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和怡刚好相反，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不怎么发表意见，但只要话一出口，一定有信息、有价值。郁没有不知道的，从隔壁女孩儿的服装、喜好，到二教下星期开讲座的日程表，从国内外大事到叔本华(在我还不知道叔本华是谁的时候)的哲学体系。我不知道郁到底“学富几车”，我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百科全书”。郁每天起得很早，常常在我和怡、虹还“一晌贪欢”的时候，已经背着书包、拎着饭盆出发了。大二以后，我们系开了许多不得不占座的课，像李赋宁先生（英语系只管李赋宁教授一人称先生）的文学讲座、王式仁老师的英美诗歌。如果没有郁，410是不可能每节课必坐第一排的。郁每次占完座总是谦虚地坐在最边上，后来者依次往中间坐，一般坐在最中间的是我或者虹。倘若这样坐曾让老师们误以为我是最用功的学生的话，在此我太有必要特别澄清下了。郁后来是410惟一读了研究生并留在英语系为人师表的，我于是改称她“教授”，她总不好意思地怪我闹腾。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郁真差不多有“弟子三千”了。
怡是410最纯最亮的颜色——红色。 她喜欢红色，爱穿红色，性格也是红色的。410 谁也不会忘记当年我和怡关于雷锋的皮茄克的那场大辩论。当时，某报报道说，据雷锋的战友披露，雷锋的遗物中除了毛选和千层底的袜子，还有一件皮茄克和一块英格表，这在人们平静的心里激起不小的波澜。怡认为：雷锋既然能毫不犹豫地把钱捐给灾区，一定不可能为自己私存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则相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雷锋可以穿千层底的袜子，但不见得不喜欢手表、皮茄克。其实我和怡的分歧还不仅仅停留在细节上。怡心中的“好”一定要好得纯粹，好到极点。她界定的好人都要好得像神一样。而我则喜欢生活的真实，我宁可相信雷锋是人而不是神，否则，“学习雷锋”就会变成一句空谈，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神一样。从那以后，我发现怡只要把谁列为心中“神明”，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维护他(她)、爱戴他(她),决不容许别人的半点儿不敬。大二开学以后，校方在宿舍区安了高音喇叭，每天早晨7点准时播放新闻。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半梦半醒之间倾听着世界其他角落的动静，忽然消息传来：台湾女作家三毛自缢身亡。我们一下子全醒了，遥远的梦境陡然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怡呼地坐起来:“这怎么可能呢？”410的天阴了。整整一个星期，怡的圆脸换做了长脸。三毛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安宁，却没有为她身后的世界带来和平。对于她的死，一时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怡起初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继而便从她所熟读的三毛作品中找出许多她选择死亡的高尚动机，以驳斥那些造谣诽谤的无稽之谈。那个星期，怡的心情一定比她的表情更苦。尽管我依旧不能苟同怡的见地，却被她的忠信打动。在410，我和怡的争论是经常的，有时，一个站在地上、昂首力争，一个站在上铺、低头反驳，气势犹如水火不容。我们争论得那样投入，那样开诚布公，这在我毕业以后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以后流行的是“无影拳”一一往往你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的时候，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我们在30楼住了三年，最后一年搬到31楼，不过每每提起，总改不了口的还是30楼410。我一直以为30楼是北大宿舍楼中环境最美的一座。春天，楼下的丁香、紫藤芬芳扑鼻；秋天，环楼而种的银杏金黄灿烂。更有一种叫“人树”的珍稀物种，令人望之心动。“人树”应该是向首先引进410的。一天向下晚自习回来，一进屋就叫起来：“刚才……吓死我了——我的自行车支子坏了，我本想在楼下找棵树靠车，我推着车过去都快靠上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树’一动变成俩人了。”我们从此对校园里那些“亲密无缝”的情侣统称“人树”。恋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一段感情历程，“人树”也因此成为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图书馆前的大草坪，在松竹掩映的临湖轩，在博雅塔下的小红庙，最美的还是30楼前紫藤架下、丁香树旁的身影。尤其是毕业后再回燕园，我总是从那些似曾相识的“人树”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心中不觉泛起些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温馨。临毕业那年，学校出台了一个规定，称为“校园十条”，最后一条明确规定“校园内不许勾肩搭背、拥抱亲吻，违者罚款”。之后“人树”多半转入地下，更觉珍稀了。那年我们已经搬到31楼去了，而30楼以及30楼下的“人树”依然是一段最令人难忘的记忆。印象中410第一次真正的集体活动是大一的冬天。那是元旦前夕，一夜的大雪把窗外变成童话世界。我们在头天晚上“卧谈会”上制定的赏雪计划，终于靠天公照应可以付诸行动。趁着前两节没课，我们不到8点就来到颐和园。大雪初霁，公园里还没几个游人，湖上的雪新鲜得像婴儿的脸，偶尔有一两个不知名的小脚印，也说不清是什么样的精灵在我们来临之前独享着这人间美景。我们笑着闹着，尽情地拍照，用枯树枝在雪地上写下 “HAPPY NEW YAER”和一些不便说与人知的秘密，想象着：当冰雪融化时，这些秘密将蒸腾出无数的祈祷飞升上天，传与上帝知晓。踌躇良久，我们终于决定放弃后两节课(那是我第一次逃课)，直到中午才回学校。到了宿舍，大家才发现相机不见了。那架相机是小蔡借的。一路寻回去，望着昆明湖上拥挤的人群，心情早已不能和早晨同日而语。我们凑钱买了一个同样的相机让小蔡还了。为了那个乐极生悲的早晨，410足足过了一个月拮据的日子，而最让人遗憾的是那些相片不能失而复得了。好在记忆中的照片是永远不会褪色的，410成员当年的倩影至今清晰如昨日。
在北上的专列上，我继续读着《北大往事》，仿佛书上的熟人一路伴我同行。橡子在《北大往事》中曾两次提到“英语系八八级的几个女孩子”，她们应该是30楼410、412两个宿舍的大部分成员。英语系八八级共有 五十几个人，女生不止百分之七十。当时410的成员有虹、郁、怡、敬、小蔡和我，敬一般不参加集体活动，而412的向、翔和大蔡却强烈要求成为410的候补成员。大蔡和小蔡同名，我们只好按她们的个头分出大小以示区别。410、412两个宿舍的十二个女生中有十一个是北京的，这使得我们两个宿舍的风格颇有些与众不同，但后来系里称这是一次“分房的失误”。刚入学时，整个30楼都淹没在“找老乡”的浪潮中，大概只有我们宿舍静悄悄地孤立其外。除了黄建刚、于晓云两位老师先后代表英语系和系团委做过两次官方拜访，再也无人问津。于是410六个北京女孩摆出 一副颇不屑的姿态，自成一群，同出同入，气势逼人，一时招来不少褒贬，不过时间久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相安无事了。现在看来，当时那种绝对不吃“酸葡萄”的作法，反倒让我们失去了不少睦邻友好的机会。
那天的最后一站是湖边，那是叶毕业前的最后一幕，也是我初识燕园最精彩的一幕一一湖光塔影。微雨欲来，湖上飘着淡淡的雾，使仲夏的苍翠显得朦胧，使平静的湖水显得深邃，就像她难以琢磨的名字——未名湖。这“未名（Nameless）”之名——没起名字的名字， 起不出名字的名字——折磨得人快要发疯的名字!谁又能悟彻这其中的玄机？相比之下，那砖灰色的博雅塔更让人觉得真实而有质感。据说这是北京惟一一座不带宗教色彩的塔——他是一座水塔，也许正是因为他不刻意包容才更见广博，不刻意点缀才更见素雅，不惊世骇俗才独领风骚。我被这湖光塔影的魅力所折服。其实那一天， 我远没有体会到这么深。我更多地是被一见钟情后的痛苦蚕食着——我盼望着重逢，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落榜，会不会从此与这园子失之交臂。我只觉得那层雾不在湖上，而在眼中。好在叶并没留意，他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小师妹当时是这么绝望、这么怯阵、这么不战自溃。离开湖边时，我暗暗发誓：“如果考不上北大，我今生不进燕园。”从考场出来，外面下起了雨，叶把我送上车时，我绝望得几乎要崩溃，我后悔自已在湖边发的誓。从站在湖边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北大，我怎么做得到一-辈子不进燕园！绝望一一初入燕园的心境。
那天，叶带我看了很多地方，我已记不清他的“导游路线”了，只记得看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地方：大讲堂、三角地、燕南园、图书馆，还有一教、俄文楼、勺园、塞万提斯铜像……一路上，叶给我讲了许多故事，大部分是他三年北大生涯的结晶，但我当时对那园中的生活尚缺乏切身感受，听来觉得淡淡的，不久就忘了。不过有一个故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们走到钟亭和蔡元培先生铜像前的时候，叶眉飞色舞地讲起了钟亭的故事：有一次，他们一行几人经过钟亭时，发现那古老的大钟长出四条腿，一看就是两条男生腿、两条女生腿，其中一位大侠心有不平（不是路见不平），猛然拾起一块石头向大钟抛去，大钟立刻轰鸣有声，震得四条腿仓皇而遁，他们哥儿几个一阵哄笑，颇觉畅然。我在嗔怪他们太不仁义的同时，不禁对四条腿油然而生敬意——他们是怎么想出在这么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海誓山盟的呢？而后来钟亭成了我恋爱史上的里程碑，恐怕不能不说是与这个故事颇有渊源。叶还告诉我，进了北大要好好读书，读几本“北大的书”，比如《围城》、《麦田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的“准课本”。我后来首先借到了《围城》，读得如醉如痴，而且惊讶这样的书当时竟然没有广泛流传。而几年后，当《围城》终于被搬上银幕，一时间大红特紫时，北大人却早已冲出“围城”，另辟蹊径，去咀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百年孤独》的味道了。北大的图书排行榜时时在更新，榜上有名的书籍一般至少要半年以后才会得到社会关注，于此可对北大人引以自豪的超前意识略见一斑。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初入燕园的情景：那是1988年7月15日。那时高考笔试已经结束，按照北京市的规定，所有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还必须于7月15日在指定学校进行一次口试。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英语系，理所当然是逃不掉的，而考场恰恰就设在北大。一大早，天阴阴的，似乎要下雨的样子。我按照指点坐332路公共汽车在中关村站下了车，却没看到约好要陪我去参加口试的叶。看看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就径自问询着向北大南门走去。初见北大南门，颇有些失望，我原以为像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大门怎么也得有种逼人的气势，总得让人感到望尘莫及，方才显出其与众不同的风采。然而，南大门却太简单、太朴素、太平易近人了。敞开的大门坦然地告诉你“进出自由”，我当时还不能适应这种“人人平等”的优待。我很快找到了考场——四教。 几分钟后，叶终于匆匆出 现了，他说:“我怕你弄错了——原来口试考场都设在民主楼就坐了两站332去西门那边看了看，一看确实在四教，我又赶紧坐车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学校大得居然要坐公共汽车往返。按顺序口试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我，叶就建议先去“熟悉”一下校园，听他的口气，我俨然就是北大的一员了。叶和我在中学就是校友，他本是1985年考入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的，却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读完了本科，那天正是他毕业离校的日子。叶说，他不单是为了陪我，他自己也要再好好地看看这座园子。
随着北大百年校庆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各电台、电视台、报章、杂志上关于北大的报道如大海涨潮般，一浪浪汹涌而来。我身在遥远的南方，本以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仅以默默的祈祷为北大祝福，却终于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还远没有修炼到可以“冷眼观潮”的境地，于是干脆放下一切假装的矜持与冷静（肯定不是冷漠，连装都装不出来），奋不顾身地游向大海中那最具凝聚力的漩涡——北大。4月27日下班回来，终于收到了橡子早就答应寄给我的《北大往事》。“终于”和“早"并不是说橡子拖延了时间，而是我过于急切的心情让原本一晃而过的一星期感觉上像是延长了好几倍。我马上呼橡子，留言“书已收到，多谢，往事如梦”，而橡子在扉页上给我的留言是“往事如歌”。我想这两种比喻大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心境：“歌”是可以吟唱的，是可以和朋友分享的，正如他所编的《北大往事》，可是“歌”也许会唱走调，那就不再是往事本身了；而“梦”则是往事沉淀出的精品，是至死方休的回忆。那天晚上我捧着《北大往事》，从6点一直读到12点，我读得很慢，想得很多，太多熟悉的名字在眼前跳跃，太多熟悉的情景把我带回十年前的燕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