后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悒怛”；同书又引韦节《西蕃记》，谓“亲问其国人， 并自称挹阗”。厌带、呎哒、悒怛、挹阗，皆一音之异译。 噘哒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还是一个小国，而且曾一度受柔然汗国的役属。到了5世纪中叶，哒人游牧在乌浒河(Oxus,即阿姆河)流域，后来逐渐强大，击灭大月氏。公元500 年左右，进兵乾陀罗，取小月氏，代替贵霜王朝而成为中亚细亚的强国。呎哒的都城拔底延城就是大月氏的都城蓝氏城。 噘哒在南面以旁遮普(Punjab)为根据地，逐渐蚕食印度笈多王朝的领地至麻拉瓦(Malwa)而止；在西面，屡败波斯之众， 公元484年的一次战役，还在阵上把波斯萨桑王朝的皇帝Pir-ouz杀死；在东面，于5世纪末乘柔然汗国中衰之际，进兵塔里木盆地，役属了塔里木盆地南道的渴盘陀、朱居波(今新疆叶城)、于阗、疏勒和北道的姑墨(今新疆阿克苏)、鱼兹、焉耆等城邦。它同时利用柔然汗国与高车王国间的矛盾，有时联合柔然来夹攻高车，使塔里木盆地的霸权尽属于己；有时又扶植高车来和柔然进行斗争，巩固了自己在塔里木盆地的霸权。呎哒汗国的版图，西界波斯，东抵塔里木盆地，北邻高车，南包北天竺，东西万余里，南北数千里。 吸哒汗国的疆土固然“土田庶衍，山泽弥望”，但是噘哒人还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洛阳伽蓝记》引宋云《使西域记》)。他们“以麨及羊肉为粮”。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木为契”，假使和旁国通信，“则使旁国胡[人]为胡书，羊皮为纸” (《梁书·滑国传》)。呎哒人都善于骑射，他们的男子都“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梁书·滑国传》)。“衣服类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北史·呎哒传》)吸哒王的“毡帐，方四十步，周围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洛阳伽蓝记》)。样子非常威严。燕搭汗国，曾被称为白匈奴，经历了从小国到中亚强国的转变。公元五世纪中叶，燕达人在巫虎河流域逐渐崛起，击灭大月氏，取代贵霜王朝，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燕搭汗国巧妙利用周边国家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霸权。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缺乏文字和城郭，但其文化和政治智慧依然令人瞩目。燕达的历史充分展示了游牧民族如何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古代纽密国及其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从纽密国的建立到与北魏、北周的互动，节目揭示了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将了解粟特国王频繁派遣使节的原因，以及大月氏如何在强大的贵霜王朝下崛起。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听众将能更好地理解古代中亚地区的复杂关系，以及佛教在大月氏国家的传播与影响。探索古代的迁徙与联盟，这段历史充满了惊奇与反思。
在今天的播客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古代大宛国的历史与文化。大宛国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繁荣与奢华常常吸引着周边国家的目光。从王铁史的馈赠到使节的频繁往来，大宛国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还将揭示为何大宛国的贡献与神秘在历史上被逐渐遗忘。通过探讨这些古国的交往与文化，我们希望让听众对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思考。
曹魏明帝的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灭公孙渊，取得了辽东。这年六月，邪马壹国卑弥呼女王遣使至洛阳，馈赠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曹魏王朝回赠了许多礼物，其中有“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羊毛织品)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另外还有“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到了齐王芳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卑弥呼女王又派遣使节到洛阳，馈赠“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拊、短弓矢等”。正始八年，卑弥呼女王病死。不久，嗣女王壹与又遣使节来魏都洛阳，馈赠“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邪马壹国究竟在日本的什么地方？一说是在九州北部，一说是在本州的大和(今奈良)，历来就有争论。但是到公元3世纪以后，大和地方兴起了一个犹如邪马壹那样的大和国家，这是无可置疑的事1。在我国南朝时，大和国多次派遣使节，远涉重洋，到建康访问。《宋书·倭国传》记载着大和国王武在宋顺帝昇明二年(公元478年)所上的一个表文，文中提到倭王武的父、 祖“躬擐甲胄”，“东征毛人(蝦夷)五十五国，西服众夷(熊袭)六十六国，渡平海北(指三韩部落)九十五国”。可见自西晋末至南朝时，大和国已经逐渐统一四国，进而渡过海峡，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了。正如《北史·倭传》所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 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 大和国和东晋、南朝的通聘，一共十次。第一次是在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第二次是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 年)，第三次是在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25年)，第四次是在元嘉七年，第五次是在元嘉十五年，第六次是在元嘉二十年，第七次是在元嘉二十八年，第八次是在孝武帝大明四年(公元460 年)，第九次是在顺帝昇明元年，第十次是在昇明二年，倭国王先后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南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南朝的皇帝也主动派遣使臣，赠与大和国王以荣誉位号。除了南朝和大和国彼此间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外，中国人民很早就把中国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介绍到日本去。从西晋时候起，中国人开始流移到日本，这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过一定影响。在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 年)，有吴服师(我国江南地区的缝衣师)经百济到达日本。同年，我国的儒家经典《论语》，也传到了日本。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大和国又从江南聘去“汉织(北方织匠)、吴织(南方织匠)及衣缝(缝衣师)兄媛、弟媛等”(《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过了两年，在公元472年，大和朝廷又下令本国栽植桑树。从此，日本的蚕桑和丝织业，便迅速发展起来。我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到了隋唐时代更有长足的发展。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日本古代的部落文化与政治结构，揭示了倭奴国与强大的野马台国的演变过程。讲述了卑弥呼作为女王如何在男权社会中崭露头角，以其独特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手腕，维持国家的稳定。我们将回顾汉朝与日本的交流，分析早期日本的奴隶制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部落间的风俗与文化差异。这段历史不仅丰富多彩，更为理解现代日本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罗是从辰韩和弁韩发展而来的一个国家。辰韩地处马韩之东，它总共由十二个部落组成联盟，联盟的酋长称辰王。另外又有一个弁韩，也由十二个部落组成联盟。这二十四个部落，大的部落有五千家，小的也有六七百家，总起来有四五万户。由于北方强大的高句丽，念念不忘南下牧马；在朝鲜半岛南部，倭国也在弁韩的迦罗部落基础上建立任那府，企图利用这个桥头堡垒，经营朝鲜半岛。为了抵御南北两大势力的侵凌，在公元356年(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辰韩、弁韩等部落开始联合起来，由过去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成了新罗国家。 新罗“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北史·新罗传》)。“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国出铁”，在辰韩、弁韩时代，“韩(马韩)、泼、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铁的普遍使用，使新罗社会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 (《三国志·魏志·弁辰》)“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营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 百济同。”“服色尚素。妇人辫发绕颈，以杂彩及珠为饰。婚嫁礼唯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死有棺敛，葬送起坟陵。”(《北史. 新罗传》)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年、七年，辰韩王曾三次派遣使节来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陈废帝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宣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三年，新罗国王先后四次派遣使节，远涉重洋，来建康访问。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公元562)、后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新罗国王也先后两次遣使来齐都邺城访问，并馈赠方物。这些友好往来，给此后几百年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百济国与南朝之间的频繁交流与深厚友谊。从使节的多次访问到文化的相互影响，百济国不仅对汉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还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通过百济的使节，汉文化甚至影响到了新罗和日本。我们将回顾这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探讨百济国如何在当时的中韩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索了百济国家的形成及其与马汗部落的历史渊源。百济的五十四个部落如何在联盟中逐渐崛起，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还讨论了百济王室的神秘传说，以及部落生活的独特习俗。从衣食住行到文化习俗，百济展现出丰富的历史面貌。更有趣的是，百济的刑法与社会结构又是怎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一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中国多个王朝频繁互动，派遣使节往来，促进了文化交流。高句丽王不仅赠送南朝大量战马，也在北魏全盛时期年年奉送黄金和白银。这种外交关系加深了两国的文化融合，高句丽吸收了儒家思想，设立太学，传播经典书籍，同时佛教也从中国传入，影响了高句丽的统治阶级。高句丽在吸纳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将其带向了新罗和日本，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印记。
“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这种“下户”，不见得一定是奴隶，而是自耕农民。高句丽“无牢狱，有罪，诸加(加是官名)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奴婢的来源，除了这些罪犯奴婢外，其余就是被掳掠的四邻人民了。因为要通过战争来掠夺奴婢，所以高句丽国很好战，国力也较强，史称其人“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后汉书·高句丽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高句丽人“洁清自喜”，“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以上讲的都是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社会风俗。 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丽王派遣使节访问洛阳。公元244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五年)，高句丽王位宫乘公孙渊新灭，想略取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曹魏幽州刺史毌丘俭所破。高句丽王把他的兵锋转而南下，攻取平壤。 东晋十六国前期，前燕慕容氏霸有辽海，高句丽王钊也想乘隙攻占辽东，这两个力量冲突的结果，前燕主慕容取得胜利，高句丽国人五万余口归附了前燕，高句丽国都丸都城被毁坏，高句丽王钊为百济国所杀。到了后燕慕容熙时，高句丽王乘后燕衰败之际，夺取了辽东郡。这时高句丽国的都城已经不在丸都而在平壤了。 高句丽迁都平壤城以后，在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中，是国力最为强盛的一个国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的使节李敖曾到达平壤城，据说这时高句丽国的“人户参倍于前魏(曹魏)时” (《北史·高丽传》),曹魏时高句丽有三万户，这时户口已有九万户了。平壤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水(今大同江)”。高句丽国的疆域，这时东至新罗，西抵辽水，南接百济，北邻靺鞨， 可是“土田薄瘠，蚕农不足以自给”(《北史·高丽传》)。“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输之。”(《周书·高丽传》)“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隋书·高丽传》)“其刑法:谋反及叛者， 先以火焚燕，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赃。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周书·高丽传》)“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人共耻之，以为卖婢。”(《北史·高丽传》)服装， “人皆头著折风，形如弁”(《北史·高丽传》)。“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周书·高丽传》)“贵者，其冠曰骨苏，多用紫罗为之，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裤，素皮带，黄革屦。”(《隋书·高丽传》)“妇人服裙襦，裾袖皆为禩(缘边)。”“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魏书·高句丽传》)“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稍、矛、。”(《周书·高丽传》)“乐有五弦、琴、 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芦管)以和曲。”(《隋书·高丽传》)以上讲的都是平壤城时期的高句丽社会风俗。
高句丽高句丽，是从涉貊部落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涉和貊是两个部落，泼在东，貊在泼西。高句丽属于貊部落，后来才合并了泼部。据《三国志·魏志·涉传》说:“泼南与辰韩， 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户二万。”开始还没有形成国家，“无大君长，自汉已来，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同姓不婚。”“有麻布， 蚕桑作绵。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部落的“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到了曹魏期，高句丽逐渐强大，泼部落就很自然地并人高句丽国了。 高句丽是属于貊部落的，貊族以外，还有貊的“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貊部落和小水貊部落，他们构成了高句丽国人的主体。汉代称高句丽人为貊人，说明高句丽人即出于貊人。 但统治高句丽的贵族却不是貊人，而是夫馀人。高句丽的贵族很忌讳高句丽人民和�貊部落人民之间有血缘纽带的这段历史，总喜欢强调他们和夫馀王族的亲密关系。《三国志·魏志· 高句丽传》曾提到“东夷旧语，以为夫馀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这个说法，就高句丽贵族而言是对的。至于高句丽的人民，那么应该说是涉、貊族而不是夫馀族。 高句丽的创业君主，名唤朱蒙。传说“朱蒙母河伯女，为夫徐王闭于宫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遂生朱蒙。所以朱蒙自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魏书·高句丽传》)。后来夫馀人要杀朱蒙，朱蒙从夫馀南逃，建立了高句丽国。高句丽国的统治贵族固然是夫馀人，而构成高句丽国的人民却不是夫馀人，他们主要是貊人和泼人，当然也有古朝鲜人， 以及沃沮人的南方一部分。高句丽国的形成，也经历过一个各族人民融合的较长历程。 朱蒙四传至莫来，曾北征夫馀，夫馀王战败，夫馀的势力开始向北面撤退，但高句丽王始终无法征服夫馀，夫馀仍以今吉林农安为都城。在北魏时期，夫馀国还是用豆莫娄国这个名称，作为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强大部落而存在着。旧史说高句丽强盛之后，“乃并夫馀”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高句丽国初都纥升骨城(在今我国辽宁省桓仁西北)，后来从纥升骨城迁都到丸都城(今我国吉林省集安)。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又把都城从丸都城迁到平壤。我们现在先讲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再讲平壤城时期的高句丽。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其地“南与朝鲜、泼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润水。 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故其俗节于饮食。"(《后汉书·高句丽传》)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因此高句丽人西面想向汉朝的辽东郡发展，北面想侵凌夫馀，东面想蚕食南沃沮，尤其不忘南下略定}朝鲜半岛。高句丽有五个大的氏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指曹魏时)桂娄部代之”。“绝奴部世与王婚”，所以势力也很大。高句丽已经进人奴隶社会，国内阶级分化非常明显，。
党项是羌族的一个部落名称。他们居住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东部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带。北“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新唐书·党项传》)。党项“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羖毛为屋。服裘褐，披毡为上。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北史·党项传》) 北朝的北魏后期和西魏、北周时期，党项部落已经进入早期奴隶社会，他们的酋长开始对四邻进行掠夺，并不断侵扰魏、周的边境，尤其在周末隋初政权交替、中原扰攘的时候。他们的首领以拓跋为姓，如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其酋帅拓跋宁从等率众诣旭州(即千旭戍，当在今甘肃碌曲东)内附。从《北史·党项传》所说党项“东接临洮、西平”以及隋唐时期称西倾山以南的黄河岸为党项岸(见《太平寰宇记》)一事看来，当时党项人的足迹，已经推进到洮水和湟水流域了。到了唐代，吐蕃强大，吐谷浑破灭，党项也被迫北迁，居住灵州和夏州之间，后来形成为与宋及辽、金先后鼎峙的西夏政权。 1《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西北诸杂种谓之阿柴虏。
宕昌与邓至宕昌，是羌族的一个部落。“其界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众二万余落。”政治中心宕昌城，在今甘肃宕昌西。“姓别自为部落，各立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征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 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 杀牛羊以祭天。”(《周书·宕昌传》) 宕昌的首领姓梁，世为酋帅，自称宕昌王。宕昌王经常派遣使者向北魏进贡朱砂、雌黄、白石胆等方物，北魏也还赠以车骑、 戎马、锦彩等物，加强了彼此间经济文化联系。西魏时宕昌王梁定，北周时宕昌王梁弥定不时侵犯西魏、北周的边境。北周武帝于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命大将军田弘率兵击破宕昌国，以其地为宕州(治阳宕，今甘肃宕昌西)。 邓至羌，亦称白水羌，居住在仇池以西，岭(岷山)以北，宕昌以南。它的政治中心邓至城，在今四川九寨沟县南，白水江东岸。邓至的“风俗物产，亦与宕昌略同”(《周书·邓至传》)。在北魏初，有白水酋帅像舒治自称邓至王。舒治十一传至像檐桁， 因内乱失国，投奔西魏，西魏相宇文泰派兵护送他回邓至，以后就在邓至置邓州(治尚安，今四川九寨沟县西北)。
附国的西面，连接着女国。这个女国，地居吐谷浑汗国的西南，可能指的是今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了。在南北朝末年，还是世代以女性为国王，所以被称为女国。“王姓苏毗”，苏毗大概是部落的名称。国政概由女王掌管，“女王之夫”，“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 “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苏毗部落)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隋书·女国传》)从这个继承制度， 可以见到苏毗部落里，氏族制残余也是很严重的。“其地五男三女，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 生子皆从母姓。”(《通典·边防典·女国传》)“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隋书·女国传》)“男子皆被发， 妇人辫发而紫之。”(《通典·边防典·女国传》)"以皮为鞋。”“课税无常。”其地“气候多寒”(《隋书·女国传》)。“风俗土著，宜桑麻，熟五谷。”(《北史·吐谷浑传附女国传》)人民多“以射猎为业”。“出输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俗事阿修罗神”(《隋书·女国传》),可见这时候佛教还没有开始传入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