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深圳这座新兴的移民城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乏南腔北调。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区里，花池旁边的凉棚下的几条连椅上，每天从早到晚总是坐满了闲聊的人们，操着南腔北调，或讲述街头见闻，或侃侃而谈自己的要么平凡、要么传奇的人生。有一天，一位湖北武汉籍的耄耋老人，正向人们讲述他当年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做保卫工作期间，曾经担任过苏联专家的警卫，在周恩来总理视察三门峡水库大坝时，还曾负责近卫警戒，当面给周总理敬过礼。当听他谈到给苏联专家当警卫时，我蓦然想起十几年前在济源市政协做文史工作时，市公安局民警朱良珍，曾向我讲述过上世纪50年代，在黄河上为苏联专家秘密护航的事儿——接受任务朱良珍告诉我，1954年4月，他在当时的济源县公安局关阳派出所做内勤工作时，曾奉命护卫苏联专家秘密视察黄河。他说，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那时，他们派出所只有4名干警，所长陈振生赴开封省公安干校学习，所里只剩下他和李文奎、卫世立三个一般干警，而李、卫二人经常下乡，所里经常只有他这个内勤一个人值班。关阳派出所地处王屋山下的黄河北岸，也叫水上派出所，主要负责第五区（今大峪镇）的户籍、治安保卫工作，管理济源黄河沿线7个渡口和所有的船只、船工。那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在所里正忙着，关阳船工会主席卢景河领着新安县人民政府的领导来到所里，说国家有重要任务需要借用5只木船。新安县地处黄河南岸，关阳与新安隔河相望，两岸群众特别是船工平时多有交往。当时由于保密，新安县的领导并没有说明什么任务和具体时间，只是说原来准备用新安县的船，但新安的船既少又陈旧，没有安全保证，所以决定改用济源船。根据需要，每只船上的船工，有掌舵的艄公，还有摇橹的，以及纤夫等，至少也得16个人，5只船就得配备80名船工。并且，所有上船人员要严格审查，历史清白，政治可靠。卢景河主席对朱良珍说：“5只船80名船工不成问题，政治审查，就由你们派出所负责吧。”“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朱良珍果断地接受了任务。挑选船工关阳派出所辖区内的关阳村，古为黄河渡口，乃豫西地区黄河岸边重要的水旱码头，当地村民自古而今“多以稼穑，间操舟楫”为业，商贾所云“千帆村前过，门联十三省”，就是对这一带水上漕运交通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1947年8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陈 （赓）谢（富治）大军，主要就是从关阳和附近的长泉等渡口集结后，在当地船工和济源支前民工的大力支援下，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关阳一带，尽管群众生活并不富裕，但是，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渡船和船工。送走新安县的领导后，朱良珍和卢景河马上展开了工作。首先挑选船只。当时济源有30多只船，朱良珍和卢景河经过认真筛选，从中挑出了5只最好的。这5只船有关阳村的“老瓜皮”和“新瓜皮”船，长泉村的“圪塔”船，下关村卢方龙的“方船”和竹峪崔杰山的“大圪塔”船。 2019年12月，济源市关阳新村革命纪念馆落成后，87岁的老船工卢光修（左一），为村民讲述当年关阳人支援陈谢大军强渡黄河的情景。黄河行船，关键在艄工。艄工既得政治可靠，还得技术过硬，更要有眼力、气力和胆量。为了抓好落实，朱良珍和船工会的领导决定采取“三定”的方案，即“定船、定艄工、定船工”，来选艄工和船工，用哪里的船，就定哪里的艄工和船工。经审查，长泉“圪塔”船的艄工陈书杰，关阳“老瓜皮”船的艄工卢书功，“新瓜皮”船的艄工卢景林，下关“方船”的艄工卢方龙很快就被选定下来，但竹峪“大圪塔”船的艄工崔杰山虽然技术不低，但他家里是地主出身，本人又是地主分子。很显然，在当时的时刻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年代里，崔杰山是不适合参加这次秘密行动的。于是，朱良珍和卢景河果断决定，将他们全家都请下船，又选了一名艄工崔怀金来撑这条船。艄工定好后，很快又在200多名船工中挑选了75名船工。经过几天紧张挑选，船只、艄工、船工全部选定。朱良珍和卢景河带着5只船80名船工全部集中到清河口，每天组织船工们在船上反复检查，修理船只，进行政治学习和安全教育，寸步不离清河口，等待任务的到来。秘密护航整整过了半个月，4月下旬的一天早上，黄委会清河口水文站的领导来到船上，要大家做好准备，说任务今天就到！大家听了，心里十分激动，赶紧把各种设备又细致地检查了一遍，还将船只进行编排，最好的“老瓜皮”船定为3号主船，其余1号、2号船为开路船，4号、5号船为护卫船。上午10时许，只见大约有40多人徒步来到清河口岸边。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早上从新安县西沃口乘船渡过黄河到长泉，又徒步走了十来里山路到达清河口的。他们依次上了船，7名白皮肤高鼻梁的苏联专家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上了3号主船，还有几个可能是水利部和黄委会的领导也跟了上去。一些带有“勘察队”袖章的人分别上了1号、2号和4号、5号船。随同前来警卫的省公安厅二处梅经五处长，拉着朱良珍和卢景河上了3号主船。10时30分，所有船只从清河口出发了。每条船上的艄工、船工稳稳地驾着船，行驶在黄河上，中央领导和苏联专家沿途不时地谈论着黄河两岸的地形地貌和黄河流速的急缓。穿过牛湾、长泉、关阳几个渡口，到达交兑渡口时，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有人宣布开饭。于是，大家在航行中开始吃饭。苏联专家吃的是从一个竹箱里取出的面包、牛肉等，中央领导吃的是自带的饭，其余工作人员，吃的是由后勤人员发给的每人一只烧鸡四个烧饼，船工们吃的是自做的小米饭。吃罢饭，船行至河清口（注：位于今坡头镇）时，朱良珍看见张澜副主席和傅作义部长把地图打开，问艄工道：“你们的杜八乡（注：应为“杜八联”，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群众武装，因由八个村联保而得名，是“杜八联抗日自卫团”的简称）在哪？”艄工高声答道：“就在河北边！”一路上，又经过了蓼坞、连地、马住等几个济源境内的渡口，就进入了孟津境内的河段。下午5时左右，船快到目的地时，后勤人员通知卢景河把所有船工的工资核算了，然后由卢景河打条把工资领了。他们又让朱良珍打了一个收条，发给两万元（注：旧币）的出差补助。下午5时半，大家到达目的地孟津县白鹤渡口。船停好后，中央领导和苏联专家等一行人依次下了船，坐上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小轿车往洛阳方向驶去。朱良珍和卢景河以及船工们，挥手与中央领导和苏联专家告别后，准备返航。在返航途中，朱良珍觉得轻松了许多。他想：今天护卫苏联专家视察黄河，用了整整7个小时，行程70余华里。一路上，船工们凭着娴熟的驾船技艺，稳稳地渡过了八里胡同、滚锅、猪圈窝、狂口、谷洞、阎王窝、石河、圪塔、小浪底、大河、橡壳河等11个有名的水浅、浪大、易出事故的急流险滩，充分展示了济源船工高超的行船技术，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重大护卫任务。朱良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公安干警，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当天晚上，他反复思索，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为什么能顺利完成这次重大任务呢？他总结出了三个原因：第一，济源船工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在整个黄河航线，上至陕西潼关，下至山东济南，济源船工的技术是数得着的。因为黄河在济源的水道既有山河，又有坡河，长期行船，山河、坡河的水性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哪里水深哪里水浅，水流急缓，拐弯抹角，河底大石岗等等，他们摸得一清二楚，他们有眼力，有气力，有胆量。第二，济源的船工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有高度责任感。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陈谢大军强渡黄河时，关阳、长泉、竹峪三个村的船工，顶着枪林弹雨，把解放军一船一船地送过黄河，立了大功，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三，派出所和船工会的工作认真负责。可以说，派出所在这次护航工作中功不可没。在挑选船只船工时，我们派出所和卢景河主席不分昼夜连轴转，尽心尽职把济源最好的船只，最棒的艄工和船工挑了出来。我们和船工一起，昼夜吃住在船上，组织船工们学习、备勤，使他们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这次护航任务完成后，省公安厅的梅经五处长，在一次省公安干校学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还特意表扬了关阳派出所。宏伟蓝图如今，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建成发电了。自从那年朱良珍向我说了他曾带领船工为苏联专家护航之后，好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国家治理黄河和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与那次苏联专家考察有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在济源市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竟然在一本没有封面的《人民画报》上无意中发现，早在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就向苏联政府提出聘请专家综合组来我国帮助解决黄河规划的任务。1954年初，由苏联专家组组长阿•阿•柯洛略夫和其他6位专家组成的苏联专家组到达北京，同年2月，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了黄河查勘团，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带队，从兰州上游的刘家峡到黄河入海口进行了实地查勘。至于朱良珍他们那一次护卫苏联专家视察黄河，难道也与日后的小浪底工程有很大关系？我从另一份资料可以看出，自从苏联专家视察黄河后，国家对治理黄河进行了规划。1955年7月1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这个报告提出了治理黄河的 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当时，三门峡和刘家峡两座大型综合性水库，列入了近期规划。至于小浪底水库，虽在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在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中，谈到从禹门口至桃花峪这一段时指出：“这一段从禹门口到陕县两岸是黄土高原，河道开阔；从陕县到孟津是峡谷地带，是控制黄河下游的关键地段，又同山西、河南、陕西的工业区都靠近，因此这一段的主要任务是防洪和发电；从孟津以下基本上是平原，河道平缓，可以设坝灌溉附近的农业区。”这里可看出，“从陕县到孟津是峡谷地带”，“主要任务是防洪和发电”，指的便是今日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孟津以下“设坝灌溉”，指的便是小浪底的二坝——西霞院水库。现在回想起来，济源公安和船工，为小浪底建设的前期规划也算出了一份力。而当初护送苏联专家的船工们所在的关阳、长泉、竹峪三个村，则成了小浪底工程的移民。为 小浪底水库大坝了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他们毅然告别故土，无私地搬迁了，那里已成为一片汪洋，随之形成的27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一派高峡平湖，已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水上旅游胜地。小浪底的二坝库区，即西霞院水库中的200亩西滩岛，是在原来素有“万里黄河第一滩”之称的老西滩之万亩滩涂之上，人工堆岛而成，是老西滩的一个缩影。新西滩的成功堆岛，犹如西霞院水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为小浪底景区的水上旅游又添一景。 西霞院水库中的西滩岛一瞥
说到浮山，人们或多或少地从资料中也许有点了解。它是安徽省明光市柳巷镇的一个小山村。它虽然村庄不怎么大，可是，它的历史却是十分悠久了。所以，在这里就流传着许多历史的故事，更可贵的是遗留了许多历史文化珍迹和景观。仙牛脚印怀古，就是这里的历史文化古迹之一。仙牛脚印在浮山的南山岭的一座小山头上，距离浮山主峰大约一公里。这是古代浮山的八大景观之一景。这座小山头是浮山岭往东的岔枝。本身就像伸展开的五指向下的大拇指。山头是平秃的，山头的表面由于长年的风吹雨打，没有细砂细土，裸露着红石层。山顶上有一个牛脚印。那牛脚印横竖都有八九米，深度也有一米左右。这牛脚印的脚尖朝西北方向。看上去，真是活灵活现的。古代的人们非常敬尊这个地方，每年二月小草发芽时和十月百草枯黄时，人们都会自觉地到这里来祭拜。可是，他们的祭拜，并不是成群结队地前来，而是一个家庭或近亲的几个家庭选择特别晴朗的天气，前来祭拜。他们在这里主要是教育孩子们要勤劳，要像牛一样诚实忠厚。那场面十分庄重严肃。祭拜的时候，不允许孩子们往牛脚印里扔石块或丟草木，不允许孩子们在牛脚印里大小便或玩耍，只能围着牛脚印拱着腰小步走三圈子。人们为什么这么虔诚地敬爱这个牛脚印呢？原来它是仙牛脚印。传说春秋末年，道家始祖老子因不满当时社会世俗，周游列国，力推道家思想。有一次，他骑着一头青牛，悠然自得地出行。启程时，它欣然地嘱托青牛：吾闭目虑事也，至寒关者，立足而察情也。青牛点点头并哞哞地叫两声。青牛两条前腿双跪，探开腰，老子叉腿上了牛背，只见青牛双腿立起，渐渐地离开地面，驾着云头而去。老子双目微闭，惬意地在思索着什么。忽然感觉一点振动，老子双目微闪，原来是青牛的一只脚着地了。他一看，这是何地呀？是淮河的三关峡口浮山。于是，他一抖动青牛绳，青牛便立刻腾空而起，驾云头前行。谁知，老子讲的寒关却被青牛听成了三关，所以，到此着地了。虽然青牛听误了话，但是，它的一脚踩在浮山岭的这个小山头上，却是给了浮山人的抹不去的印迹。于是，浮山人如获至宝，视作风水之地。不光敬重此地，还把它作为修身养德的圣地。为了纪念老子到此一个点地，自古流传着一副对联：当年老子过寒关，蹄迹依稀印此山。并立名：仙牛脚印怀古。而且，它也成了古代浮山的八大景点之一。可是，这么一个传奇的景点，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当地的人们胡乱开山凿石给毁坏了。不过，仙牛脚印的轮廓和深坑还在，人们站在这里，还是可以怀想当年圣人经过的情景的。
浮山，一名临淮山，又叫浮玉山。位于安徽省明光市（原嘉山县）、五河县及江苏省泗洪县三县交界的淮河三峡之一浮山峡（另两峡为位于凤台境内的硖山峡、怀远境内的荆山峡）之上。据《太平寰宇记》载：“临淮山，俯临长淮。山下有水穴，淮水泛滥，其穴即高；水减，其穴还低。有似山浮，亦号浮山。”南北朝时期的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梁武帝萧衍为与北魏争夺寿阳（今安徽省寿县)，委派大将康绚主持在浮山下面的淮河上修筑拦河大坝浮山堰，壅水以倒灌寿阳城逼魏军撤退。尽管浮山堰建成后四个月即被洪水冲垮，但它是淮河历史上第一座用于军事水攻的大型拦河坝，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工程，规模举世无双，早于国外六百余年，因而载入史册，浮山也因此闻名遐迩。相传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群雄割据，魏主曹操率兵路过此地，见百里淮河下游一马平川，唯有此处淮水南岸突兀一山，形势险要，陡峭临水，河面波涛汹涌，遂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口占一联，命下属应对。联曰：登浮山，望五河，五河五道河：淮、浍、漴、潼、沱。此联全是实景，浮山对面五河县城，五河县因汇聚五道河流而得名，五道河流是：淮、浍、漴、潼、沱，后面四河是淮河的支流。且淮、浍、漴、潼、沱五条河流名称都有三点水旁。非常难对，被人誉为浮山绝对。据说，当时军中虽然名士荟萃，但无人对出下联，曹操很是失望，就命人将此上联刻在临水一边的山岩巨石上，留待后人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曾有很多文人墨客在此对出了一些下联，比较成功的有：1、坐西蜀，点众将，众将众虎将：关、张、赵、马、黄。按，关、张、赵、马、黄，指三国时期蜀主刘备手下五员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2、进燕京，朝百官，百官百样官：公、侯、伯、子、男。3、站云岭，看六洲，六洲六大洲：亚、美、澳、非、欧。按，美，指南美洲、北美洲，合在一起为六大洲。虽然这些下联看起来对仗比较工整，比如“关、张、赵、马、黄”都指战将，“公、侯、伯、子、男”都指官员爵位，“亚、美、澳、非、欧”都指地名，与“淮、浍、漴、潼、沱”都指河流，关联性是一致的，已经很好。但是“淮、浍、漴、潼、沱”除了都指河流外，五个字都有三点水旁，五条河流之间还有一个内在关联：“浍、漴、潼、沱”是“淮”的支流。“关、张、赵、马、黄”、“公、侯、伯、子、男”、“亚、美、澳、非、欧”，除了五字不属统一偏旁外，也不具备“淮、浍、漴、潼、沱”之间的内在关联属性，当然不够理想。因此，时光虽然已过去一千八百多年，但浮山对联上联：“登浮山，望五河，五河五道河：淮、浍、漴、潼、沱。”仍属千古绝对，仍然等你来应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的大事，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的时候，驾临过浮山，并做过私访。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应该说收获不小，了解了很多民间的实情。可是，在从江南返回京城的时候，有位大臣建议：＂听说淮河两岸的百姓生活比较富裕，是否驾临探访一番？＂乾隆皇帝听后甚喜，下旨曰：＂淮岸有寺院者，听其音也。＂几位大臣忙退回他们的议事舱，查看地图，看了两三遍，才发现淮河南岸的浮山上有座中型的灵岩寺。于是，一位大臣便走到乾隆皇帝跟前，做了耳语。乾隆皇帝听后微笑，理了一下胡须，轻微地点了点头。于是，御龙舟行至扬州湾，便掉头进入淮河。由于顺风，御龙舟行了三日，于朝霞映红东方大地的时刻，便到了浮山。可是，御龙舟并没有在浮山脚下停靠，却停靠在北岸的巉石山左侧。乾隆皇帝先派了四个便衣卫士腰缠钢鞭，裤脚藏飞刀，前往探路。四个便衣卫士，乘坐渡船，上岸后便进入灵岩寺，迅速走了一遭，见拜佛人不多，寺院里也仅有五六个僧人，便立刻回去，禀报了所见。大家听后都感觉安全无大碍。于是，乾隆皇帝就叫人船移南岸。他夹在卫队中间，随从的卫队都打扮成农夫或游人一般，个个都暗藏兵器，进入灵岩寺。灵岩寺僧人见有众人前来拜佛，都纷纷归位。乾隆皇帝一行人拜过佛，前往后大殿拜见主持。主持见众人拜礼，便立刻站起来，合掌回礼，口中赐福。乾隆皇帝见主持如此恭敬且虔诚回敬拜佛人，便使一眼神，叫一大臣前去攀谈。攀谈中，那位大臣从水患、匪患、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很自然地交流，主持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也是很自然地与对方交流。乾隆皇帝听后，开始喜形于色，当听到地方官府年年向农民加税的时候，乾隆皇帝立刻变得满脸怒气。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言辞和动作。乾隆皇帝又使个眼神，那位大臣谈话休止了。按照惯例，乾隆皇帝便在寺院的赐言书上赐言：淮河好风光，浮山一枝花。但署名却没有写。赐言完毕，乾隆皇帝一行就告辞了。等下山上了船，随后的官员说了一句话：龙墨落浮山，寺院增光辉。主持听后心花怒放，可转念一想，还能是皇上吗？幸亏自己带着众僧人送到船边呀。乾隆皇帝一行回到了扬州府，给知府下令，并要求扬州府立刻传到凤阳府，从下年起：立刻减轻农民的赋税。乾隆皇帝回到京城后，也通令全国，首先扼制的就是增加农民税收。随后不久，扬州府就传出，乾隆皇帝下令不准增加农民税收的事情，是在浮山灵岩寺里了解到的事情。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就像长了腿的风，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到过浮山的灵岩寺。不过，灵岩寺里的所有史料，因几经战火，都荡然无存了。这也只能当作民间的传说吧。
西汉宣帝年间，京都长安是一个繁华的地方。红男绿女，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吃的穿的，玩的用的，应有尽有，只有一样不好，那就是小偷儿特别多。因为小偷多，使京兆尹张敞非常伤脑筋，每天因被偷之事来他这里报案的，真是数不胜数，弄得偌大一座长安城人心怕怕。怎样才能够将小偷肃清?张敞决定自己先微服出巡摸摸底，然后再考虑整治的方法。张敞化装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走在长安城的大街上，有几个化了装的捕役在他前后左右跟着，准备随时听从他的使唤。一个奇怪的人引起了张敞的注意，此人四十多岁，白晳脸庞，穿着也很讲究，看起来像个读书人。他后面跟着一个小郎，小郎牵着一头毛驴，驴背上驮着一个大白布口袋。这人无论往那家店铺门前一站，店铺掌柜的便马上出来打招呼，问他要什么。他顺手拿些东西，交给后面牵毛驴的小郎，小郎随手便装在驴身上的那个大布口袋里。也不给钱，也不道谢，转身就走，就好像别人应该给他似的。张敞觉得奇怪，便问一家店铺掌柜的：“你们为什么白给他东西?”“你大概不是长安人吧?”那掌柜的反问道。“不是!”张敞编着瞎话说，“我是来京都串亲戚的。”“这人是个小偷头儿!”掌柜的压低声音说，显然是怕那人听见了。“小偷还有头儿吧?”“隔行如隔山，你不做生意，不知道小偷儿的厉害，如果你打发得他满意，你可以平平安安做生意，小偷决不来打拢你。如果你对这小偷儿不尊敬，他只要打一个招呼，不出三天你所有的东西便会被偷了个净光。”“嗬，这么厉害?”“这就叫花花世界，无奇不有。你初来京都，可要处处小心啊!”多蒙指教!”“好说好说！”张敞离开那个店铺，向跟自己的捕役们使了个眼色，便有两个捕役尾随那小偷儿并没留意这些，他仍然在一个店铺一个店铺地索取东西，不一会儿，驴身上的大布口袋便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他悠闲地离开闹市，回到家中，但是，到家尚未坐定，捕役们便马上来将他锁拿归案。京兆尹张敞亲自审问了这个小偷头儿。他见抵赖不过，便承认了。张敞问道：“你是愿处罚，还是愿立功赎罪?”小偷头儿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立功赎罪吗?”“只要决心改恶从善，任何人都可以立功赎罪的，你只要能提出长安城的一百个小偷儿，就算你立功赎罪了，我就可以免去你的处分。”“好吧。”那小偷头儿思索着说“不过，请大老爷准我一件事…..”“什么事，说吧。”“在长安城的小偷儿行中，我的目标大，如果他们知道我被逮过了，便不会再接近我了。请大老爷赏我一身差役的衣服穿穿，我便可以把他们骗到家里，然后设法将他们捉住。”“好吧，就依你。”小偷头儿穿了一身差役的衣服，在大街上一出现，便有两个小偷儿问道：“嘿，大哥，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穿在身上?“托众兄弟的福，我花了几个钱在衙门里弄了个差使干干。请二位给众兄弟们打个招呼，明儿我请客。”由这两个小偷儿传开去，第二天便有一百多个小偷儿来贺喜。小偷头儿果然设宴招待了他们。在传杯递盏之时，小偷头儿乘众人不注意，将事先藏在袖子里的红颜色水洒在他们的脊背上，然后告诉了京光尹张敞。张敞立即派出捕役，凡见衣服脊背上有红颜色的便抓起来，一天便抓了一百多个。张敞又让这百余人每人检举十个人免除自己的处分，于是又有上千个小偷儿归了案。就这样，以贼捉贼，没声张，没动一点刑罚，长安城的小偷儿便被肃清了。
1945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我们中国的东北、华北、中原以及华东地区，为了企图扩大侵略范围，他们到处抢占战略要塞。作为淮河要冲的浮山，日军更是不会放过的。是年农历大年初二，一大早，浮山的老百姓正忙着过新年，多数人家都刚刚掀开锅，准备烧水煮水饺子，有的人家还刚起床，还有的人家带着孩子在被窝里睡着，就听见山后的淮河里有呜呜的小火轮船的马达声，紧接着，就是啪啪的枪声。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辨明头绪，就听全村的狗像炸了锅一样咬起来。随着狗的叫声，日本鬼子从小火轮船上上岸进村了。二十多个鬼子和伪军，穿着黄色的棉衣，戴着耷拉着耳捂子的黄色棉帽子，端着长长的、上了刺刀的枪，满脸的凶气，吼叫着。中间的一个翻译官说：＂皇军叫大家不要跑，不要怕，谁要是乱跑，就地枪毙！＂老百姓们都不敢做饭了，也不敢乱动了，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都被集中到大街和小街交汇处的雪地上，听鬼子训话。一个当官的鬼子说一句，翻译就重复鬼子的话说一遍。训话完了，就叫人们散了回家。下午，鬼子带着翻译和几个汉奸，就挨家挨户通知，每家出两个人帮他们在浮山坡上挖壕沟，不去者就当场枪毙。鬼子选择浮山东面最高且又紧贴淮河水面的这座山头作为制高点。环山坡挖1.3米深的壕沟，并沿着壕沟建了互为三角形的三个碉堡，便于互相掩护。用了三天的时间，壕沟挖成了。而后，鬼子和汉奸们就自己动手，扒老百姓的草堆，砍老百姓的树木，下老百姓的门板，锯老百姓的房梁，实行四光政策。下下来的门板，用来盖在壕沟上面。砍下来的树木和锯下来的房梁，用在壕沟外围建铁丝网，并在铁丝网上挂上铃铛。扒来的草，那些高粱杆子铺在壕沟里围的山头上，高粱杆子上再铺上麦穰草。这样，高粱杆子很滑，再铺上麦穰草，就更加滑了，人是没法子爬上去的。在砍树和锯房梁的时候，有几户人家出来阻拦，都被鬼子用枪托捣在地上抱胸哭喊，其余的人连吭声都不敢吭声。鬼子在每个碉堡里架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在靠近河边的碉堡前面建一处棚子，棚子里架两门大炮，一门炮射口向东，一门炮射口向西，分别控制东西两块河面。面对东南角留有一条下山小路。小路通过壕沟，壕沟上架有一座吊桥。小路上端和下端各建一座岗楼。鬼子驻扎在山顶上，大肆收罗汉奸，欺压百姓。他们的吃水用水都要浮山人天天从淮河里挑到山顶上。那么高的山，挑一担水到山顶上，不光浑身发软，两条腿和腰简直累得像断了一样。鬼子听翻译说浮山的鱼好吃，于是，就下山来寻找会逮鱼的人，河里还结着冰，鬼子就用枪逼着十几个逮鱼人跳进水里，用网拉鱼给他们吃。有个姓蔡的中年人衣服脱得慢一点，日军就用枪托把他捣到水里，并往水里咚咚两枪。几个逮鱼人只好拼命地在冰冷的河水里游着水，拉着网捕鱼。痛苦和仇恨以及眼泪只有往肚子里咽。一天，村民杨道礼和吴浩民去给鬼子挑水，实在累得受不了了，挑第二趟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当挑到上山路口董哑巴家屋后时，他满腔怒火，他放下水桶，解开裤腰带，呼呼地尿一泡尿在水桶里，而后咬着牙挑上山去。谁知，这事又被汉奸姜正秀看见了。姜正秀是淮河对岸东卡子村的人，被日军收买做了汉奸。日军把它安插在董哑巴家，专门窥视山下动静。姜正秀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日军。日军就把吴浩民抓了去，吊起来打，用枪托把吴浩民的腿都打瘸了，门牙都打掉了。事后，老百姓对姜正秀恨之入骨，并把此事报告了乡长凌德胜。凌乡长就带领民兵王宏友，利用夜间，把姜正秀除害在他的小老婆家。姜正秀毙命后，事情传到山顶鬼子那里，鬼子小队长田中角荣（就是后来做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中日建交时，田中角荣在上海还跟周恩来总理提到浮山和浮山的回王鱼）满脸怒火，抓起挂在墙上的东洋战刀，像疯了似的，用刀指向山下，操着日本话：＂八格……土八路，死了死了的！＂带着二十多个日军和伪军还有翻译，顺着山路冲下山来。老百姓一看鬼子像疯狗一样冲进村子里，都拼命地跑出家门，往湖野里跑。鬼子一看老百姓乱跑，田中角荣从腰间拔出战刀，往前方一指，鼓着眼睛说：＂嘎嘎击击！＂鬼子们端起枪对着人们跑的方向砰砰几枪。翻译说：＂大家别乱跑，再跑，皇军就要开枪打死你们了。都赶快回来！＂村民们都不敢跑了，有的腿都软了，只有提心吊胆地往回走。在村子南头，鬼子开始训话。田中角荣小队长把战刀拄在地上，两腿叉开说：＂你们这里毛猴子的有，杀死姜正秀的毛猴子死了死了的！＂翻译说：＂毛猴子就是土八路。谁家藏有土八路，就枪毙全家！＂正在训话的时候，忽然，一个鬼子发现南面的田埂上露出一个人头，随即就是一枪。人们一看，是村民赵吕堂。他抬头看一下动静，想回村来的，被鬼子打死了。鬼子没有查到土八路，就气急败坏地回山顶，当走到董哑巴家旁边时，发觉村民冯夕井家的草房子比较大，挡住看山下的视线，田中角荣战刀一挥，两个鬼子用喷火枪一指，冯夕井家的房子着火了，火越烧越大，人们也不敢前去救东西，更不敢救火。冯家人哭着泪，忙抱孩子，抢救家当，正准备进去抱破被子的时候，就听啪啪两枪，打在冯家的房顶上，冯家人也就不敢再进去抢救东西了。紧接着，又是两枪，冯家人和村民们都吓得离开这里了。大火烧了整整一天半时间。老百姓们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忍无可忍，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他们多想除掉这伙野兽呀！农历五月，端午节前的那个夜晚，大约凌晨两点左右，共产党领导的盱凤嘉大队派一个小队十几个精干队员，悄悄地摸到山下，剪断了铁丝网，四个队员带着短枪和杀猪刀准备顺着山坡往上爬，可是，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因为草太滑了。耽误了近半个小时，也不能前进。小队长着急了，带着大家撤出铁丝网，准备摸掉山路下面的岗楼顺着山路爬上去。队员们撤出铁丝网时，岗楼里的鬼子好像听到什么动静似的，一边叽里呱啦地叫着，一边走出岗楼往西山坡下咚咚放了两枪。山上的鬼子也惊醒了，纷纷走出碉堡，朝山下放枪。队员们迅速撤退转移。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日军就全副武装下山来，逐家逐户搜索。他们把老百姓又集中到大街和小街交汇处，开始训话。田中角荣小队长没有多说话，他手握战刀，在人群里走动，观看每个人的神色和表情，看有没有疲倦的样子。他在人群里来回走了有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来到人群中间，把战刀挥起来，气汹汹地说：＂毛猴子的胆大，想吃掉我们的有，我们要杀掉他们的脑袋，全家都死了死了的！＂说罢，他一挥手，上来几个日军，按照田中角荣手指的方向，把西村的蔡志九（外号小九子）抓过去，当场开枪打死了。又过几天，鬼子又把西村的蔡志房和腰陈村的陆广义等六位村民抓去审问。鬼子用皮鞭沾水抽打他们，又用枪托捣他们，一直折腾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把他们放回来。他们满脸是血，浑身是伤，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下山来，蔡志房的嘴被打豁了，牙被打掉几颗，眼角流血，眼肿得像个杏子。当晚，鬼子在山顶上连放了十几枪，以震慑老百姓。鬼子搜查土八路无果，惶惶不可终日，昼夜提心吊胆。趁着一天浮山逢大集，老百姓都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田中角荣带了十几个鬼子和翻译，悄悄下山来，从大街南头进街，每个人都是贼眼一般地朝人丛察看。赶集人见此情景，都不敢乱跑，也不敢乱动，只能当作若无其事地赶集买卖。当鬼子走到大街北头的时候，发现人丛中有个妇女很漂亮，田中角荣战刀一挥，指向那妇女，眯缝着眼睛说：＂花姑娘的有，抓住她，抓住她！带上山的有！＂几个鬼子恶狼似地冲过去，抓住那妇女，连拖带拽，拉到山上。这伙野兽，轮奸了这个妇女，致使妇女昏迷不醒，才叫人把她抬下山去。乡亲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鬼子的兽性，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农历七月十五，是人们传说中的鬼节。盱凤嘉大队又一次计划偷袭浮山日军的据点。首长给战士们开动员会说：明天是鬼节，我们今天晚上就要送小鬼子去过节！于是，又派了一个突击队，共九人组成。他们夜里十点钟左右，潜伏在浮山西面的柳沟湖边上。到了下半夜一点钟，突击队摸到浮山西山脚下，刚刚剪断铁丝网，突然，一只狗咬起来，突击队员们立刻停止了行动，退了下来。一个队员说：＂队长，我们放火烧吧？＂队长说：＂不行，那样目标太大，还消灭不了敌人。＂于是，他们又钻进铁丝网，准备一边拨草一边顺着草缝爬上山。谁知，这条狗又咬起来。队员们只好再退下来。这下，岗楼里的鬼子听到动静了，他们一边叽哩哇啦地呼喊山上的鬼子，一边不停地朝着狗咬的方向开枪。突击队员们眼看不妙，只好又立刻撤退转移。天亮时，鬼子看见被剪断的铁丝网，就地连放了十几枪。然后，去找董哑巴，可是，不管怎么比划，董哑巴也不明白。鬼子急了半天，气急败坏地走进村里，不停地放枪。老百姓都吓得不敢出门。更不敢吱声。鬼子走了一圈，就回到山上派人修铁丝网了。到了第四天，盱凤嘉大队接到上级指示，准备利用夜间时间，从三面强攻浮山日军。当晚，盱凤嘉大队作了具体布置和分工，叫农救会安排村民把狗除掉。夜里两点钟，战士们悄悄地来到山下，按照预先的布置分工，分别剪断铁丝网，拨开铺着的草，从三个方向爬到山顶炮楼旁，见毫无动静。大家小心翼翼，感到奇怪。他们端着枪箭步冲到炮楼门口堵住门往里面不停地放枪，一个战士往里面扔一颗麻缨弹，还是没有动静。战士们不敢站着往里面冲，他们卧倒，贴着地面爬到碉堡里面，还是没有动静。这时，他们点火照亮一看，里面除了用品，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才知道，鬼子接到通知，头天夜里全部逃回大本营，准备投降了。鬼子驻扎在浮山，给浮山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真是罄竹难书啊！浮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恨透了日本鬼子。这民族的仇恨，这民族的耻辱，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
今天，我们需要到卫生间的，都说：我去方便一下；或者说：我去一下卫生间或洗手间。可就很少听人说：我去‘’解手‘’了。如果，要是把时间往前推二十年，那么环境又不一样了。假设有人需要大便和小便的，不论男女，也不论老少，都是说：我去解手。今天，我们用‘去卫生间’、‘去洗手间’来代指解决大便和小便，只是近些年的说法，这是社会进步了，说话委婉了。可能把‘解手’一词丢掉了。其实，‘解手’这个词，不光历史长，它还是有出处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由于封建制度的统治，老百姓的生活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所以，造成战乱频起，使得社会发展得不平衡，人口的居住也不平衡。于是，国家经常要迁移人口。在明朝开国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有不少有见识的大臣就提出来，要充实人口，要调整人口居住地。这样，就让那些人少地多的地方，土地能够耕种起来，特别是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能够得到开垦，这样，国家才能富裕起来。大臣们的良策，得到了朝廷的采纳。于是，将社会比较稳定、农业经济比较发展 、人口比较稠密的山西农民迁移到地广人稀农业经济比较落后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百姓们由于种惯了这里的土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和气候，更是因为亲友们同邻的熟络亲情，大家都是恋土难移，不愿意离开。官府再怎么动员，再怎么催逼，大家仍是不动啊。于是，官宦们就用一个计策，到处张贴告示，说：“凡不愿迁移者，速到洪洞大槐树下聚合，三日内聚合完毕。凡三日内不到者，视为愿迁移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喜形于色，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洪洞大槐树下聚合。还不到三天的时间，大槐树下聚集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十几万人，就连几十里外的晋南、晋北、晋东的人都来了，他们都怕被迁移他乡呀。有不少人，还双手平抱胸口，嘴里叨咕着老天爷开恩。就在大家沉浸在开恩祈祷之中，一大群官兵，手握兵器，疾驰而来，把十几万百姓团团围住，并有一骑马官员手举长矛，厉声地说：“皇帝有令，凡大槐树下的百姓全部迁移，违令者杀！”百姓们东看看西看看，兵马包围，刀枪闪光，一个个也只好服服贴贴的了。官兵们生怕百姓逃走了，于是，强迫他们作了登记。然后，用长绳子把百姓们拴起来，形成几条长队，走上了移民之路。在押解的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不免就有人要小便和大便，于是，就向官兵们请求：“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有的说“老爷，请你解手，我要大便”。纷纷要求把绑着的手解开，去小便和大便。由于路途遥遥，官兵们疲惫和厌倦，只要听到有人说‘解手’，监管的官兵就知道有人要大便或小便。这样，几个月的时间，路途中便形成了习惯，而且，形成了定式的习惯，只要有‘解手’的声音，大家都知道是小便和大便。等到了目的地，这样的定式已经形成了，也就是形成了习惯。不管在移民村的哪个地方，人们就把小便和大便，顺口就说成了‘解手’。就这样，久而久之，‘解手’就作为一种定式传来了，只要是小便和大便的，都说成’解手’了。于是，就传播开去，越传越远，越传越久，一直传到了今天。也许，将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更新进步，‘解手’这个历史文明的词汇也会被渐渐地取而代之的。
1939年春天，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南部大举进犯，他们占领了淮河下游的盱眙县，同时，还收买和豢养汉奸队伍。此时，那些地主和官宦们闻风都纷纷南逃。小柳巷，这个淮河岸边的小村庄，是扼守淮河的好地方。这里的地主们更害怕，跑得更快。尤其大地主阚济民，他身兼盱眙县参议员，知道的国情比别人更早，所以，他携家带口，丢下自己精心建造的阚家圩，趁着深夜就南逃了。对于这样的战略要地，日本侵略军当然不会轻视。他们派了一百多个日伪军占领了阚家圩。这一百多日伪军名曰：和平军，号称一个团，团长是小柳巷邻村的西泊岗的地痞王小败祸，本名：王少山。阚家圩东北角面对街道有一座大炮楼，其他三个拐角各有一座小型炮楼，三面高大的围墙，正南面是很深的长形水塘，水塘上有座吊桥，显得十分坚固安全。这帮日伪军整天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抢鸡抢羊，是十足的汉奸卖国贼。当地百姓真是恨之入骨。1940年的正月十五，五更时分，新四军淮南支队派一个连的部队决定前来消灭这帮汉奸。带队的连长是本地人，名叫陈涤侠。陈连长带领队伍抵达阚家圩外，选择西南拐的小炮楼突进。炮楼底部全是大青砖砌成，封闭结实。二层炮楼有枪眼。陈连长派三个战士带上手榴弹，做成人梯，准备实施从枪眼爆破。不料，当第三个战士在第二个战士肩上刚站立起来，西面的一条狗咬了起来，里面的伪军闻声，立刻枪响起来。三个战士，都迅速地跳下来隐蔽。炮楼里面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往外漂。接着，阚家圩里面的伪军都惊动起来，纷纷往外面打枪。陈连长见势不妙，便带领队伍撤离了。1940年初夏，中原八路军胡大队（刘少奇指挥的队伍，刘少奇化名胡服）挺进淮河岸边。胡大队的一个连，在拂晓前开到阚家圩下，准备拔掉日军设在这里扼守淮河的一颗毒牙。指挥部设在阚家圩东北大炮楼外50米处的河堤北岸。拂晓时，部队发起总攻。打了一阵子枪，便对里面的伪军喊话，里面的人不应，拼死地向外面打枪。天渐亮，连长派山东枣庄人周永和周杰胞弟俩前去爆破。周永往围墙里扔一颗手榴弹，飞身踩上弟弟的肩膀登上围墙，正准备跳下去实施爆破，被敌人打中胸部倒在墙外。周杰见状，怒火万丈，咬着牙，片身上了围墙，刚拔出手榴弹，又被敌人打中倒在墙外。连长派人把兄弟俩背回来，兄弟俩都停止了呼吸。这时，指挥部眼看强攻无果，便命令部队只好转移。1940年9月下旬，八路军新二旅第五团进入盱凤嘉地区。第五团团长姓杨，所以，人们又称第五团为杨支队。杨支队到这里的第一个消灭目标就是阚家圩。9月24日夜，杨支队做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晚上，他们与小柳巷农救会联系并配合，将小柳巷街道南旁的店面房屋全部从内部山墙打通，形成抵达阚家圩炮楼的通道。战士们午夜时分进入通道，抵达炮楼下。先是向炮楼内打枪，里面的伪军也对外还枪。由于伪军的枪好，子弹足，枪打得非常凶。战士们不敢接近，也没那么多子弹射击，只好在通道里隐蔽。战斗十分艰难，持续到天亮。杨支队只能在一百米外将阚家圩包围起来，控制起来。早饭后，双方又交火，四面八方向里面喊话。此刻，王小败祸施一诡计：用十来支枪捆起来从炮楼的射口往外投下来，那捆枪上挂一条白毛巾，示意投降缴械。当二十多名杨支队战士前去抱枪时，炮楼内的枪又像雨点一样打出来。战士们立刻躲藏围墙下。团长见敌人狡猾、顽固，便命令从四周向阚家圩内开枪。敌人也不停地向外面还枪。战斗进行到太阳偏西了，团长最后才下命令：“这股顽固的敌人，我们必须用迫击炮轰炸！”迫击炮架在东南角，距离阚家圩约一百二十米处。第一炮打偏了，落到炮楼东面，第二炮打在东北炮楼的拐角上，炮楼塌了一块。这时，伪军们害怕了，才纷纷从阚家圩内举手出门投降。阚家圩终于被打下来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患终于被铲除了！第二天，在小柳巷开了公审大会，王小败祸就被镇压了。
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在柳巷街道又遇见了这位老人。他叫张正兵，今年八十多岁了，家住柳巷镇小里涧村。虽说是一位老人，可是，看上去，他却是一位出奇的老头。他的个头特别的矮小，真的，还不到一米啊。也许，有人会说：他老了，身体缩小了。其实并不是。他是特殊原因致成的。说来话长。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北部后大举南下，抢占中国南部的各大交通要道。当然，淮河也是他们必抢之地。他们占领了淮河下游的盱眙县城后，便立刻向上游占领沿淮两岸的要塞。是年正月初二这天上午，日本鬼子的小火轮船开到了小柳巷，正往岸边靠时，小柳巷民兵岗哨发现便立即进村喊：鬼子靠岸了，赶快跑啊！全村四五十户人家一跑精光。鬼子登岸，见村中空无一人，胡乱抢了一些东西，便立刻登上小火轮船西去。开到小柳巷西头的大沟口，发现大沟口往南是一条岔河，这条岔河比淮河略微窄一点儿，是淮河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沿着这条岔河往南不过一公里路，有一座小村庄，坐落在小河西的一片高滩上。这就是小里涧村庄。由于这里地势较高，每年的洪水都淹不到，所以，这里居住的人们年代较久，村庄也繁衍到二百多人了。人们正高高兴兴地沉浸在春节的热闹之中，万万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日本鬼子能来这小岔河抢劫。突然，村东头的河岸上传来了狗的狂吠声，而且，全村的狗都拥过去，狗的狂吠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像炸了锅一样。顿时，村东头的男女老少，就拼命地往村西头跑，大人们背着孩子，抱着孩子，没命地跑啊，嘴里还嘶哑地关心地喊着：＂快点跑啊！鬼子来啦！＂村中的男女老少一听说鬼子来啦，一下都蒙了，都没命地往西头涧洼里跑。人们都顾不得家当了，只想着能逃命就好。全村人都是一个劲地拼着命都往西头跑。忽听身后传来几声枪响。一部分人跑快地跑到了西涧洼里，一部人由于顾虑带孩子，也有的没有准备，却落入鬼子的包围中。鬼子把俘获的百姓集中到村中的开阔地带，给他们训话。大家一看，有十来个日军，有十来个伪军。就听那个伪军说：皇军是爱你们的，你们都要拥护皇军。接着，那个日军说话了，他说：＂你的大大的好，太君最爱你的。＂说着，他从身上掏出一把小糖块子，说：＂哪个的要？＂大家都没有动。这糖块包装得确实精致，是这里的大人和孩子们从来没见过的小糖块。这时，另一个挎战刀的鬼子走过来，接过那个鬼子手里的小糖块子，咧开嘴，微笑着，说：＂小孩，你的喜欢，糖，甜的。＂就塞给了那个小男孩，又剥了一块塞到那个小男孩的嘴里。那个小男孩笑嘻嘻地吃了糖。才三岁的小男孩呀，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糖啊。大人们更是不知道啊。那个小男孩嚼完了嘴里的糖，又自己剥了一块糖。天真的孩子，只知道甜啊，哪里知道这是毒药呢？那是缩骨丹啊。经过一番训话，十来个日军和十来个伪军便叫老百姓回家去，他们发了疯地到村里乱跑乱抢，发现谁家有鸡的顺手就抓，谁家有羊的，他们就用刺刀追赶着刺杀。被刺的老羊和小羊，惨叫的声音真的刺你的耳朵，让人揪心啊。这时，藏在屋里的那个妇女，听到外面嘈杂声，又听到自家小羊的惨叫声，脸上涂着锅脐灰，跑出来阻拦抓她家的小羊。没想到是鬼子搜村了。几个鬼子一看是个中年妇女，挎战刀的那个鬼子，眉头一笑，说：＂花姑娘的有。＂战刀一拔，指向那个妇女，说：＂有喜有喜的，塞鼓塞鼓的有。＂几个鬼子抓住了那个妇女，拖进了草屋里，进行了一番轮奸。那妇女当即就被糟蹋地死去了。鬼子们抢了小里涧的村庄以后，立刻就都跑了。临跑的时候，把小里涧村东头的张正岭家的房子也放火烧了。大约过了五六天，吃了鬼子缩骨丹的那个小男孩感觉肚子疼，接着发烧了，脸色也变黄了。可是，人们怎么也不会知道啊。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小男孩反而变瘦了，变矮了。其家长和老乡们都从心里纳闷。1942年年底，盱凤嘉大队（共产党的地方部队）的指挥部设在了距离小里涧约两公里的陶桥村。那个小男孩的父母把小男孩带去请盱凤嘉大队的医生诊治了。医生告诉小男孩父母，这是吃了日军的缩骨丹。小男孩父母听了坐地就哭，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解救办法。后来，父母想送他到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办的小学里读书，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张正兵。希望他快长大，去盱凤嘉地方部队当兵。1942年的冬天，盱凤嘉大队的张守基营长，考虑到鬼子下次还会沿着这小岔河南下抢劫老百姓的，于是，就带领全营的官兵和当地的老百姓，在小里涧的北端，把小岔河打了一道拦河大坝，阻止鬼子的小火轮沿河南下伤害百姓。说来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那个小男孩已经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但他仍还和吃缩骨丹的时候那么高。人们只要一和他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不由得就要痛骂一阵子，痛骂日本鬼子惨绝人寰的卑劣手段，痛骂日本鬼子的失去人性的罪恶行径。这是我们民族的仇恨啊！小里涧人民更不会忘记这个深仇大恨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国民党第七军（广西军）与安徽省保安团，向淮南、淮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部队盱凤嘉总队，为了掩护部分新四军和地方党的机关以及地方党员干部安全北撤，与敌人打了几仗以后，由于敌众我寡，情况不利，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9月7日（农历八月十二）夜间，盱凤嘉总队的党政机关干部及家属等也撤到了小柳巷（安徽省明光市淮河岸边的小村庄）。这时，除了小柳巷及临近的大义集、阚台子村庄以外，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军从明光镇、五河县、泗洪县三个方向，向小柳巷、大义集、阚台子全面包抄，企图全歼盱凤嘉总队机关于淮河之滨。盱凤嘉总队机关面对这严峻的情形，决定派一部分战士去洪泽湖边的下草湾收拢船只，做好强渡淮河撤退到洪泽湖的准备，派一部分战士去五里外的陈庄大坝头护卫，再派一大部分指战员在大沟口埋伏，做好阻击敌人的准备。9月8日（农历八月十三），盱凤嘉总队的党总支书记兼独立二营教导员张守基，率领＂华沙连＂近百人，在大沟口修筑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下午三时左右，国民党正规部队和还乡团三百多人，气势汹汹地向小柳巷攻来。敌人来到小柳巷西头的大沟口小横坝头，停止前进，驻足察看动静。这小横坝是由西面的浮山通往小柳巷的必经之路，是1942年秋天张守基营长带领盱凤嘉的战士们为了阻击日本侵略军小伙轮船顺淮河进入支流南下而修的拦水坝，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沟口。片刻，敌军团长右手一挥：前进！于是，敌人耀武扬威，扛着枪向小柳巷进发。因为大沟口离小柳巷还有三里左右的路程，敌人怎么也想不到会在他们的强势之下有埋伏。这时，张守基取下帽子，从壕沟里微微探出眉梢：对面人流拥挤，往小横坝西头走来。当敌人的前头部队走上小横坝时，张营长左手帽子一挥，华沙连的枪响起来了。走上坝顶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子弹打懵了，有的应声倒下，有的吓得抱着枪从坝顶径直滚到坝下的河水里，有的掉头往回跑。顿时，乱作一团。特别是那抬着机枪的两个人，就像瘸子一样，抬着机枪磕磕绊绊往坝边上跑，就那时，后面的机枪手大腿上也中了一枪。当敌人跑到小横坝西头时，便架起机关枪向这边扫射起来。盱凤嘉的指战员们躲到壕沟里，不时地还他们几枪，然后移动几下，又还他们几枪。就这样打打停停，使敌人连一步也不敢逼近。双方一直僵持到天黑。就听敌人的保安团长说：＂天快黑了，我们机枪打头阵，准备发起冲锋，把他们全部打死！＂于是，敌人的机枪子弹像瓢泼大雨一样打过来，还有手榴弹扔过来，紧接着，敌人发起冲锋了。张守基营长眼看情况不妙，于是，指挥华沙连的战士们悄悄地顺着壕沟撤退到淮河边，顺着淮河往东跑去。来到小柳巷东边的大瓜地，张守基命令说：“现在，敌人大兵压境，为了保全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分散转移，自己找安全的地方，保护好枪支，保护好自己生命，目标进入洪泽湖！”这场大沟口阻击战，虽然没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它掩护了盱凤嘉总队机关和部分新四军部队的转移。当天晚上，小柳巷全境失陷，淮河之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明光市的前身是嘉山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政府批准在老三界设立嘉山县的重要原因就是治理以老嘉山为中心的盱眙县西部（即成立后的嘉山县东南部）山区的匪患。这里地处当时盱眙县、定远、滁县、来安四县交界，山岭重叠，犬牙交错，为各县边缘地带，官府鞭长莫及，古时称为弃地，匪患不断。民国十一年（1922年）驻盱眙县明光镇的安徽陆军第一混成旅兵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鹤龄上校曾率兵剿匪，在鲁山不幸中弹殉职。第二任嘉山县长（1933-1935）马馨亭系行伍出身，曾多次带兵剿匪，未能彻底奏效。此后，抗战全面爆发，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各方政权均未能全面完成清除匪患任务。1949年1月21日，嘉山县全境解放。2月，成立嘉山县人民政府；3月，成立中共嘉山县委，隶属中共江淮区党委一地委。原属于盱眙县的女山湖南岸的津里区和北岸的潘村区、古沛区也划归嘉山县。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4月，成立了嘉山县剿匪司令部，配合武装大队和公安部门统一行动，于9月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反匪反霸斗争，取得了辉煌战果。但土匪并未彻底剿灭，一些狡猾的土匪蛰伏下来，不甘心失败，一直在伺机活动，收买我基层干部，发展新人加入自己队伍，并与台湾敌特取得联系，相互勾结利用，沆瀣一气，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和百姓生活安宁。1950年6月，县公安局连续接到津里、潘村、古沛三地报告，5月初以来，该地区陆续发生抢劫案件20多起，抢走粮食30余石，牛驴13头，其它物品若干。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基础组织工作开展和老百姓正常生活秩序。其中5月下旬，盱眙县汪姓商人雇船前来明光百货公司采购商品，返回经过荷花池（指女山湖下游王咀至今女山湖镇之间约15公里湖面）时遭到抢劫。10多名土匪冒充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登船检查，然后公开抢劫，共抢去白、蓝两种洋布36丈，红、蓝条布39丈，旱烟30余斤，饭碗700余个，火柴120余打，自行车1辆，各种糖盐果品、衣物百货均被一抢而光。这次抢劫发生在白天，汪姓商人见到了抢劫土匪模样，只是不认识，但看到他们驾小船钻进荷花池北面的芦苇荡里了，这为破案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线索。另一起，发生在夜里，抢劫人均是蒙面的，但留下的线索非常明确。这次抢劫发生在6月23日晚，位于荷花池南岸的津里区茶庵乡（距离今女山湖镇老街约3公里）张家洼受到土匪大肆抢掠，其中尹姓富户损失最重，被抢走牯牛2条、毛驴1头、小麦12石、衣服20余件等。尹家老者央求土匪留下1条小牛用作种地，丧心病狂的匪徒们不但没有答应，反而将老者毒打一顿，差一点伤了老者性命。但事发夜晚，无人看清蒙面匪徒真实模样。倒是他们在实施另一项犯罪时留下了重要线索。抢劫时一名匪徒头目借机强奸了尹家十几岁漂亮的女儿尹某兰，完事后他小声呼喊在门外放风的人说：“杨兴桂，该你了。”这伙土匪无意中暴露了同伙的姓名，而且两人都有枪，指向已经非常明确！杨兴桂！根据受害人陈述，公安机关迅速排查，杨兴桂，系茶庵乡西北邻乡女山乡（住址在今东姚庄，距离今女山湖镇约12公里）民兵中队长，不到30岁，已婚，无子女，读过几年书，住在小北郢；那个在杨兴桂之先强奸尹某兰的人很可能是女山乡山东农会主任马明均，30多岁，不识几个字，系江苏睢宁人，全家于抗战后期逃荒，流落本地，定居王咀码头，会使用各种船只，已婚，有一女。他们两家相距不足500米，两人私交甚密，平日里杨兴桂是唯马明均马首是瞻。公安机关研判，既然后者为杨兴桂，前者可以推断为马明均，但光凭受害人听到的一个名字还不足以作为逮捕证据，于是决定先不动他们两人，暗中派人盯住他俩，放长线钓大鱼。县公安局根据掌握的相关匪徒信息和活动轨迹，认为土匪抢劫肯定事先进行了踩点，有内应。通过暗中走访，获悉距离女山乡南面数公里的赤塘庄子上有个叫包二傻子的人，其实不傻，而且为人圆滑精明，早年在外混世，做什么营生无人知道，解放后回乡种地，但与马明均、杨兴桂关系密切，最近联系频繁。包二傻子，又与张家洼庄子上的朱某某打得火热。于是公安机关悄悄地控制住了包二傻子和朱某某，经突击审讯得悉，包二傻子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他已经收买马明均、杨兴桂、朱某某加入了匪特组织“长淮指挥所”，张家洼被匪徒抢劫，朱某某就是卧底。所谓“长淮指挥所”，是嘉山县境内三股土匪联合后自立的番号。1950年5月，管店区官店镇人黄启、潘村区太平乡人梁体将、津里区女山乡人马明均为首的三股武装匪徒，利用嘉山县青黄不接之际，纠合地痞、流氓及少数对新生政权心怀不满的反动分子，在津里区、潘村区、古沛区结合部的女山湖两岸，公开结伙抢劫。持续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制造恐慌气氛。6月份，王咀东南至旧县（今女山湖镇），东至淮河岸边太平沟一带、北至淮河边浮山、柳巷一带，属于荷花池及北岸潘村凹湿地，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并与淮河、洪泽湖、三城湖（女山湖镇老街西北湖面）、七里湖、猫儿湖相连，青纱帐起来之后，这里一望无际，成了匪徒们的天然藏身之处。于是三股匪徒合在一起，自立番号，成立了匪特组织“长淮指挥所”。匪首大当家的梁体将自封为“长淮指挥所”总指挥兼淮河水上第一大队长；二当家的黄启自封为“长淮指挥所”副总指挥兼淮河水上第二大队长；三当家的马明均保留在新生政府中，负责招兵买马，发展队伍，获取新生政权动向，策应指挥所活动，待以后委以重任；黄学如一直吹嘘自己与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侄儿毛邦初（国民党空军副司令员、中将）私交深厚，自封“长淮指挥所”便衣，担任特派员职务，负责整肃队伍纪律；包二傻子是“长淮指挥所”的外线，负责情报收集传递，只与黄学如单线联系，并不认识梁体将和黄启。“长淮指挥所”成立后先后收买周边数十人入伙，非常猖獗，活动频繁，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中马明均、杨兴桂被拉拢入伙后，甘心听命于梁体将、黄启的差遣，在女山乡几个村庄上发展了张坪的王凤眀、岳太圣、许登明（外号许老毛子），闫郢的桑泽林，王岗的王凤朝等10多人加入匪特组织。他们四处造谣破坏，恐吓群众，乘机或明或暗策动落后群众进行骚乱活动，偷袭乡公所，制造声势。不断腐蚀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基层干部，利用他们做掩护肆意妄为，并派遣匪徒打入基层政权组织，窃取机密，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犯下了累累罪恶，广大受害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因离嘉山县城较远，匪特越来越放肆，四处造谣破坏之后，又开始公开抢劫，并积极准备武装叛乱，以策应国民党反共活动，梁体将、梁启多次对下属训话：“等国民党反攻过来，我们就有办法了，日子也就好过了，要官有官，要钱有钱。现在是暂时的困难时期，我们只有依靠抢夺来维持生存！”于是匪徒们就以荷花池为中心，昼伏夜出，在女山湖沿岸的津里、古沛、潘村3个区范围内到处抢劫，有时还跑到盱眙县、泗洪县、定远县以及本县南部山区张八岭等地抢劫，影响极坏。嘉山县公安局对接连发生的抢劫破坏案件非常重视，经过对包二傻子和朱某某的审讯和群众报案线索研判，进一步加大侦查力度，摸清了匪徒的活动轨迹，了解了匪徒的头目为梁体将，黄启等人，了解了我方基层组织中叛变人员为马明均、杨兴桂等人，已成为匪特骨干分子，基本上掌握了匪徒的行踪以及队伍的大致人数，弄清了匪徒的老巢设在荷花池北岸的青纱帐里。为了快速及时破案，实现为民除害，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目的，1950年7月初，县公安局召开了5个区公安区员会议，专门研究清剿荷花池股匪问题，经过具体分析，确立了清剿目标和措施。当时荷花池北边湿地芦苇稠密，青稞遍布，水网纵横，面积巨大，内部情况复杂，往往进去分不清东西南北，行动困难，有可能付出较大代价，清剿藏身其中的匪徒不一定太顺利。引蛇出洞，各个击破，是上策。于是采取内紧外松策略，麻痹匪徒。匪徒们不可能躲在青纱帐里不出来，外面风声不紧时，他们还要出来抢劫的。匪徒们抢去了许多物资，多余的和不适合使用的物品肯定会在风声不紧的情况下拿出来出售转让。这样抓捕清剿比较容易。各乡镇保卫部门必须加强上下联系，邻区联系，发现线索、掌握情况及时互相通报。利用内外线跟踪侦察，重点搞清匪首和骨干成员姓名、匪徒人数、武器装备详情以及活动规律、区域、线路、方式、方法，以便采取武装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予以彻底消灭。7月9日，淮河水上第二大队长黄启伙同特派员黄学如带领属下十数人前往定远红心集（今属凤阳）实施抢掠，虽然抢得许多物品，但很快露出了马脚。次日，我侦察人员发现，明光集市场内有人在出售被抢劫的物品，大戏院后边还来了五六个形迹可疑的人，一直在此游荡。下午，县公安局派侦察员进到大戏院里观察，发现黄启、黄学如等人正在戏院里看戏，当即回来汇报情况。他们胆大妄为，太不把我公安机关放在眼里了，上钩的鱼绝不能让他跑掉。县公安局随即派出几名便衣，悄悄接近匪首，坐到黄启、黄学如等人身旁，他们一门心思看戏，根本没有发觉，很快被秘密逮捕，紧接着外面6名匪徒也被捕获，缴获盒子枪一支。当晚，县公安局对匪徒们进行了审讯，黄启供出了抢劫张家洼的潘村区的太平人梁体将等人，梁体将现在正住在潘村街上的亲戚家，等待他们这一票成功出手后回去庆功。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匪徒的供词，7月11日，县公安局组织精干的武装人员，连夜火速赶往潘村将“长淮指挥所”总指挥兼淮河水上第一大队长梁体将一举擒获，梁匪归案后，经审讯和政策攻心，很快供出武器数量、藏匿地点，更主要的是供出了津里区女山乡山东农会会长马明均和民兵中队长杨兴桂，是其同伙，属于首要分子，每次抢劫成功，多得力于他们两人提供的准确信息。与公安机关之前推断的情况一致，可以收网了。马明均、杨兴桂已经两三天没有梁体将、黄启任何消息，感到事态严重了，自己罪行可能已经暴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公开加入“长淮指挥所”，躲进青纱帐。7月14日，天空下起了大雨，马明均与杨兴桂在王咀马明均家里召集骨干成员研究对策，决定雨一停，就开始行动。他们同时认为这里距离县城40公里，今天是周五，又是雨天，公安局不可能行动，最早也要下周一才能赶到王咀，明天雨停天一亮就行动完全来得及。他们那里知道，县公安局也在谋划此事，揣摩他们的心理，大家觉得阴雨天是抓捕的最好时机，兵贵神速，出奇才能制胜。傍晚时分，县公安局警卫队冒着滂沱大雨从南面陆路赶到王咀附近，潘村区、古沛区公安区员也接到命令组织战斗人员乘船从水路赶到王咀，很快马明均、杨兴桂等人束手就擒。当晚进行审讯，根据马明均、杨兴桂的供述，强奸尹某兰正是他们两人，另外从他们的供述中，县公安局警卫队还获得了荷花池里匪徒的具体方位、人数、武器等确切线索。次日，警卫队乘胜追击，命令愿意立功人员带路，从多个方向进入荷花池青纱帐里清剿匪徒。经过一天时间围堵，在老鼋塘附近成功将32名匪徒全部擒获归案。缴获了船只3艘，长短枪7支，牛驴3头，其他物资若干。7月16日。岸上残匪也全部抓捕归案。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至此，匪特组织“长淮指挥所”被彻底破获。随着审讯的深入，很多东西逐渐清楚，盱眙汪姓商人货物被抢是马明均提供的准确信息。女山乡大林郢人林乃炳解放前担任过女山堡堡长，解放后担任嘉山县百货公司会计，与马明均熟识。马明均前往县城明光办理公事时，以农会主任身份拜会了林乃炳，林乃炳觉得马明均既是老乡，又是地方干部，就留马明均小酌一顿。席间，林乃炳无意之中谈及盱眙一个商人上午进了许多百货，是他开的票。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按常规，满载百货商船当天不会出发，应当是在次日天未亮之前从明光西街码头开船，晚上赶到盱眙，为避免途中发生意外，一般不会在水上停留过夜，越过王咀进入荷花池应当是中午时分。马明均立即从旱路赶回王咀，将盱眙商人购货之事告诉了梁体将，梁随即组织匪徒扮演当地基层干部，以检查为名，将货物洗劫一空。马明均案件出来之后，公安机关曾找到林乃炳了解情况，林非常害怕背上通匪恶名，没有别人在场，他没有办法说清此事，最后吓得自杀了。1950年10月，皖北行政公署人民法院滁县分院在津里区大郢乡二十里铺（今属苏巷镇潘庄村）召开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抢劫罪、强奸罪等罪名判处匪特组织“长淮指挥所”首要成员和骨干分子梁体将、梁启、马明均、杨兴桂、黄学如、桑泽林、岳太圣、许登明等9人死刑，立即执行。会后就地枪决。 “长淮指挥所”实际上不长，只是明光历史上一个短命的匪特组织，早已随历史灰飞烟灭。 2022年4月16-17日于办公室 注：资料来自于档案和本人调查。
由于电视剧的细说，大清贪官和珅妇孺皆知，比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教科书中历史上清官榜样还有名。其实，和珅虽然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常宝曾任福建副都统，但三岁失母，九岁丧父，是一个孤儿。和珅与常人相比没有特别之处，但他后来何以成为大清第一贪呢？我个人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才华出众。和珅自幼勤读，刻苦自励，虽然没有中举进士，但他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了然于心，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曾与刘墉、纪晓岚并称乾隆朝“三大中堂”。这样的才华为他日后获取权力打下了坚实基础，造就了他日后日进斗金的贪腐平台。每个大贪都是才华出众之人，只是才华没用在正道上，有才无德，罕见愚人、蠢货成大贪。二、功绩斐然。和珅年轻时以建功立业为首要任务，成功查处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腐案、成功参劾领班军机大臣阿桂之子阿迪斯贪赃枉法案；钦差大臣暂任陕甘地区军事指挥，有效组织军队反击叛军；为朝廷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出谋划策；开创议罪银制度；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国史馆正总裁，成功编纂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成功组织殿试，等等。立功是晋升的阶梯，功成名就，有功才有机会当权，当权才有贪腐机会，无功庸常之人罕成大贪。三、清廉起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和珅初设官场，非常注重名声，洁身自好，精明强干，为政清廉，一直坚持做反贪工作，查处贪腐不遗余力，获取珍宝不贪不占，尽奉皇上，以公廉著称。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和珅悄悄开始贪腐，但表面上始终坚持反贪。这是古今中外贪官最拿手套路，口上反贪，心里念财；当众反贪，私下索贿，一句话，捞取廉洁奉公政治资本，以廉掩贪。初始清廉是一种幌子，一种假象，一种隐蔽手段，实际上也是一种贪腐，贪廉贪名，贪取黎民百姓敬仰，贪取皇上朝廷信任，为贪财铺路造势。四、社会侵淫。社会是一个大染缸，白纸也能染成黑色图，就是说社会风气对人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所谓乾嘉盛世是皇帝对自己的美化、投机者的恭维和后人的轻信，实际上只是相对而言，是在粉饰太平，乾隆时代社会风气并不好在哪里。清明盛世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虚，贪腐之风盛行。社会制度是贪腐的土壤，社会上下贪污成风，会侵淫到每一个官员。朝中官员上司、同僚、下属都在贪腐，和珅岂能不贪，不贪不亏了自己了吗？心理怎么平衡？历史上很多贪官都是这样，现在的贪官也有很多是这样，受上下左右贪官影响，走上贪腐之路。贪官们互相勾连、互相利用、互相掩护、互相包庇，沆瀣一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贪腐手段隐秘，证据很难获取，导致很多贪官得以逍遥法外。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池塘里的鱼持续不断地生病死了，追根求源，往往不在于个别鱼的自身免疫问题，而是水质严重遭受污染问题，治鱼是末，治水才是本。五、权倾朝野。没有节制的权力是贪腐的根源。和珅二十三岁时，做了乾隆仪仗队的侍从，随后一路官运亨通，由御前侍卫，直到副都统，户部侍郎、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正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等数十个要职，拜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忠襄公，权倾朝野，形同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随着权力地位的晋升，私欲日益膨胀。利用当权之便，结党营私，形成气候，聚敛钱财，打击政敌。并采取贿赂、迫害、恐吓、暴力、绑架等方式笼络地方势力，织密网络。成为贪官后而到处查贪，查没私吞，中饱私囊。此外，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不断开展商业往来。迅速成为富可敌国的“贪官之王”、“贪污之王”、十八世纪世界首富。史载，查抄和珅家时，光白银就有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贪官权力越大，贪腐越大。六、主子宠幸。和珅前后贪腐二十多年，创历史之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知道吗？公开的秘密，天下皆知，路人皆知。没有控告吗？天天有，就是告不倒，以监察御史钱沣、大学士刘墉、翰林院编修范衷、军机大臣王杰、户部尚书董浩和礼部侍郎朱珪为代表的朝中清议力量，曾多次弹劾和珅，嘉庆皇帝作为皇子时，也参与其中，但和珅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原因是和珅的主子乾隆装聋作哑。乾隆皇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乾隆怎么可以随意查处亲家呢？不是自找难堪吗？也有人说和珅深藏不露，乾隆皇帝没有发现。不可能，乾隆明察秋毫，心里跟明镜似的。主子一般都喜欢贪官，贪官听话好用，有把柄在主子手里，可以随时拿捏，主子说什么就是什么，错了也得听，也得照错办。清官一般认死理，主子讲对了才做；主子讲错了，会顶牛，不唯主子意图办事。贪官对主子却是忠心耿耿、鞍前马后、肝脑涂地，不但不忤逆主子，还想方设法歌颂主子，神化主子，美化主子，想方设法讨好主子，哄主子开心！即使主子贵为皇帝也是如此，因为皇帝是人，不是正义，不是救世主！和珅常与乾隆一起唱和作诗，熟知乾隆诗词风格，为了讨好乾隆，苦下功夫学诗、写诗，刻意模仿乾隆风格，迎合乾隆审美情趣，且造诣很深。他偶尔会在乾隆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诗文才能，甚至闲暇的时候以“骚人”自居，但主要还是为了衬托乾隆，甚至代替乾隆即景赋诗。每天在乾隆身边，察言观色，踹度乾隆心理，唯乾隆马首是瞻。最重要一点，乾隆好大喜功，何珅乃一等溜须拍马高手，无时无刻不在恭维乾隆，能极大地满足乾隆的虚荣心。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自负的帝王，自诩“千古完人”,“十全老人”,拥有“十全武功”，曾曰：“今明授足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光自吹自擂不行，还要有人喝彩才行，满朝文武，唯有和珅能想乾隆之所想，把乾隆吹捧至古今极致，乾隆怎么会查何珅的贪腐呢？事实上，主子宠幸是贪官贪腐的本质所在。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不喜欢贪官的，贪官听话再贪也是好官，贪也不查；不听话，即使是好官，也可能被当作贪官，一查到底。历史上廉吏不听话，被皇帝当成贪官查处的例子不乏存在！嘉庆皇帝为什么会查处何珅呢？作为皇子之时没有参倒何珅，一直是嘉庆心头之恨；一朝天子一朝臣，嘉庆不想再用何珅；何珅倚老卖老，不听嘉庆使唤；何珅权力太大，党羽太多，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嘉庆和朝廷的安全。等等。不除何珅，嘉庆无法稳固江山，无法驾驭皇权，无法放心安寝。但嘉庆登基四年之后才对何珅动手，可见惩贪也要等待时机。和珅何以成为大清第一贪？我上边的分析，你认同吗？
一、旧县由来旧县镇，原为汉代睢陵县故城，即今明光市女山湖镇。光绪辛卯《盱眙县志稿》载：“睢陵故城，治西五十里，《寰宇记》：在招信县东二里。……明设巡检司驻此。旧有街市、城隍，谓之旧县。”旧县，远古时代属于淮夷之地。春秋战国，分属吴国、楚国，居于“吴头楚尾”。汉初置县盱眙，先后更迭淮陵、睢陵、睢阳、池南、化明、招义、化州等名，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改招义为招信县。南宋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人陷泗州，5000铁骑将由招信县城渡淮。招信县尉（相当于今公安局长）孙晖率领射士民兵150余人一边拼死抵抗，一边飞报正在扬州行乐的皇帝赵构，最终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因大雾，金兵不知虚实，直到傍晚雾散后才攻进招信县城，迟延一天时间，等到他们次日追到扬州江边时，赵构已仓皇乘船逃过江心。否则，历史将因此改写。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统治者裁招信，并入盱眙，同时改设百户打捕所，至此，招信县废治。因这里曾有1300多年建县史，后人称之为“旧县”。明属凤阳府，清属安徽省直隶泗州盱眙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析盱眙、来安、滁县、定远四县交界之地置安徽省嘉山县旧县，治今老三界，但旧县镇等地仍属盱眙县。旧县从县治降格为镇，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清代末年，旧县镇上仍有居民3000多户，一直居于安徽省盱眙县西乡四大市镇（旧县、明光、津里、涧溪）之首。1949年春，旧县镇等地划归嘉山县；1955年，盱眙县划归江苏；1994年5月3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嘉山县，设立省辖县级明光市，省政府委托滁州市代管。旧县镇位于三河交汇之处，东临淮河，南滨七里湖，西、北依三城湖（通女山湖），四面环水，一桥出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8年全面抗战时期，旧县为盱眙通往明光的水路咽喉、淮北通往淮南根据地的必经之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二、抗战形势1940年3月中旬，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自来桥镇成立，次月成立中共嘉山县委，1939年11月成立的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盱凤嘉边区工委同时并入中共嘉山县委，属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委员会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下辖第一区委（自来桥）、第二区委（津里）、第三区委（古沛）、第四区委（潘村）。旧县镇属于第二区委（津里）。日军于1938年1月18日占领明光，随后成立了明光地方维持会。1940年5月左右，日军扶植汪伪势力在明光成立了伪安徽省嘉山县政府。1940年8月至9月间，日军侵占皖东抗日根据地，占领嘉山县民主政府第二区（津里），在明盱公路沿线石坝、津里等处和明旧路桑苗、旧县、张凤滩等处设立了据点。1940年9月15日，日军占领盱眙县城，后成立了汪伪盱眙县政府。日军将盱眙、嘉山连成一片，控制了盱眙至明光的水上交通线，日军经常开动汽油船在盱眙、旧县、明光之间的七里湖、女山湖面上游弋巡查，切断了第三区（古沛）、第四区（潘村）与抗日民主嘉山县党的领导关系。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为此决定成立了盱凤嘉县委，驻地古沛南园。下辖一个潘村区委，8个直属乡党支部。后改属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委员会。至此，女山湖两岸分属于淮北和淮南两个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边区抗日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今女山湖南岸的旧县、津里、大郢、苏巷、戴巷等地盱眙县旧县区，北岸的柳巷、浮山、潘村、太平、紫阳、古沛等地仍属于盱眙县潘村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旧县区虽受到日本鬼子骚扰，但仍属国民党控制区，淮北、淮南新四军来往尚较为自由。旧县镇人吕介甫是当地土豪，靠家族势力，当上了盱眙县旧县地方联保主任。1939年底，吕介甫暗中勾结日军、纠结地方势力，将旧县镇长杨宗兰挤走。1940年8月，日军占领了旧县镇，伪盱眙县县长戈济川委任吕介甫为旧县镇镇长。不到一年，吕介甫将镇长让给侄儿吕锦奇，自己升任旧县区长，管辖旧县镇、津里镇、大郢乡（时称桑大郢）、戴巷乡（时称戴家巷，包括苏巷，时称苏家巷）。这几个区镇乡头目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心附敌，效忠日伪，把持水上码头和陆上交通要道，公开与新四军为敌，经常残害百姓，臭名昭著，其中旧县区伪区长吕介甫、旧县镇伪镇长吕锦奇、桑大郢乡伪乡长桑国权、戴家巷伪军大队长李超最为当地人民痛恨，被称为“四霸天”，意谓他们横行乡里，像一张黑手，遮住了盱嘉西部的半边天。1943年2月，淮南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精兵简政，3月，决定将盱眙、嘉山合并为“盱嘉县”，成立盱嘉办事处、盱嘉县委，并将新四军2师5旅的15团1营和独立5团划出，与盱眙、嘉山的民兵总队合并，组建成由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结合的“盱嘉支队”，以强化军事力量。8月，15团政委朱云谦（解放后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空军政委，总政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十二届中央委员）调任盱嘉县委书记兼盱嘉支队政委，后又兼任支队司令员。为打开工作局面，朱云谦上任当月，就攻打了津里镇，迫使伪自卫队30余人缴械投降，建立了津（里）石（坝）区，后又计划着手攻打盱眙县城，扫除“四霸天”。前两次攻打盱眙县城，未能得手。后朱云谦化妆亲自进城侦查，于1944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日，除夕）晚夜再次奇袭盱眙县城，分4路奔向指定目标，一路对伪保安大队和伪区公署，实施攻而不歼；一路向老大关伪县政府冲去；一路到大王庙伪警察局附近埋伏；一路由朱云谦亲率一个连与盱嘉办事处副主任胡坦及联络员魏小昆（曾任嘉山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副科长）带领的武工队运动到照面山驻蚌埠的日军第13旅团下属的铃木中队部对门操场上，抢先占领一个白天由岗哨、夜晚有灯无人的敌人碉堡，堵住日军大门，监视日军动向。夜里12时，攻打伪县政府的枪声响起，攻打东门、南门、北门的枪声也很快跟着响起。日军铃木中队部里一阵嚎叫，灯火齐明，机枪、小钢炮乱打一通，企图声援伪军，朱云谦亲自指挥3挺机枪对准日军中队部大门猛烈射击，躲在据点里日军铃木中队虽有200多人，步、马、机、炮样样齐全，具有较强战斗力，但也根本不敢出来。战斗持续两个多小时，我军一举端掉了盱眙县伪县政府和伪警察局，生擒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20多支，我方无一人伤亡。这次战斗，充分展示了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速战速决，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盱眙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再出城骚扰百姓。三、知己知彼东线作战任务完成后，积累了诸多作战经验，于是朱云谦及时调整部署，决定把兵力悄悄转移至西线，抓住西线重镇旧县来做文章。西线原属国民政府盱眙县六区，抗战时期是嘉山县民主政府第二区，也是汪伪盱眙县旧县区，地处七里湖和女山湖之间，中间有明光至津里（经过石坝）和明光至旧县（经过上苗、苏巷）两条公路，内有津里、旧县、大郢、戴巷4个乡镇，日军在明光、石坝、津里、上苗设有据点。共产党、国民党、汪伪、日本鬼子四方都想控制该地区。1944年10月，盱嘉再次分治，但盱嘉支队建制仍旧保留。打仗重在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为攻打旧县镇，朱云谦事先做了较长时间谋划和准备，他找来抗日民主政府嘉山县县长兼嘉山县总队长胡坦（解放后曾任安徽省粮食厅厅长、省委财贸部长、省财办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兼财办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工队指导员吴克汝（即吴迪，解放后曾任江西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省物资储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盱嘉支队参谋兼嘉山县总队第4中队长戴嘉璜（一名戴家璜，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学校校长、中央军委纪委纪检处处长）、盱嘉支队参谋长张白锷（建国后，曾任江淮军分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农业厅处长）等人详细分析形势，了解敌情，商讨对策。因为胡坦是旧县镇人，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镇上，曾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县镇镇长，对旧县镇地形了如指掌，吴克汝是旧县镇西老吴郢人，距离旧县镇四五公里，曾与胡坦等人在旧县镇上开过盐行，担任盐行经理，对旧县镇周围进出路线非常清楚。戴嘉璜是戴家巷街上人，了解戴巷的大街小巷。张白锷是苏巷吉庄人，熟悉苏巷、大郢地形。大家各自发表了看法，朱云谦综合大家意见，很快酝酿好作战方案。旧县镇有居民约5000人，盘踞在镇上的伪区长吕介甫是盱眙西乡最大的汉奸，他与其家下侄儿吕锦奇凭借500条枪和日本人撑腰，横行镇上，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老百姓早已对他们叔侄恨之入骨。吕介甫在镇上重要位置一共修筑了10个炮楼、碉堡，还有一些小碉堡，长期负隅顽抗，根本不把新四军盱嘉支队放在眼里，曾经狂言：“就是敞开大门睡觉，共产党也不敢进来！”旧县镇地理位置特殊，易守难攻。东西一条长街，西面出入的桥头设有暗堡；北面三城湖（今女山湖一部分）和东面淮河为日军控制；再往东北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东面码头旁也设有暗堡，码头对面的扁担河边上是日本鬼子张凤滩据点，控制淮河、女山湖、七里湖交汇水域来往船只通行。吕介甫占据的王家炮楼设在街中心靠近西面的高地，四周挑成濠沟，出入的吊桥，白天放下，晚上收起。炮楼高有十几米，系砖楼，坚厚牢固，内部火力配置周密充足。立在炮楼之上，整个长街都在视线范围之内，足以控制、指挥两头。镇子四周建有围墙，围墙外挖有1.8米深濠沟，东、西、南、北四门都有伪军站岗放哨。每天晚上，吕介甫都带着亲信和核心主力住进炮楼。这些情况和整个火力部署都已被我侦查队员摸得一清二楚。朱云谦曾于1944年春夏两次派兵攻打吕介甫占据的王家炮楼，都没有成功。为此，朱云谦决定亲自带队歼灭汉奸吕介甫及旧县镇伪军，彻底粉碎日军对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拔除旧县镇伪据点，打击敌人淮河交通，打通淮北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四、运筹帷幄地形特征决定，进攻旧县镇只能从南面七里湖上岸。但进攻旧县镇不能局限于旧县，需要放眼大局，要把以旧县镇为首的盱眙西乡紧密呼应的“四霸天”伪政权一并扫除。还要有效防御明光日伪势力和旧县东面几公里外张凤滩据点里的日军增援旧县镇，并适当打援，借机教训一下敌人。于是朱云谦决定于1945年4月11日集中10个连的战斗力量分头行动。战斗之前，朱云谦召开动员大会，分析敌情，部署战斗任务。兵分四路。一路由盱嘉支队嘉山大队长王春、中队指导员兼支队参谋戴嘉璜率第4中队兵力直扑上苗、戴家巷。二路民兵总队长张白锷率一个连的兵力长途奔袭桑大郢伪乡公所。三路由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朱云谦、支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胡少卿、津石区委书记吴克汝率4个步兵连、一个侦查队和一个武工队为主力，越过七里湖，直取旧县镇。四路在坝头陈明旧路两侧隐蔽设伏，准备阻击明光、石坝增援旧县之敌。第一路于11日傍晚17时准时从驻地出发，直插戴巷老巢。20时许，与白天派出的第一侦察组人员接上头，得知敌人白天移驻到戴小庄两个地主家院子里，伪戴巷乡乡长徐余轩也在村内。部队于是向戴小庄进发。在戴小庄1公里外的孙庄，与第二侦察组人员接上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我军摸掉敌人两个岗哨迅速攻进庄子里，不到半个小时，战斗结束，除伪乡长徐余轩带几个亲信从焦家渡坐船逃脱外，计击毙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伪大队长李超以下数十人，俘虏伪中队长以下4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大获全胜，我方无一人受伤。第二路由民兵总队长张白锷率1个连的兵力长途奔袭，跨越明津路、明旧路，经过津里、苏巷，直指桑大郢伪乡公所，伪乡长桑国权猝不及防，带领乡队员仓促应战，不及半小时，即与所有虾兵蟹将全部束手就擒，无一人漏网。桑大郢附近的陶大庄、山庙两个保安队据点也同时被解决。五、激战旧县第三路由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朱云谦、副政委胡少卿、涧溪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指导员吴克汝、罗炳辉秘书何玉庆（旧县镇人，曾在吴克汝盐行任会计，主动下放到盱嘉基层锻炼，后任新四军2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淮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46年5月在六合战斗中牺牲）率领主力从盱眙县西高庙出发，经过官山西麓的牧场湖（今属明光市涧溪镇），悄悄来到七里湖南岸的石岗头，迅速上了战船，在地下情报员胡耀华、周利民的引导下，数十只民船以人字形排开，浩浩荡荡，横渡七里湖，向旧县镇进发。12日午夜三更时分，小船抵达旧县镇南门码头嘉祐院西面河下。朱云谦命令全体指战员分头上岸，安排船员将小船荡到河汊里隐藏，越过5尺深的水沟，按照事先计划，以一个排兵力封堵住扁担河北岸张凤滩据点前来增援的日军通道，为防万一，再以机枪班占领嘉祐院南端高地，挖好掩体，确保成功阻击日军。主力分为4大组，逐一攻击伪军碉堡。胡少卿和吴克汝率领两个加强排神速插入伪警察所门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摸掉岗哨，占领了岗楼，睡梦中的伪警察一个个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半个小时不到，一枪未发，就占领了镇小学炮楼、黄元太炮楼和关帝庙等处敌伪据点，活捉了伪警察头目徐耀才，伪警察中队长钱纪怀、刘少柱。朱云谦、何玉庆带领的一路采取同样的方法，拿下了伪乡公所的东炮楼，活捉了伪保安中队长吕国槐。据参加该路战斗的盱嘉支队通讯员、盱眙籍老战士伍正标（解放后曾任盱眙县人民医院总务股长）回忆，当时东炮楼由一个连的伪军防御，炮楼不远处有一个日军碉堡，胆小的伪军根本抵挡不住我军将士的勇猛进攻，很快就死的死，逃的逃了，但有30多个日本兵则躲在较为安全的碉堡里，仰仗坚固的碉堡与精良的武器，坚持顽抗。轻武器无法对付坚固的碉堡。我军几次进攻都被日军挡了回来。正在大家焦急万分之际，连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门60炮，只见炮手架好炮后，略微一瞄准，一发炮弹呼啸而出，不偏不斜，正好落在鬼子的碉堡上，碉堡随即被炸出一个大窟窿，紧接着又是两发炮弹在鬼子碉堡上开了花，这么30多个日本鬼子无一幸免全部被炸死了（按，因无相应资料佐证，这里存疑）。其余两组也非常顺利，一组攻克西炮楼，一组打掉南边3个碉堡。不到两个小时，就攻下了镇上东、西、南、北4门和中街9个碉堡，占领了北面的伪区公所，分歼伪军、伪区镇公所人员和警察300多人。于是各路会师街心，合围吕介甫所在的指挥中心王家炮楼。由于王家炮楼高大坚固，没有重炮，无法摧毁，只有安排爆破手携带炸药包炸掉它，但炮楼四面地势平坦，没有掩体遮蔽，楼下挖有很深的濠沟，难以逾越。吕介甫见四翼均垮，但仍不甘心，躲在炮楼里凭借孤堡作垂死挣扎。一边怂恿伪军拼命抵抗，一边对新四军嚣张喊话：“新四军弟兄们，赶紧走吧，天一亮，张凤滩的日军就会赶过来，他们的机枪、小钢炮不是吃素的，那时你们想走也走不掉了！”这也许是他顽抗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张凤滩只有六七个日军，躲在据点里，根本不敢出来，增援更是不可能。不过，这是他在玩弄小聪明，意在声东击西，转移新四军视线，他心里真正盘算的明光日军不会丢下他不管，他在电话中得知明光日伪已在增援路上，还在心存侥幸。六、擒贼擒王天亮之后，朱云谦悄悄来到炮楼前察看了地形，仔细观看了炮楼的枪眼、墙角和周围地形，研究对策。朱云谦决定先发动政治攻势，他安排吴克汝动员地方绅士周禹门、孙映希等人前来喊话宣传，新四军宽大政策，缴枪不杀，规劝吕介甫缴械投降。宣传后，炮楼内果然挑起了白旗，还按照我方命令把一些武器从楼上丢下来。我方以为吕介甫是真心投降，哪知他是缓兵之计，借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当我方派人前往炮楼下收缴武器时，吕介甫命令汉奸们从楼上突然开枪，打伤了我武工队副队长等两人。吕介甫还十分骄横，狂妄叫嚣：“你们新四军休想懂我一根毫毛！你们已经两次尝到滋味，我吕介甫不是好惹的！”既然这样，朱云谦当即下令组织突击队、爆破组“强攻”！坚决拿下炮楼，擒贼必须擒王。强攻由侦察队长赵克俊负责临近现场指挥实施。为确保强攻成功，还要尽可能避免伤亡，于是赵克俊决定用“土地雷”和“土坦克”炸掉炮楼。“土地雷”是盱嘉支队自制的一种地雷。先前，美国飞行员驾驶轰炸机自昆明起飞前往轰炸日本东京，途中气候不佳，丢下了8颗炸弹落在高庙街附近，没有爆炸。支队作战参谋周跃荣，冒着危险，将炸弹拆开，倒出了梯恩梯炸药，再用这种炸药制成地雷，大家称这种地雷为“土地雷”，虽土但威力较大。“土坦克”即选择当地人家非常结实的枣树面堂桌，蒙上浸湿的多层棉被，予以钉牢，子弹无法穿透，由壮汉在桌底下顶着前行，俗称“打雨伞”，越过濠沟，靠近炮楼，挖坑埋置炸药，炸毁碉堡。第一次因炸药安装不牢，没有爆炸，爆破没有成功，敌人自高处扔下日本鬼子提供给他们的小钢弹，落在地面爆炸，炸伤了我方爆破手。经紧急研判后，朱云谦安排手下从老百姓家中借来柏木门板，蒙上浸湿的多层棉被，让爆破手顶着前行，大家戏称为“戴斗笠”。等到达炮楼底下，就将门板斜靠在炮楼墙壁上，门板与炮楼墙壁形成一个三角空间，军事上称为“死角”，爆破手藏在“死角”里打洞埋炸药，敌人枪支够不到，扔下炸弹即使落在门板上，很快就会顺着门板西坡滚出一定距离，爆炸了也穿透不了蒙上湿被的门板，这样就很好地保护了爆破手的安全，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打雨伞”、“戴斗笠”都是新四军2师6旅17团创造出来的方法，受到新四军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的夸奖。在爆破手前进到炮楼的几十米途中，朱云谦组织了所有神枪手，封锁住炮楼枪眼，叫敌人没有机会对爆破手开枪射击。下午14时许，爆破手终于抵达炮楼底下，开始打孔埋设炸药。听说我军爆破手成功抵达炮楼底下进行打孔作业，吕介甫开始害怕，就命令伪军小头目胡登甲（外号小胡椒，家住女山北面的上庄，约在1990年前后去世）赶快往下扔小钢炮，阻止爆破手作业。因我军火力封锁，不停向炮楼洞口射击，胡登甲很害怕，引信拉开后，不敢靠近洞口扔炸弹，慌乱之中，右手刚伸到洞口边上，小钢弹就爆炸，将炮楼炸了一个大豁子，胡登甲的右手也被炸掉3个手指，只剩下拇指和食指，一条腿也被炸断。我军对准豁口猛烈射击，炮楼内伪军乱作一团。就在这时，爆破手已埋好炸药，安全撤离。紧接着“轰、轰”巨响，炮楼一边被炸塌。巨响刚歇瞬间，包围炮楼的指战员迅速发起攻势，冲向炮楼。吕介甫慌忙命令伪军顶住，但此时伪军见大势已去，已不再听他的，纷纷放下枪支，并挑起了白旗。伪区长吕介甫、伪镇长吕锦奇也夹在102个伪军官兵中垂首就俘，毙敌伪8人，伤20人。缴获步枪189支，子弹1250发，驳壳枪3支，战马1匹，指挥刀11把，文件1部。我军在此次战斗中，伤两人，牺牲3人。七、成功打援汉奸吕介甫之所以不愿缴械投降，是因为他在战斗刚刚打响之际，就向明光日军告急，并与明光日军保持通话，日军命令吕介甫坚持顶住，并告诉吕介甫，天亮之前，日军井上少佐已带领10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火速增援旧县了，先头马队两个时辰即可到达，大部队最迟中午到达。张凤滩日军不敢出动，吕介甫只有依靠井上这根救命稻草了。他甚至以为电话线没有被剪断是新四军考虑不周，严重失策，为他赢得了求生机会。实际上保持旧县伪军与明光日军电话通畅，是朱云谦特意安排的，放出这个诱饵，好引蛇出洞，诱使日军出明光城，予以伏击，顺便搂草打兔子。吕介甫与明光日军通话已全部被监听，一切都在朱云谦的掌控之中。再则是，明光位于津浦线上，朱云谦考虑，日军自蚌埠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明光增援，难以攻取，将驻明光日军引出明光打援伏击，可以借机震慑日军，一举多得。足见朱云谦谋划周全，虑事缜密。第四路由一个加强连配备较强火力，专门负责阻击侵华日军明光警备司令部日伪增援旧县。已于4月11日夜间进军到明光到旧县必经之地坝头陈北设伏了，天亮之前，他们已在路上埋上地雷，然后，利用山坡、塘埂的有利地形，挖好掩体，摆好阵势，只等明光日伪上钩。而且王春、戴嘉璜率领的第一路指战员在戴巷得手后也赶到坝头陈警戒，明光日伪无论如何也是赶不到旧县镇的。12日上午10许，日军明光警备司令部司令（中队长）井上少佐率领的日伪军沿明盱公路行进，到达距离明光约20公里石坝后拐往旧县镇方向，没走几公里即在坝头陈遭到我军的伏击。一时间爆炸声四起，公路两边同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军乱成一团，血肉横飞。井上开始挎着战刀，骑在东洋大马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遭到狙击后，随即滚下战马，躲进路边沟里，嗷嗷吼叫。不到一个小时，井上开始指挥属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遭到我军顽强阻击，大批日伪很快被打退。井上不甘心失败，依仗先进的武器于下午13时发起第2次进攻，正在胶着之时，盱嘉支队4连赶来增援，因我军顽强反击，敌人又未能得逞。此后，战斗一直在持续，井上督促日伪又进攻两次，企图越过我军封锁线，都被我军击溃。井上恼羞成怒，于是又把石坝、上苗据点日伪士兵都调过来，于下午17时，进行了第5次进攻，当井上挥动着小旗命令属下进攻时，被我方特等射手瞄准，“叭”的一枪击中，井上应声倒下。其余日伪军见势不妙，来不及抢回井上及其他3名日军尸体，就架着4名伤员纷纷四散逃命，仓皇龟缩回明光。没跑掉的都做了俘虏，我军因此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这些吕介甫都一无所知，他除了束手就擒，别无他路。八、意义深远为了扩大影响，朱云谦指挥部队进行休整。4月13日，四路会师七里湖西岸的大郢、苏巷、津里三乡镇交界处孔埠，在那里召开了公审大会，判处吕介甫、吕锦奇、桑国权死刑，就地执行枪决。四面八方民众都赶来观看了公审大会，无不拍手称快。至此，横行盱眙西乡数年的“四霸天”终于被一举清除。当地老百姓都说：“打倒了四霸天，解放了半边天。”“树倒猢狲散，伪区乡镇长谁敢干？”尽管根据地军民，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但对死去的日军井上少佐仍然以礼相待，我军为他做了一口挺结实的棺材，将井上尸体清洗后装殓，又找来一个伪保长带队，护送到明光，并借机发起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军心，在棺材前面贴上一张白条：“侵华日军明光警备司令部中队长井上一命呜呼！”同时带去我军一封信，规劝他们不要残害百姓。日本人对我方此举十分感谢，叫伪保长带回樱花及食品作为回礼。战士们抬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高高兴兴胜利回到高庙驻地后，支队政治处干事韩奇同志非常激动，当即赋诗一首，以志此战：“敌占平原我出山，夜袭旧县打土顽。拔除恶霸吕介甫，我又解放大地盘。”旧县战斗取得全面胜利，彻底打掉了盘踞盱嘉地区日伪的嚣张气焰，扩大解放区120多平方公里，迫使日军龟缩在盱眙、明光两个据点，不敢再出来轻举妄动。事实证明，朱云谦领导的盱嘉地区采取的依靠群众、主动出击、分化伪军、孤立日军的策略行之有效。为此，盱眙县委乘胜决定成立了中共津石区工委，统一领导津石区和桑戴区工作，吴克汝任工委书记兼桑戴区委书记，曹波任桑戴区区长；何玉庆任工委副书记兼津里区委书记，张厚民任区长。保证了盱嘉地区得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建设和政权建设。至此，淮北和淮南两个抗日根据地得以连通，为全面反攻，夺取当地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参考资料：1、中共嘉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嘉山县地方志办公室《嘉山史志资料》，1983年第5期。2、《盱眙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盱眙县政协文史委，1985年6月。3、《嘉山文史》（第3辑），嘉山县政协文史委，1988年12月。4、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皖东党史》，1988年第2期。5、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办公室《盱眙县党史资料》，1989年第6期。6、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皖东党史》，1990年第1期。7、中共嘉山县委组织部、党史办、嘉山县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嘉山县组织史料》，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8、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淮文史》，1994年第2期。9、《明光文史》（第五、六合辑），明光市政协文史委，1995年8月。10、中共明光市委党史办《嘉山烽火》，亚太新闻出版社，1997年7月。11、陈琳主编《都梁丰碑》，2007年12月。12、中共明光市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明光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2月。13、中共滁州市党史研究室、滁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滁州市党史资料汇编》，2012年12月。14、贡发芹主编《明光文史》（第九辑），政协明光市委员会，2015年12月。15、来安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战斗在淮南的抗日儿女》，2015年3月。16、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历史》第一卷（192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7月。17、本人长期调查、访问、考证的资料信息。
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第83个注脚为：“清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者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资本论》传入中国后，人们发现一共提到了680多位世界名人，而王茂荫(1798年-1865年，安徽歙县人)，是该书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所提之事发生在咸丰四年（1854年），王茂荫时任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从二品。相当于今财政部长，但权力远高于当今财政部部长兼央行行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等职位。作为大清“财长”，王茂荫权力炙手可热。他居官京城30余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处晚清浑浊的官场之中，坚持廉洁自律，始终两袖清风，为官如此，实在难能可贵。史料记载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同乡晚辈鲍康曰：“先生萧然一室，别无长物，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闻夫人仅一至京邸。”可谓“清节”毕现。咸丰八年七月至同治元年（1862）四月，王茂荫因病“开缺”期间，他移居至北京东城玉清观，没有薪水，于是受聘主讲潞河书院，靠每年300金膏火为生，每月坚持前去授课，与诸生朝夕相处，循循善诱，认真修改试卷，诲人不倦。但拒绝亲友资助，绝不降低做人标准。30年为官虽积有俸银一千两，但并不置任何田产，而是命令长子王铭诏存于其岳父处，只作他们兄弟四房子孙读书费用，并留下遗嘱：“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亩；吾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 ”同时作《家训和遗言》道：“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 他日有入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 ”还告诫子侄：“日后子孙非有安国定邦之才，不必出仕，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王茂荫认为一个人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时，能够做到“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才是君子。所以他后来一再告诫子孙，将来“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时，谨防“见利忘义”。他对子女要求甚严，“鲜以锦衣戏采为重”，日常生活简朴，始终教诲子弟交游重人品，正确对待财利：“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我命中有时即不取非义亦有，命中无时即取尽非义，终归于无。……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之横祸，则此心自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王茂荫认为：“莫看眼前吃亏，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用不尽。”所以他宦游京城一生没有因显贵而巧夺豪取为家中添置一瓦一垄。但他为乡党经常慷慨解囊，在所不惜。乡间葺祠宇、通道路、修堤、造桥，凡遇善事，他无不量力相助，欣然乐为。王茂荫任吏部侍郎时，选任官吏重人品，曾举荐过众多人才，其中，安徽盱眙人（今安徽明光市）吴棠，经王茂荫举荐，从一个七品知县一路晋升至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齐名的晚清名臣。但王茂荫与吴棠素昧平生，只闻其名，从未谋面。同治三年，王茂荫依制奉讳返乡，途径淮阴，头品顶戴漕运总督吴棠接待了布衣身份王茂荫，分别时还赠些两银子，以谢当年举荐之恩。他未予接受，坦然地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他特别重视，衣食无忧时，必须做到坚持操守、淡薄名利、不取不义之财。王茂荫一生以清正廉直著称。鸦片战争之后，大清“盛世”不再，内忧外患，吏治腐败，国力衰弱，大厦将倾。王茂荫处此清廉自守。“出污泥而不染”，着实不易。其为官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始终莅职勤勉，殚精竭虑，一心为国家“保富民、恤商民、护国本、革颓风、振人才”，夙夜勤政，不辞艰辛。其在任曾上一百多个多奏折，向皇上建言杜渐奔竟钻营之风以肃吏治，力荐人才为国效忠，革君心，苏民困，崇儒、修学、慎刑、理财，等等，“其言也，无一非国计民生之言”。《清史稿》这样评价王茂荫：“屡进谠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宋晋亦其次也。”吴大廷评价王茂荫：“先生孑然一身，清俭朴约，非如世之娇激以沽名者。恪恭尽职直言敢谏。”所以，晚清之时，王茂荫清操之名，无人能出其右。其后人因此镌刻 “敢于直谏之家” 青田冶石大印置于其灵右，以示子孙，并不过誉。同治皇帝称赞王茂荫：“直言敢谏，志虑忠纯”、其病故后，朝廷给予“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评价。朝野曾赞声鹤起，“三代帝师”、大学士祁寯藻挽联赞曰：“谏草逾万言，每读焚余心事，光明照青史；交情获三益，最伤别后手书，感恻念苍生”；两江总督曾国藩挽联赞曰：“七旬耆宿,九列名卿,谁知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声,卅年俭德,足令朝廷悲悼,何况吾曹”所以，王茂荫以“清操，海内推为巨人”，是徽州清官之最，乃为公论。“书籍传子孙，德名留后人”，一代大清财长，清正廉直，值得后人世代推崇。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名著。吕不韦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下面选取《吕氏春秋》中的十大名句，供大家参考学习！一、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季春纪·先己》）大意：想要战胜别人，必定要先使自身没有缺陷，想要评论别人，必定要先使自身没有缺点，要想知道别人，必定要先知道自己。二、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季春纪·诚廉》）大意：石头可以击碎，但不能改变它坚硬的性质；朱砂可以研成末，但不能改变它赤红的颜色。三、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孟夏纪·用众》）大意：善于学习的人能取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四、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孝行览·义赏》）大意：戽干池水捉鱼，怎能捉不到鱼?但明年就没鱼可捕了。焚烧水少而草木茂盛的沼泽来打猎，哪能不捕到野兽呢？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五、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离俗览·离俗》）大意：如果木材要完全合乎绳墨才取以为材，那是极少的，真那样，宫室就建不成了。六、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不苟论·赞能》）大意：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善于相马的伯乐；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善于铸剑的欧治；得到土地千里，不如得到一个圣人。七、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则圆，则必规矩。 （《不苟论·自知》）大意：要知道平直，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要知道方圆，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八、察己可以知人，察古可以知今。（《慎大览·察今》）大意：考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考察现在就可以知道古代。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季春纪·尽数》）大意：流动的水不会腐恶发臭，转动的门轴不会生虫朽烂，这是由于不断运动的缘故。十、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讁。（《离俗览·聚难》）大意：一尺长的树木一定会有节结，一寸长的玉一定会有小的瑕疵。
1937年汪雨相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历史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泱泱华夏，一夜之间陷入了无比深重的苦难之中。神州大地，阴云密布；大江南北，晦气弥漫！七月七日，非法驻扎华北的日军蓄意制造借口，向中国军队开出了罪恶一枪，向河北宛平县城轰出了罪恶一炮，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长期虎视眈眈中国的东瀛日本企图亡我中华，称霸亚洲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强盗本性，彻底暴露。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中国军民抗日怒火被瞬间点燃！中华民族全面抗战骤然打响！国家危亡，民族危亡，倾巢之下哪有完卵？位于交通要道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线上的军事兼经济重镇明光命运当然也是岌岌可危。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来，时局糜烂，不祥天降。不时有坏消息自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国民首都南京接踵而来，古镇明光恐怖笼罩，人心惶惶，谣传不断。镇上头面人物汪雨相先生更是忧心忡忡，愁肠百结，寝食难安；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何处安身？他在心中一再默念诗圣杜甫的名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诗圣杜工部怎么会如此深刻地描摹出我此时此地的心情心境呢？是未卜先知，还是历史真实再现？心中一片茫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汪雨相，名树德，字雨相，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是古镇明光一位了不起的有识之士。他是明光最后一位科举秀才，明光首位留学外国之人，明光最早学校缉熙两等小学堂首任堂长，明光第一所公立学校国民小学首任学务专员兼首席校董，明光唯一民国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代表，曾任安徽通俗教育报主计兼编辑，安徽芜湖甲种农校校长，安徽第九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安徽盱眙县教育局首任局长，嘉山县财政委员会首任委员长，省通志馆《嘉山县志》第一任采访员，等等，等等，因此，他被誉为明光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皖东地区基础教育奠基人之一，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学高德范，乡梓瞩望。明光士民对他仰敬有加，信任备至，他的言行往往代表明光的风向。还有，汪雨相曾结识过清末民初众多官场政要和社会名流，他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附设安徽速成师范班留学时，曾有缘认识了大家钦慕的著名爱国志士陈天华，进一步受到了革命道理的熏陶。陈天华发现汪雨相书法水平非同一般，笔力匀称，字体工整，楷行并备，气韵俱备，功底深厚，曾将汪雨相举荐给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汪雨相因此成为孙先生的文书，经常为孙先生誊抄演讲文稿，深得到孙先生之赞许：“你的字和你的人一样英俊。”四川籍同学李誉龙见汪雨相非常愤恨清廷，思想激进，慨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学成归国后，汪雨相还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安徽督军柏文蔚的秘书。作为从一个封建文士成长为革命党人的汪雨相，眼界开阔，高瞻远瞩，阅历丰富，深谋远虑。社会关系纵横，人脉交际广泛。最值得一提的是，汪雨相留学日本还结识了一个特别的风云人物——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年轻气盛，用母亲变卖首饰筹得的钱款自费到日本学习军事，结果被军校拒之门外，非常沮丧，整天借酒浇愁，郁郁寡欢。汪雨相很同情蒋介石，多方劝慰，并将其介绍给了同盟会元老陈其美，由陈推荐给孙中山先生，蒋介石由此受到孙先生的欣赏倚重，悉心栽培，后来得以叱咤风云，左右中国政坛二十余年。民国十六年初夏，汪雨相回故里明光探亲，巧遇国民革命军北伐途径明光。意气风发的总司令蒋介石特地将其铁甲专列停靠在津浦线明光站，专门接见帮助过自己的故旧汪雨相。为尽地主之谊，汪雨相商请明光商会会长李宏义组织了四五百个市民手执彩旗，前往车站广场欢迎北伐军总司令，并敬献上等明光高粱美酒为官兵壮行。汪雨相因此风光无限，更加受到明光士民刮目相看。近来，即将花甲之年，已经赋闲故里的汪雨相愁绪满怀，忧心如焚，人们经常看见他眉头紧锁，倒背双手，来来回回，长时间默默地徘徊于庭树之下。确实，国难当头，作为一方志士岂能无动于衷？他很想与长子汪导淮商讨对策，但汪导淮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带领青年学生们忙着宣传抗日，整天走上街头募捐，支持淞沪抗战；每天都在街头进行演出，激励社会各阶层抗战斗志，坚定大家抗战信念。汪导淮还经常亲自上台指挥大家演唱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的《毕业歌》、《松花江上》等名曲，台下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支持抗战！”等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汪雨相每次听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时，心中都会为之一惊，震颤不已！是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难也正在一步步逼近古镇明光，家何以自保?个人何以独善其身？“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是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垂垂老矣，我没能走上战场，但我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面对国难，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态度！进入十月，淞沪抗战已近两月。战事异常吃紧，双方已形成胶着状态，中国军队还在誓死抵抗，奋勇杀敌。虽然，日寇三个月灭我中华的狂言已被无情粉碎，但血肉之躯，怎敌日寇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处于弱势是不争的事实，上海沦陷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已将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武汉，足以说明，上海是保不住了。上海一旦失守，日寇下一个目标就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沿沪宁线北进，从上海到南京，转瞬之间；从南京到明光，眨眼功夫。南京危在旦夕，决定小镇命运的时刻已迫在眉睫，无情的现实谁都不能回避。目下个人、家庭、家族、亲族命运都处在了十字路口，处于人生关键时刻，灾难即将汹涌而来，绝不能听天由命。有一线希望，都要尽百倍努力！但面对生死存亡，准确选择最佳归宿，实在艰难！稍有不慎，将会万劫不复！留在明光吗？那将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忍受屈辱，苟且偷生，这可不是明智之举！当然历史上也有许多仁人志士人格尊严遭受异族欺凌时，拼死抗争，以保名节，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乃下下之策。诚然，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生命并不足惜，但若连累了家人、族人、亲友、乡邻，那也不应该呀！离开明光吗？当然，没有第二种选择，只有如此，只能如此。眼前，至少还有十天半个月时间可供寻找退路，但事不宜迟，机会稍纵即逝，确定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然而故土难移，人之常情，要离开世居之地，还真是恋恋不舍呀！明光可是个好地方呀，这个六百年前的池河与泗（泗州）六（六合）古道交汇处的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渔村，位于明光山下，因山得名，而山乃因明太祖朱元璋而得名。明正德《南畿志·卷八·凤阳府一》云：“明光山，县西南，我圣主生时常有五色云气，故名。”作为大明王朝开国皇帝肇基之地，自然钟灵毓秀，由村而集，由集而镇，逐渐发展壮大。宣统三年（1911年）底，全长一千多公里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横穿古镇明光，明光从此迎来了历史性转机，商贾开始云集，市井不断繁盛，人口持续剧增，百业兴旺发达，一跃成为闻名遐迩的农商产品集散地。古镇上的胡、李、汪、秦四大家族生业更是如日中天。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脱离安徽泗州盱眙县，改隶新立嘉山县的明光镇发展势头更加迅猛，繁华富庶程度远超周边各个县城。正因为如此，古镇明光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火袭来，已不可避免。汪氏祖籍皖南休宁，明中叶迁至明光之后，十几辈人都在这里亦儒亦商，耕读相守，人丁兴旺，声名远著。然而，不管怎样，这里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了。明光另外三大家族的头面人物也与汪雨相一样，也都紧锣密鼓计划准备，选择走为上。但走向何处又都在观望，总之逃难第一。于是大家纷纷问计于汪雨相，当然没有明确答案。汪雨相心中早在盘算，但还没有最后痛下决心。即使决心已下，也不能告诉大家。一旦说出来就会引起炸锅，假如遭来成百上千市民跟随，那怎么办？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何以照顾大家？不管不问？那就是不仁不义呀！届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就真的走投无路了。所以，每次汪雨相都虚与委蛇，不置可否。被问急了，就以等等再看，应付了事。也有人当众饶舌，那还用说？汪先生一家肯定选择武汉了，那里有老朋友蒋委员长罩着，把家人安置到大后方去，带领几个公子投奔蒋介石，在国民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不成问题，吃香的，喝辣的，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去处吗？汪雨相很快摇头：“大家太抬举我汪某了，老朽只是三十多年前在日本与蒋先生见过几次面，此后从无来往，交情远远没有你们猜想的那么深厚。”但汪雨相越这样说，大家越是坚信汪雨相在卖关子，武汉肯定是汪家的最佳选择。其实，汪雨相早已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了。那次蒋介石当场在明光车站发表了演说时，趾高气昂，霸气十足，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令汪雨相大失所望。汪当时就断定，此人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汪雨相当即带领和影响一批国民党员集体退出国民党，已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关系，对蒋介石已不抱任何念想。人贵有自知之明，时下贸然前往险象环生的武汉，以全家老小性命托付于蒋介石，只能自取其辱，自断退路，自毁前程，那是万万不可的，但这个想法也是万万不能透露给小镇任何一个士绅的，乱世之际，谨言慎行为要。古人云，临大计，决大义，理当毅然决然，不能有丝毫犹豫！自称稳重有余、果敢不足的汪雨相，经过多日苦苦挣扎之后，果敢决断：离开明光，奔赴延安！一天晚饭后，汪雨相踱到长子汪导淮的卧室，拐弯抹角地把离开明光的计划告诉了汪导淮，汪导淮说他也在思考去处，谋划已久，不知去哪？其实，汪导淮早已决定，他怕父亲接受不了，一直埋在心里，等待时机，说服父亲。汪雨相犹豫了一下，试探道：“你看……去那个地方怎么样？”他用手指了指西北方向。“去延安？我早有此意！” 原来儿子与自己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汪雨相抑制不住心中喜悦：“小声点！”，于是父子二人都会心地笑了！汪导淮告诉父亲，北边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汪雨相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随后父子俩又商定了带领全家十二人和亲族十六人一道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具体细节。汪雨相一生都在追求进步，但一开始，他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民国十年（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汪雨相就听说了，但他一直没有主动接触共产党，也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长子汪导淮，民国三十二年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汪导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交大支部宣传委员兼法南支部党团书记。当年十一月初，在上海外滩组织的一次“飞行集会”中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好在汪导淮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汪雨相得知后，通过亲族合力筹款，利用早年朋友等各种关系，终于将汪导淮营救出来。汪导淮出狱后拒绝在国民党《紧要启示》抄写件上签字，让汪雨相看到在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革命青年的凛然正气，儿子有如此骨气，令他非常欣慰，非常自豪，但他并不知道儿子本人就是共产党员，是明光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汪导淮被营救出来之后，暂时寄居明光，一边教书，一边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与李纯儒等爱国青年组织“二三读书会”，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讨论国是，传播进步文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号召进步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通讯》等进步书刊带回家中给父亲私下阅读，处在苦苦思索中的汪雨相心中渐渐明朗，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而完整的认识，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抗战爆发不久，汪导淮在家中与秦其谷、李纯儒、李星北等明光进步青年筹备组织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随后又发动明光进步青年组织了“抗日救亡剧团”，同时，汪导淮、秦其谷、李纯儒、李星北等人还创办了《抗日快报》，积极开展活动，竭尽所能，宣传抗日。《抗日快报》汪雨相每期必读，他发现报上署名汪道涵的每篇文章大致内容，汪导淮事先都与自己聊过，他因此推断，这个汪道涵就是长子汪导淮，他带领的一批进步青年可能就是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不过他没有点破。梁启超曰：“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自己虽然老了，不能投笔从戎，冲锋陷阵，杀敌报国，但仍应尽己所能，全力支持青年们投身革命，也是为民族尽责、为国家尽忠、为社会尽智。事实也正是如此，汪导淮出狱回到故里，他牢记父亲的教诲，做个有道德有涵养的人，改名汪道涵，并已领衔成立了明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汪雨相因此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彻底的，非共产党是不能救国的”。当汪导淮提出将明光临时支部成员一起带走时，汪雨相没有丝毫犹豫，慨然应允。考虑到此去恐怕今生再也回不到明光了，汪雨相不免伤感。但离开明光是唯一选择，不能有任何优柔侥幸，只能当机立断！此刻华夏大地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到处混乱不堪，明光到延安，两千多公里路程，艰难险远，跋山涉水，关隘重重，可不是闹着玩的，不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哪能看到希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千里迢迢，人生地疏，拖家带眷，盘缠何来？当然是变卖家产，而且要果断迅速，既要快刀斩乱麻，还要人不知鬼不觉。于是汪雨相私下里悄悄联系买主，将祖产老屋贱价出售。虽然计划周密，但仍有人得知，前来探问，准备动身？汪雨相沉着应对，不动声色与之周旋，称二女儿重病，亟需一大笔钱带到外地寻求名医救治，随即消除了左邻右舍疑虑。然而不能从明光上车，容易引起恐慌；不能白天集中行动，容易暴露目标。汪雨相借故来到二十公里外的小溪河车站，带上厚礼找到好友刘站长，说明来意，最终安排好乘车事宜，先从小溪河上车，沿津浦线至徐州，后改乘陇海线火车至西安。到了西安，怎么办呢？汪雨相心中没有底，但天无绝人之路，届时再寻找奔赴延安的途径。一切安顿好之后，汪雨相又悄无声息返回明光，小心翼翼开始下一步行动。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九日（1937年10月9日）晚，汪雨相在家秘密召集相关人员会议，要求大家千万注意保密，分头通知，悄悄准备，轻装从简，次日傍晚之前务必分头赶往古镇北面明光山背后的山洼里集合，过时不候。十日太阳落山之际，计划中的二十八人从不同方向赶到。大家发现，有两辆马车等候在那里，那是汪雨相事先重金雇来的，足见其虑事周密，办事周到。汪雨相见人已到齐，当即吩咐将妇女、小孩及行李安排上马车，男丁一律步行，乘着慢慢降临的夜色，开始向小溪河镇进发。一夜劳顿，天亮之前终于赶到小溪河火车站。上午八时，一行二十八人顺利挤上了北上的闷罐列车。列车缓缓开动，乡关渐行渐远，故园从此山高水长。一股苍凉之感瞬间涌上汪雨相心头，他不仅老泪纵横，一声长叹：都说落叶归根，我老了还要背井离乡，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汪某今生愧对祖先、愧对乡梓，生我养我的明光啊，再见了！几天后，汪雨相一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西安。正在寻求前往延安途径时，巧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经他们联络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又过几天，终于辗转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六旬老人于民族危难关头，举家千里迢迢投身革命，实属人生一大壮举，一时传为佳话。汪雨相到达延安后，即留在陕北做抗日工作，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文化教员、安塞小学教员，并开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九年，汪雨相在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工作学习了一个时期，“益信共产党所倡议新民主主义才能抗日必胜，救国必成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彻底解放民族的”，于是汪雨相商得共产党员李景林科长介绍，表示“我虽年老，极愿加入共产党终身为人民服务”，正式提出入党请求。后得李科长答复：“年老身衰，组织上的严格生活过不来，即不入党也是同样看待。”汪雨相“自愧条件不够，只好做一个忠实的同情共产主义者”继续学习，努力进步。次年，经延安民政厅机关推选、刘景范厅长介绍，汪雨相当选为延安市驻会参议员、政府委员，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长等职，荣幸之余，第二次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和新当选为延安市市长的李景林口头上提出要求入党的意愿，但“未敢冒昧作坚决之要求 ”。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但汪雨相不埋怨，不畏难，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孜孜以求，不懈奋斗，默默奉献，坚决信仰共产主义，坚持自觉为党工作，坚定不移向心中的目标迈进。七年后，古稀之年汪雨相再也按耐不住自己对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一日，直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独裁蒋介石集团必然灭亡”之信念，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党一切政策而奋斗”，“再行坚决呈明志愿要求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吸收他入党。中组部在给他的信上说：“汪雨相同志：关于你入党申请，业经中央批准，正式吸收为我党党员。党龄从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三日算起，无候补期。中组部六月十五日。”汪雨相古稀之年终于实现了他一生的最大心愿，足慰平生，再无遗憾！后来，汪雨相因年迈退休，一九四九年迁北京居住，一九六二年二月逝世，享年八十五岁。斯人虽去，但历史将永世铭记他的人生抉择壮举。汪雨相长子汪道涵到达延安后，当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奔赴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新四军，次年带领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打回老家，参与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几个月后担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解放后，汪道涵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国家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另有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退休后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致力于海峡两岸交流工作，促成了两岸“九二共识”，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新纪元，举行了著名的“汪辜会谈”，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他几个子女分别担任过国家机要局局长、上海科协主席等要职，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这句诗可以说也是汪雨相一生的写照。他由清末一位秀才，到同盟会员，不断追求光明和真理，终于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最终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一生面临多次重大人生选择。他抛弃封建孔孟思想后，开始信奉孙中山旧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来信奉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联俄、联共、辅助农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断然退出国民党，坚定地加入了反蒋队伍。这些都是汪雨相人生的重大选择，始终从容面对，无怨无悔。尤其在社会动荡不安、形势波诡云谲、命途变幻莫测的历史关键时刻，他没有选择抗战后方，而是选择边区延安；没有选择故旧国民党统帅蒋介石，而是选择素不相识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没有选择当时自称强大的国民党，而是选择艰难发展中的共产党。审时度势，果断坚决，举家携亲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是汪雨相一生最艰难最明智最正确的抉择。岁寒知松柏高洁，临危知志士远见。天乱志不乱，世乱心不乱。汪雨相站在在国家、民族、时代、社会、家庭、个人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果敢作出正确抉择，完全顺应了历史潮流。汪雨相用行动诠释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堪称时代典范，永远启迪后人！2021年5月3日初稿于办公室2021年5月4日修改于办公室2021年6月26日再改于办公室贡发芹（1965年10月—），笔名亚鲁，贡晖，安徽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安徽省明光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历史学会会员，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学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滁州市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有诗集《蹒跚学步》、《浅唱低吟》、《柔声细语》、《轻描淡写》等，散文集《帝乡散记》（38.8万字）、《帝乡散忆》（42万字）、《故园乡愁》（30万字）、《明光史话》（40万字），文艺评论集《管见孔识》，史学专著《吴棠史料》（35万字）、《史林拾荒》（３４万字）、《明光历史人物》（50万字）、《明光人文概览》（16万字）、《明光政协史》（二卷）(上、下册，115万字，主编）、《嘉山县志》（80万字，点校）等作品集22本。
中国有四大古钓台:陕西渭水姜太公钓台、浙江桐庐严子陵钓台、山东濮水庄周钓台、江苏淮阴韩信钓台。安徽全椒县碧云湖亦有钓鱼台，堪称中国第五大古钓台。碧云湖陡山前数里，有天同院，天同院有钓鱼台。史书记载：“陡山前数里，有天同院，鸟道幽深，松涛阵阵，山高谷险，飞瀑自石边而下，触目所见，峭壁削立，苍苔石藓，乱石暗流。钓鱼台临空扑出，仰视飞泉，俯临深潭。”相传，当年姜子牙曾云游至此，登台垂钓，迄今石上尚有两行足迹依稀可辨。钓鱼台不远处就是吴敬梓家族的“吴氏飨堂”。清顺治进士、探花及第、翰林侍读吴国对（吴敬梓曾祖父），明崇祯进士、中书舍人吴国鼎（吴国对长兄），都热爱钓鱼台风光，都为此留下了华美的《钓鱼台》诗章。国对诗曰：“何年有此钓鱼台？何客偏能理钓来？渭水严滩千古话，不如此地少人猜。”姜子牙在渭水边钓鱼，严子陵在富春江钓鱼。姜子牙钓鱼引来了周文王，严子陵钓鱼引来了光武帝。然皆“不如此地少人猜”。此诗一出，颇得时人好评，全椒钓鱼台在各地众多的古钓台中，已占重要一席。国鼎诗云：“怪石河边出，相传古钓台。潭深空碧水，矶兀长青苔。渭叟非徒老，严陵自逸才。临流久送目，谡谡野风来。”写出了钓鱼台的石奇、水碧、苔青、风野的情状。 钓鱼台风光奇崛，更有美丽传说益添奇异。后来文人雅士纷纷到此游览，并到天同院品茗小憩，听松涛如歌，看万山攒翠，做一日诗会，尽一时之雅。游人至此，常目眩神迷，逸兴遄飞，流连不去。明万历年间全椒名宦金九陛因迷恋钓鱼台风光，卒葬于天同院东，好永久享受十里松涛，飞瀑鸣琴。全椒名宦———参议金九陛，文坛盟主钱谦益曾为其德政撰文《樊桐金公北新关碑记》称颂，贤名一时远播。金九陛是全椒金氏的名人，金氏一族人才济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多出其族中。其侄金光辰为崇祯朝佥都御史，著名的贤臣，明史中的“雷火救忠臣”，说的就是金光辰；其裔孙金兆燕为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一七六六年)进士，官国子监博士、监丞，还分校了《四库全书》，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戏曲大家。全椒金氏与吴氏（吴敬梓家族）世代婚媾，世代交好。金九陛墓与石虎山吴沛（吴敬梓高祖）墓隔湖相望，同约世外桃源，不负青山绿水。名人与胜景，交相辉映。今钓鱼台已没入水中，透过清澈的湖水依然清晰可见。
龙山风景区位于安徽省全椒县西北山区，地处全椒、肥东两县交界，俗称清明山，为滁州皇甫山余脉，面积约１８平方公里，最高峰娘娘顶海拔289米。龙山岗峦重叠，树木繁盛，黛色参天，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山巅泉水倾泻而下，界破青山，飞如白练，形成奇特的自然景观。加之有山寺、亭榭、岩洞诸多景点，每逢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数以万计的游人香客慕名而来，观光览胜，流连忘返。龙山不仅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还有优质的天然矿泉水、高品质的石灰石、名贵中草药和无公害云雾茶，是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龙山最著名的景点有龙山寺、娘娘庙、五龙宫、南龙寺。除龙山寺外，其他三处已毁。龙山寺又名宝公庵，传为名僧宝志（保志）的道场，梁武帝萧衍所建，迄今已历1500余年，为江淮佛教第一名刹，闻名遐迩。龙山名声显赫，作为邑人，不可不游。明代全椒彭氏一门两代四贤彭榘、彭璨兄弟及他们的儿子彭梦祖、彭光祖，倶是文化名人，对龙山更是情有独钟，数次登临龙山，并都留有传世佳作，堪称诗坛盛事。(一)山势蜿蜒转伏龙，宝公飞锡占高宗。千章柳挂石岩上，一道泉流僧灶中。珠殿香飘花雨散，鸾箫声响洞云空。东风芳草年年绿，可是当年入定功？作者彭榘，字玉润，号海鹤，同知彭儒长子。邑人，贡生，在宣城任训导时，与沈懋学、梅鼎祚等人结“宛陵诗社”，所著行世者有《卧游楼史记》《说剑余草》《无毡堂》等集。以子梦祖贵，封承德郎，诰赠中宪大夫。（二）宝公寺构幽深处，草满祗园一径封。古殿钟鸣飘万壑，半岩泉响落千松。春随野客邀黄鸟，云趁山僧下碧峰。化地自无尘事到，篱边麋鹿日相从。作者彭璨，字玉莹，号海渔，同知彭儒仲子，彭榘弟，精医、工诗、善书，明代书法家（现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大门上方“神山胜境”四个大字即是出自其手笔）。有《渔窗吟草》若干卷，尝自题其室曰“吾爱吾庐”。（三）春风吹客上崔嵬，犬吠松堂门未开。洞口闲僧眠白日，岩头古佛长苍苔。钟声半带山泉落，花影频随几席来。千载宝公今已矣，空余青嶂漫徘徊。作者彭梦祖，字应寿，号岐阳，彭榘子，万历庚辰进士、邑人。户部主事，升知府、宪副，进浙江参政。概多善政，其最著者如讲学白鹿洞，刊期抄以避异说，固海防，储军实，收恤孤茕，表彰节义。生平耻干谒，中丞王某，素重梦祖，与张相国居正有姻谊，欲介以见，正色拒不可。后江陵（张居正是江陵人）败，人以为有远识。（四）登临孤杖尚能雄，北极真疑一指中。石洞藓苔封古佛，天门雷雨截长虹。虚岩白动千林月，绝顶青摇半夜风。怪底烟霞偏错落，不知身已跨苍穹。作者彭光祖，字虎少，号天目山人，彭璨子，邑人，明代大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之友，被誉为神童。明穆文熙选明七言律独推之。四明屠赤水评其诗曰：“虎少刻意摹古，精光横射，只此已足命世，少需之，复何可当。”年二十二而卒。著有《四书训钞》《白凤馆集》。子昌鼎，亦博学能文，有《江上草》《西湖游记》《云母山房稿》等编。值得一提的是，彭榘、彭璨的父亲彭儒，字伯真，号小湖，嘉靖四年中举，曾任兖州、济南、泰安同知，居官廉谨。工诗，生平著作多散佚，屠隆评其诗，以为“脱胎晋魏，换骨李唐”云。作为邑人，家人俱游龙山，他不可能不游；作为名诗人，登临龙山也不会不赋诗，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诗作遗失了，殊为可惜。否则，就是彭氏一门三代五贤结缘于龙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