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中国历史概况远古时期与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发现于云南元谋的猿人化石表明，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原始人类。距今近60万年前居住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北京人”，能直立行走，能制造、使用简单的工具，并知道了用火。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中国各地。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和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稻谷和粟粒及农耕工具。 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其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并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继夏而兴起的商、西周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度。之后是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 大约在5000年前，中国人已知道了冶炼铜的技术。3000多年前的商代，开始使用铁器；在制陶方面，有了白陶和彩陶；丝织生产也相当发达，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丝织技术。到了春秋时期，制钢技术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空前活跃，涌现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的哲学家老子、孔子、孟子和军事学家孙武等人物。 秦始皇和他的帝国（公元前259-前210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结束了长达250多年诸侯纷争的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秦始皇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郡县制度。由他奠定的封建国家框架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一直被人们延用着。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组织30多万人在中国北部修建了绵延5000公里的长城，并生前就开始修筑庞大的坟墓。1974年发现的、守护秦始皇陵的秦兵马俑震惊了世界。8000个如真人大小的陶俑、陶马和战车栩栩如生，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汉代和“丝绸之路” （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强大的汉王朝。汉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极大发展，人口达到5000万。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7年）是汉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他使中央政权实际控制的地方从中原扩展到了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他派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新疆、中亚直抵地中海东岸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绚丽的丝织品经此源源西运。随着东西交往的密切，佛教也于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公元105年，官员蔡伦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发明了造纸术，使人类的书写材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唐代盛世（618-907年） 汉之后，经历了三国、晋、南北朝、隋等朝代，李渊于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实行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把中国封建时期的繁荣昌盛推向了顶峰：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纺织、染色、陶瓷、冶炼、造船等技术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纵横交错。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力量不仅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牢牢扎根，甚至扩展到中亚的许多城邦。中国与日本、朝鲜、印度、波斯、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宋、元、明、清（960—1911年） 唐亡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战乱频繁的时期。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建立了宋朝（960—1279年）。宋朝曾先后有北宋、南宋，南宋时政权南迁，将北方先进的经济、文化推广到南方，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开发。宋代天文、科技以及印刷术均居世界前列，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堪称人类印刷史上的一大革命。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其孙子忽必烈1271年入主中原，建立元朝（1271—1368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忽必烈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包括新疆、西藏及云南地区在内的全国大统一。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至宋元时期相继传入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朝（1368—1644年）。其子朱棣（1360—1424年）即位后，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池和宫殿，并于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1405年至1433年，他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了七次规模巨大的海上远航，途经东南亚各国、印度洋、波斯湾、马尔代夫群岛，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是哥伦布时代以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航程最远的海上探险。 明朝后期，中国东北部的女真族迅速崛起，于1644年建立清朝（1644—1911年），定都北京。清朝最著名的皇帝康熙（1661—1722年在位）统一了台湾，遏止了沙俄的入侵。他还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制定了由中央政府最终决定西藏地方领袖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在其统治下，中国疆土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 近代（1840--1919年） 十九世纪初，清王朝迅速衰败。英国在这一时期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清政府力图查禁鸦片。英国为保护鸦片贸易，于1840年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最后同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法、俄、日等国家不断强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00多年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年）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头。其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予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强烈的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由学生发起进而发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抗议运动。它同时引发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毛泽东等12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 （1937—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 （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 ）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群众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正式成立。
辛亥革命就在光绪皇帝驾崩的前一天，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最后议定，立年仅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此时，清朝的政局可谓是岌岌可危，命悬一线。举国上下的爱国志士纷纷联合起来，成立革命组织。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在《民报》的发刊词中说，同盟会的纲领可以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所谓民权主义，就是要废除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平均地权。正是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文学社，他们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除了文学社外，湖北还成立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叫共进会。这两个组织在武昌举行会议。决定联合起来成立起义总指挥部，计划在1911年10月6日的中秋节，发动武装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被推选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并推选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可就在起义工作的准备阶段，却发生了意外。南湖炮兵营的士兵汪锡九、梅青福等人在喝酒时与长官刘步云发生了冲突，刘步云因为训斥士兵，激怒了准备革命的进步士兵。这些士兵把刘步云痛打了一顿，并且从营房中拖出大炮，要炮轰军官的营地。这个事件引起了湖广总督瑞瀓chéng的警觉，于是他下令全城戒严，革命党人见形势危险，不得不推迟起义，把起义时间改为了10月11日。可是，就在10月9日，又发生了一件让革命党人意外的事件，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制作炸弹时，由于疏忽大意，竟然引爆了炸弹，致使革命党参谋长孙武被炸伤。这次爆炸事件，很快引起了俄国巡捕的注意。此时，大部分革命党人虽然已经撤离，但还有一些人由于来不及撤离而被逮捕。更为严重的是，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用的旗帜、钞票和宣传品由于无法及时转移，全部被抄。接着，俄国人把这些物品交给了清政府。湖广总督瑞瀓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于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开始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当晚，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至此，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何贯中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举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此时，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12日两天，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8年大清王朝，连同绵延华夏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光绪死因之谜晚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之后，也完全沦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而义和团运动也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之下，彻底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被迫再次宣布变法改革。这一次，是慈禧太后主动提出的，变法新政的内容也基本承袭了戊戌变法的主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暴崩，享年38岁，庙号德宗。次日下午，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杏贞，也就是慈禧太后，于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而就在光绪帝驾崩的前一天，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两道诏令。第一道：命醇亲王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第二道：授溥仪之父载沣为摄政王。这两道诏令意思很清楚，一旦光绪皇帝升天，就让溥仪继位，让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主持朝政，辅佐年幼的新皇帝。这两道命令不可能是光绪帝下的，因为此时光绪帝早已没有了权力，更没有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下这道命令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慈禧。慈禧下这两道诏令，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慈禧自己的病已非常严重，到了不得不对后事进行安排的地步；二是慈禧已经决定，要光绪帝死在她自己之前。道理很简单，如果光绪死在她后面，这两道诏令就成了一纸空文。果然，诏令下达的第二天，光绪驾崩，溥仪继位，载沣监国，第三天，慈禧呜呼哀哉，上了西天。这对母子的相继离世，死亡时间之诡异与巧合，加之光绪帝与慈禧之间，早已存在的政治矛盾，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那就是，是否在光绪帝的死亡的背后，深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由此，繁衍出种种的猜疑和推测。第一种说法：慈禧知道自己即将归天，不愿意在她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派人毒死了光绪帝。主要依据有清末给光绪看病的名医屈桂庭，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光绪在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症状。”根据这种说法，光绪是被毒死的，最大的嫌疑人是慈禧太后，因为她是当时最有权势，又严密控制光绪帝的最可能下毒之人。这种说法的依据和记录，有《清室外记》和《崇陵传信录》等。第二种说法：袁世凯见慈禧一病难起，怕慈禧死后，光绪掌握实权，报复自已在戊戌变法出卖皇帝的行为，于是贿赂宫廷宦官，用剧毒药物害死光绪帝。这种说法最有权威的依据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说法，溥仪说：“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说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第三种说法：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帝的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一起阴谋将毒药投入光绪帝的食物中，致使光绪帝中毒身亡。第四种说法：专家根据光绪帝生前的病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推断是光绪帝是因为严重肺结核病加上其他并发症，才导致的死亡。第五种说法：光绪帝有严重的肾亏，加上从小身体虚弱，有长期遗精史。《病原述略》中说：“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两三次，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较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有这样一种病症，再加上从几岁起就受慈禧的压制，长期处在紧张之中，后来在做皇帝时更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和打击，病情逐渐加重，引起了一系列呼吸道、消化道等并发症，最后病亡。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光绪生前的病历和光绪生前自己的一段回忆。以上五种说法，究竟哪一个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呢？笔者不便定论。而史学界关于光绪死因的辩论也从未停止，怀疑谋杀说和正常死亡说两种观点几经交锋，却一直没能形成学术定论，最终成为一大迷案。
庚子国变戊戌变法的失败，致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此后，大批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以传教为幌子进行间谍活动，并且经常欺诈中国百姓。在1898年前后，齐河、长清一带屡遭水患，百姓苦不堪言，而美籍传教士韩维廉、包复祺等人乘机窜入辛店屯、大刘庄等地建立教堂、发展教民。这些传教士、教徒在当地乡里是横行霸道，致使乡民忍无可忍，于是，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这些组织开设神坛，练习武术，而且宣称画符念咒之后，就会把神灵请到自己身上，进而使自己刀枪不入。公元1898年，山东冠县义和拳和直隶威县、广平等地义和拳组织联合行动，推举直隶威县的赵三多为“大师兄”，从此，正式拉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在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设立了总坛、分坛、联络信号及拳规。分坛一般以村为单位，拳厂大都安在各村的家庙内，坛口设香囊、置符咒、谶语、神像、刀械等。平时，拳民都要腰束红带，头裹红帕，作战时有专人背负神像，其余拳民“各持刀械，向东南叩头，请神跳舞”。朱红灯规定：一、团众集合要自带口粮，不准私拿老百姓之物；二、所到之处，只对教徒施以恐吓，收其不义之财，但不准妄开杀戒；三、要保护拳民及平民百姓的利益。义和团的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小贩和运输工人等。1899年9月，山东平原县地主倚仗教会势力，乘连年灾荒，抬高粮价，致使当地民众奋起抗争，并与教会发生冲突，随后，地方官府派军队镇压民众。10月11日，为营救被捕民众，山东义和拳在首领朱红灯的率领下，大败清军。平原县令四处求救，调清军前来镇压。10月18日，山东义和拳1500多人与清军激战于平原县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最终，获得平原大捷。平原大捷以后，清政府既想镇压义和拳的叛乱，可又怕激起百姓更大的反抗。正好此时慈禧太后命令全国各省自办团练，目的是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保持社会的稳定。于是，当地政府就贴出告示，宣布义和拳为民间团练。从此，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自从义和团成为清政府承认的公开组织后，就更加地活跃，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同一时期在不同地区、不同组织的斗争中相继出现，“灭洋”成为共同呼声，由此可见，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冲突有多么地尖锐。1900年夏天，义和团纷纷涌进北京、天津。他们四处张贴文告，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恶，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北京和天津一时被义和团所控制。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被义和团的支持者包围，致使很多教徒和传教士被杀。义和团猛烈围攻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北京传教士公然组织教民对抗义和团，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的卫兵也不断枪杀义和团成员。此时，清廷一面派人到使馆外督战，要求义和团听从领导；一面又派人到使馆里去慰问，送水和食物给使馆内的侵略者。并发电报给各国政府，说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与外国交战。然而，话虽这么说，义和团仍然还是对大使馆发动猛烈进攻。这使得大使馆的成员十分惶恐，并开始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求援。而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正好借机联合起来，利用这一机会出兵，于是，就引发了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由于这次事件发生在公元1900年，也就是中国农历庚子年，因此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档案No.89《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政府和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等十一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条约规定:1、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5、惩办"首祸诸臣"。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该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戊戌变法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政府的海军实力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战胜国日本从此一跃成为军事强国，并开始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也进一步的加深，一大批爱国志士开始思考救国的方法。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比较活跃，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粱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们以“变法图强”为口号，开展救国活动，并组织学会，兴办报纸。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当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的袁世凯，认为康有为的上书切中时弊，他也曾向光绪皇帝提出变法事宜，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十分接近。康有为、粱启超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袁世凯也积极参加强学会，是发起人之一。而此时的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维新派的政治制度改革，触动了以慈禧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传统势力的利益，守旧派开始对光绪帝率领的维新派发动攻击。1898年9月18日，光绪皇帝的一封密诏送到康有为的手中。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事情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三日后，又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决定铤而走险，实行兵变，计划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可是，实行兵变要有兵才行，于是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第二天，谭嗣同秘密赶到袁世凯的驻地法华寺，与袁世凯见面。袁世凯当面慷慨激昂，满口答应用兵包围颐和园，然后再囚禁或者杀掉慈禧太后的计划。这之后事情的发展，在史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答应维新派的要求，骗得光绪皇帝的信任；一面看到慈禧太后的势力强大，决定投靠守旧派。他用假话支走了谭嗣同后，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另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告密是消极的，是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戊戌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那时慈禧太后并不知道康有为等要对她动手，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并要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治罪，不得已和盘托出。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同时下令逮捕变法的维新派人士，并废除新法，"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在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逃过追捕，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6人被捕后，未经审讯就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改良派通过光绪帝，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史称《戊戌变法》，后因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而最终失败，由于此次维新变法前后共持续了103天，历史上又称此次变法为称“百日维新”。档案No.87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北洋新军的创始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地主家族。1876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决定弃文从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叔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起家，渐渐受到清廷重视。清末新政期间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统一国家，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常迅速，工业生产的扩大则更为显著，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也日渐提升。此时，日本在军事上早已开始准备，并伺机侵占朝鲜。自公元1888年，沙俄和朝鲜订立陆路通商章程后，日本便计划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朝鲜，蓄意挑起战争。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且立即通知清政府，否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此时的清政府方面，主战派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暗中与把持朝政大权的慈禧太后的“后党”相互对抗。而真正具有决定清政府对外政策权力的，是“后党”，“帝党”只能利用光绪帝的“上谕”和朝廷请议，督促李鸿章出战。而李鸿章在对外问题上的方针是“避战求和”。因此，李鸿章希望求得英国和俄国政府的干涉，利用英、俄的影响力劝阻日本进兵。但是，国际干涉最终未能实现，日本要求朝鲜政府速令清军退出朝鲜，同时废除中朝间3个通商章程，以便为日本独占朝鲜扫清障碍。1894年7月，日本派兵占领朝鲜王宫，同时日本海军在牙山湾外，突然袭击中国的运兵船，不宣而战。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那一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间还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7日 ，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睿、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10舰中 ，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当天中午，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于是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结束，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大连金州）。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档案No.87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洋务运动慈禧太后执政初期，在议政王奕䜣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在列强的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得清王朝得到暂时的稳定。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考虑，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和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军事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提倡和主持洋务的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洋务派刚刚产生之时，顽固守旧的清廷对之敌视，由于政府不赞成，甚至强烈反对，当时的洋务派只能在暗中办洋务。慈禧垂帘听政后，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海维护朝廷的统治地位，应当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主要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要维护自身统治，就不得不借助火枪大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史称“同光新政”。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以新政 “自强”、“求富”。首先主要是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先进武器。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所，清廷下令，都司以下的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也开始更换新式武器。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局，1867年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时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炮、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的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产生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国的军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各省防军、练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并建立了北洋水师。洋务派大臣李鸿章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大力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煤矿、铁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也相继开始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64年，李鸿章奏请改革科举制度，清廷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以培养技术人才。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也就此开始。但是，在清廷方面，慈禧太后对洋务运动加以干扰，顽固派官员也竭力阻挠，使改革倍感困难。慈禧挪用海军经费来修筑颐和园，致使北洋舰队自建成以后，便没有再革新和添置新的装备。洋务运动历经30余年，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洋务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所以，它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也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随着中国被日本打败，洋务派和洋务运动被当作战败的罪魁祸首，国门再次关闭。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却一蹶不振，长期落后。档案No.86李鸿章：本名章桐，安徽合肥人。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咸丰初年，他在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后去江西、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又奉其命回乡招兵买马，编练成7000名淮军，到上海镇压太平军。1862年，被委任为江苏巡抚，3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便是办洋务，所以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和奠基人。
辛酉政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先后攻陷了广州、天津等重要城市，并于公元1860年，攻入首都北京，清军就此全线崩溃。咸丰皇帝也慌忙逃往热河避难，并留下恭亲王奕䜣处理政务。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英法联军在北京外城，对圆明园等处进行了大肆抢掠。圆明园坐落于北京西郊，是清朝皇家园林的代表，建于康熙年间，后又在雍正年间扩建，此后历代都有修建。圆明园周围连绵10余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其中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等（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园内有精美建筑200余座，宫殿、祠庙、别墅、花园、宝塔、丛林、山、湖、桥、洞交相辉映，蔚为壮观。它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被誉为“万园之园”。法国文豪雨果曾这样描述圆明园：“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存在着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样。”英法联军进入到这个宝库之后，联军司令部便下达了可以“自由抢劫”的命令，一万多名英法官兵便开始大肆抢劫。致使护园的清廷大臣文丰，由于无法阻止强盗的肆意抢掠，悲愤交加，跳湖自杀。限于联军士兵抢劫时间短促，许多文物也来不及仔细辨认，金质的东西被误认为是黄铜而被毁掉，有些价值连城的手抄本被当作废纸用来点烟斗。凡是能搬走的东西，几乎都被抢走。凡是拿不动或者来不及拿走的文物，就用棍棒敲碎或打坏。强盗们抢走的大量宝物，有的现场拍卖，拍卖得来的钱按级别发给军官和士兵，有的被运回本国，有的则作为礼品献给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均在其中。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疯狂的抢劫和破坏之后，为了掩盖罪行，同时也是为了报复之前清政府扣押谈判人员做人质的行为，决定烧毁圆明园。英国公使额尔金发表声明说，圆明园是中国皇帝最喜爱的行宫，为了警告他以后不要跟我们作对，应当把他的这个老窝给烧毁！ 于是，英军陆军司令詹姆斯·格兰特下令火烧圆明园。公元1860年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烟云笼罩着北京城，久久不散。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园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在烧毁安佑宫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得知消息的咸丰帝是又气又急，病倒在床。随着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越来越多，咸丰帝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衰弱。公元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召来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安排后事。宣布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册封肃顺、端华、载垣yuán、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顾命八大臣。让他们总揽朝政，辅佐载淳。翌日，咸丰帝驾崩。咸丰死后，8位顾命大臣拥立载淳为皇帝，尊皇后为慈安太后，尊皇帝的生母懿yì贵妃为慈禧太后。慈禧姓叶赫那拉，16岁入宫，赐号兰贵人，后册封懿嫔。后又被晋封为懿贵妃。由于咸丰帝体弱多病，内忧外患又让他心力交瘁，逐渐变得懒惰，懿贵妃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让懿贵妃代笔批阅奏章，这便使慈禧有机会接触到朝政之事。作为载淳的生母，见儿子当了皇帝，政权却掌握在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手中，慈禧无法容忍。于是她便拉扰慈安太后，暗中与恭亲王奕取得联系，恭亲王奕是咸丰弟弟，当时正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控制着北京的局势，当他得知咸丰死时没有任命自己为辅政大臣，非常愤怒，恰在此时，慈禧的来信让他喜出望外。经过周密的准备，恭亲王奕火速赶到承德，与慈禧太后进行密谈，商量出除掉顾命八大臣的办法。奕在承德只呆了一天，就急忙赶回了北京。在北京，他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完全控制了北京的军队。而慈禧则催促八大臣之首的肃顺把咸丰的遗体送回北京。同时，又把其他7位大臣一并支走。八大臣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掉进了慈禧和奕设置的圈套。公元1861年11月1日，慈禧带着载淳回到北京。次日凌晨，7位大臣回到北京，给6岁的小皇帝请安，恭亲王奕当即派兵抓获了他们，随即派兵抓捕肃顺，此时，肃顺护送咸丰的遗体也到了密云县，当天晚上便被十几名士兵抓获。八大臣被抓获后，肃顺被满门抄斩，载垣和端华被逼自尽，其余5人或被革职，或被充军。八大臣被除掉后，慈禧太后掌握了国家大权。6岁的载淳正式继位，慈禧将八大臣拟定的年号祺祥改为同治。同治的意思就是太后和皇帝共同治理国家，实际上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掌握在慈禧一个人的手中。因为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称此次政变为“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冲突，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议政王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就是皇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后来才逐渐演变为慈禧太后总揽朝政的局面。“辛酉政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转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清朝的内外政策，将其政权从濒于死亡的境地挽救回来，改变了权力的布局，对晚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档案No.85垂帘听政：垂帘即太后或皇后临朝听政，殿上用帘子遮隔。听，就是治理。清咸丰帝去世后，慈禧与慈安太后携载淳到养心殿东暖阁，正式垂帘听政，设两太后宝座在皇帝宝座之后，中间以八扇黄屏风隔开。为使此举更具合法性，恭亲王等人还制定了《垂帘章程》。1873年，同治帝身染梅毒病故，慈禧再次垂帘听政，挑选醇亲王之子也就是自己的外甥，年仅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为光绪帝。朝政大权又归于慈禧之手。
签订《天津条约》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炮轰广州城。同时，法国也借由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第二年，英法组成联军，攻陷广州。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同年12月，英法联军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当地守军一触即溃，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相继举白旗投降，而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他被俘上船时，随从人员曾示意他投水自尽，以保全名节，但他却没有那样做。而是企图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来说服英国继续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他良苦的用心值得同情，可他书生似的迂腐之举，又着实可悲可笑。后来，他被囚禁在印度的时候，依旧保持着民族气节，拒绝食用外国食物，当自己所带粮食用完后，便绝食殉国。叶名琛的悲剧，是清政府无法实施的对外方针造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上层社会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对外国侵略者，有的抵抗，有的投降，还有的则如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令人奇怪不解，其实细细分析也并不奇怪，各种人物的出现，都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叶名琛也不是不想抵抗外国侵略者，然而大环境和清廷的对外政策制约了他，而他的出身和经历又导致了他的愚昧、固执和自负，从而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三月，联军舰队20余艘、官兵2600余人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立即与清政府全权代表谈判，但未达成协议。四月初八，联军水陆并进，落点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下。五月中旬，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五月，英、法联军坚持进京换约，联军舰船22艘、官兵2100人，再次抵大沽口外。这时，大沽口防务已得到加强，炮台增至6座，于海口设置了铁链、木桩等障碍物，部队也加强了临战训练。五月二十五日，联军出动炮艇13艘，贸然冲入海口拆除障碍物。守军火炮齐发，中敌旗舰，击伤英侵华海军司令贺布。随后，联军陆战队1000余人在南岸登陆。守将僧格林沁急调火器队迎击，在北岸炮台火炮支援下，将敌击退。此战，共击沉、击伤敌炮艇6艘，毙伤敌官兵484人。联军遭此惨败，决心实施报复。六月初，英、法联军1.7万余人、舰船百余艘再次逼近大沽口附近海面。六月五日，联军占领北塘，击败清军，继而攻占新河、塘沽。七月初五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僧格林沁率队经天津退至通州。七月初八，联军进据天津。咸丰帝觉得联军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便决心与敌一战。当时，僧格林沁率清军3万余人（其中马队万人），部署于张家湾、八里桥一带。联军为逼清政府满足其要求，决心进犯北京，双方在张家湾、八里桥展开决战。八月初四，联军发起进攻，清军马队遭火枪袭击，惊骇狂奔，造成全军败退。八月初七，联军进攻八里桥，僧格林沁用马队从正面实施反冲击，遭到联军火力大量杀伤，被迫后退，八里桥落入敌手。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因发生地点为八里桥(东距通州八华里)而得名。在此次战斗当中，虽然清军士兵表现英勇，但终因战法、装备严重落后而最终惨败。档案No.84《天津条约》：《天津条约》是清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强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爆发于1856年10月，1860年10月结束。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公元1858年5月，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条约分为：《中俄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等。
天国覆灭洪秀全等人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权力分配的矛盾便开始显现，而且愈演愈烈。生活上，他们贪图享乐，骄纵奢侈；政治上，他们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党营私，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天京事变”后，翼王石达开回到天京，他要求洪秀全立即制止韦昌辉的杀戮行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洪秀全竟然拒绝了他。显然洪秀全是在利用韦昌辉来除掉异己。石达开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以为洪秀全会支持自己，所以没带兵就进城了。可是当他和韦昌辉见面后，才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便慌忙跳城逃走。石达开出城后，再次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国人，可洪秀全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与此同时，以“反顾偏心罪”，悬赏捉拿石达开的天王诏旨也传遍了天国各地。然而，石达开在天国军民中的极高威望，是洪秀全没有料到的。不但举国军民拿着捉拿悬赏的圣旨当废纸，而且各地军队纷纷支持石达开举起了靖难之旗。而此时石达开却暂缓讨伐韦昌辉，决定先退清兵，从而使他的威望也达到了顶点。而就在石达开开赴宁国，援助陈玉成的前后，他向天京方面发出通牒，再次公开要求诛杀韦昌辉以顺民心，并声称如若不然，将提靖难之师打回天京以清君侧。夏历十月初五，洪秀全无奈亲自带兵，借城外翼王大军的声势，向乱党韦昌辉发起进攻，韦昌辉根本无力抵抗，到了最后，死命追随他的护卫只有200余人。最后，这些人被全部杀死，韦昌辉被活捉。他的父亲韦元玠及全家老小全部被杀，只有他的弟弟韦俊此时在武昌与清军作战才得以幸免，而后，韦俊无奈，只得投降了清军。韦昌辉被活捉后，天王下令将他五马分尸，并割下他的首级送到翼王石达开的军中，以迎接石达开回京。为了一泄天国军民的愤怒，天王再次下令：将韦昌辉的尸体剁成肉块，每块两寸见方，悬挂在天京城内格栅示众，上面标明：“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这场史称“天京事变”的太平天国叛乱虽然平息，但造成的巨大损失已经无法弥补。此时，清廷派遣曾国藩率领湘军发动猛烈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为了挽救颓势，洪秀全临时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主持军务。公元1858年，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不久，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离，算是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公元1860年，陈玉成、李秀成又捣毁了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为太平天国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军备保障。同年，李秀成进攻上海，此时，盘踞在上海的外国侵略者不再保持中立，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进攻太平军。李秀成只得率部离开上海。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猛扑安庆，安庆陷落，守城的太平军1.6万人全部身亡。太平天国就此失去了西面屏障。公元1862年，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后就义。湘军趁机东下，直逼天京。公元1864年，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而就在这一年的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故。7月19日，清军挖掘地道，埋炸药炸毁城墙，冲入城内。在天京城内与太平军展开激烈的巷战，至此，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身亡，之后，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公元1868年。这场前后历经14年，纵横18个省的清末农民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太平天国也随之覆灭。档案No.83曾国藩：字伯涵，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公元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白杨坪一个地主家庭。青年时期的曾国藩博学多才，曾在湖南省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后又赴北京参加考试，考中了进士。做官后得到朝廷的赏识，职位一年比一年高。曾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血洗天京城天京事变是由于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内部，尤其是洪秀全与杨秀清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悲剧。太平天国核心领导层内部因教权、政权的分离与交叉，本来就潜伏着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还可以维系着团结和谐的关系，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改变，则慢慢变得水火不容，最终导致公开决裂。洪和杨的关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东王杨秀清出生在广西桂平县，家里很穷，成分贫农。最早的时候，他便和西王萧朝贵，跟着南王冯云山加入了拜上帝会。公元1848年，冯云山被捕后关在桂平县的监牢里。当时洪秀全又在广州，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杨秀清便假托“天父”下凡，站出来稳定大局。而萧朝贵和洪秀全配合，假托“天兄”附体。自此，杨秀清、萧朝贵一跃成为太平天国的首脑人物，洪秀全以“天父之子”的身份，被称为天王。杨秀清为东王，冯云山为南王，萧朝贵为西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领导班子就这么建立了。杨秀清在领导班子成员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这个贫农家的孩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天生具有领导才能，英明过人，行事雷厉风行，赏罚分明，从而独领军权。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以“拜上帝教”为信仰。杨秀清有“天父”附身的特殊身份，而天王洪秀全是“天父”之子。因此，杨秀清以“天父”身份讲话时，太平天国最高领袖总指挥洪秀全就成了他的儿子。儿子听爹训话得下跪。洪秀全还真就跪了。更过分的是，有一回，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杖打洪秀全，北王韦昌辉等官员跪地哭求，要替洪秀全受责罚。杨秀清不准，洪秀全只能连连说“小子遵旨小子遵旨”，随即接受杖打。后来，天王洪秀全不得不向群臣宣布：遵天父圣旨，东王称万岁，东王世子也称万岁。并预定在杨秀清生日这天，举行东王称万岁典礼。洪秀全很沉得住气，他答应杨秀清称万岁，并为他举行典礼，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很清楚当前的处境，自己这个天王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并无实权，在无力还击的情况下，只能是秘密谋划，再瞅准时机干掉对手。攻克南京建都初期，北王韦昌辉主管军事，在北王府搭建高高瞭望楼，一旦敌军攻城，韦昌辉就亲自登上高楼指挥，白天以吹角摇旗为号，夜里则以悬灯为令，将士们就以号令出击，力战清军。眼见韦昌辉能干有功，东王杨秀清便开始处处压制、羞辱他。接着就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件事：剥夺兵权。杨秀清先是在北王府发号司令调兵遣将。而后，下令将韦昌辉的军权转交给翼王石达开。将保卫国都天京的指挥部由北王府改设为翼王府。不久，杨秀清又将他调离天京，派到湖北去任督师，刚出京城，又被调回，改派石达开前去。第二件事：追查失职。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二月，发生了“激辩水营”事件。杨秀清追究韦昌辉的失职责任，将韦昌辉打了数百杖，几天都不能下床。第三件事：杀其兄长。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妻兄为争夺房屋发生争执，大舅子杨秀清很生气，要杀了韦昌辉的哥哥，而且还不亲自动手，要求韦昌辉亲自治罪。韦昌辉被逼无奈，只得给自己哥哥定了个五马分尸的死罪。韦昌辉对杨秀清可谓充满了刻骨的怨恨，可他越是受到东王的压制和羞辱，越是对东王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他有两副嘴脸，一副迷惑杨秀清，一副给了天王洪秀全。在天王跟前，韦昌辉时刻表现出对领袖的忠诚和爱戴，尤其是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要杖打洪秀全时，韦昌辉舍身要代替受罚。这一点让洪秀全很感动，便愈发信任这个北王。因此，天王决定要除掉杨秀清，便成了韦昌辉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与石达开密议，要斩草除根，不但要诛杀杨秀清，还要诛杀杨秀清的三位兄弟杨元清、杨润清和杨辅清。公元1856年七月二十六日夜，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率部进京。韦、秦二人有天王的诏旨，因此没人起疑，也无人阻拦。韦、秦的人马很快控制了城内的重要地带，并领重兵将东王府四周的街道包围。这时已是凌晨，东王杨秀清还在睡梦之中。随后，韦昌辉一声令下，兵士杀入东王府，东王府顿时变成一片血海。然而，这场残酷的杀戮才仅仅是个开头。接着，韦昌辉假传了一条天王诏令——由于他和秦日纲滥杀东王亲属，天王杖责他们400，并要东王部下全部前来监督。东王的部下来了5000多人，要亲眼看着韦昌辉被杖打。眼见杖打是真，韦昌辉和秦日纲又极为顺从，将士也就没有任何警惕。此时，韦昌辉部军队突然开始了围攻和屠杀，把5000将士全部屠杀。紧接着，韦昌辉下令，对天京城内和东王有关的其他人员全部屠杀，不分文武、男女老幼，包括婴儿也不放过。这场大屠杀持续了两个月，从天京城门推出来了太平天国文武官员、将士等多达两万多具尸骸，尸体顺江而下，把整条长江都染得一片赤红。天京城也变成了恐怖的人间地狱。档案No.82韦昌辉：广西金田镇人，父亲韦元玠（jiè）是个小地主，在金田村有200多亩田，常常受当地豪绅强宗的欺负。金田起义时，韦家父子捐钱捐粮又提供掩护，立下大功。太平天国起义后，在永州，天王封五王。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后来，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这样一来，韦昌辉便成为仅次于东王杨秀清的太平天国领袖。
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国外毒贩开始向中国大量运销鸦片。白银的继续外流，加上外国廉价工业品也随之大量涌入，致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破产，失去生计。于是，破产的农民和战争遣散后的兵勇开始发动起义。在公元1840年到公元1850年间，两广和两湖地区，农民起义战争爆发数量最多。这其中，一个叫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应运而生，而他的领袖叫洪秀全。洪秀全，公元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他原本是个读书人，曾多次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洪秀全把自己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广大人民的苦难联系起来，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公元1836年，洪秀全认识了名叫粱发的基督徒。粱发送给洪秀全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书，正是这本书，使得洪秀全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洪秀全仔仔细细阅读了这本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洪秀全又花了两年的心血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籍文章，开始对广大下层人民宣传教义。洪秀全说，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应该平等相爱。上帝派我到人间解救你们的苦难，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夺回自己的权利。“拜上帝会”到处捣毁庙堂，同地主恶霸和官府作斗争，宗教活动最后发展成了政治斗争，经过多年的传道和准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公元1850年，道光帝驾崩，20岁的爱新觉罗奕詝[zhǔ]继位，也就是咸丰皇帝，他是清朝秘密立储，继承皇位的最后一位皇帝，同时也被后人称为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就在咸丰帝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的领导下，“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开始了武装起义，他们留起了头发，头戴红巾，从金田村出发，转战附近州县，并且连战连捷，一举攻占了永安州城。在永安州城，洪秀全自称天王。第二年，以洪秀全为首的众王，率领起义军出广西，接下来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这一系列的起义战争，给清廷以沉重的打击。这个时候，长江千里，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咸丰三年（公元1835年），起义军攻克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并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随后，洪秀全又派兵开始北伐和西征。西征军在翼王石达开的指挥下，大败湘军水师，江西13府的7府1州50余县，全部被太平天国军占领。东王杨秀清则统领北伐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的指挥下，兵锋直指北京城，吓得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无论是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达到了极盛时期。可是，就在太平天国达到了鼎盛期后，便开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然而，每一次农民革命都难逃最终的宿命，那就是以封建君主思想为最高理想。即便他们的革命成功了，也不过是以新的不平等来取代旧的不平等而已。当初造反是因为没活路了，有饭吃有衣穿谁没事造反。那时他们的欲望很简单，只想吃饱饭穿暖衣，有妻儿有个家。而造反取得一点成绩以后，欲望就不再那么简单了，就在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天王洪秀全就吩咐手下，为他挑选美女60余名，供自己淫乐。在占领南京，建立国都后，这位天王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修筑宫殿，大兴土木。天王洪秀全临朝，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几位之外，其他文武官员都排列在大门外，按礼仪跪拜，三呼“万岁”。实际上，这时候的洪秀全和其他诸王已经不是结义兄弟的关系了，而是君臣关系。天王发布了一条诏令，规定他的臣下对他的子女，以及其余诸王的子女要用不同的称呼。东王杨秀清出府，“开路要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zhēng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太平天国的官员出行都要坐轿，天王的轿夫多达64人，东王轿夫少点儿，48人，依次递减，北王轿夫32人，翼王轿夫16人，级别最低的两司马也有4名轿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天京事变”由此发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6月，林则徐将查缴的200多万斤鸦片，在虎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英国政府因为利益受损而十分恼怒。于是，利用这次事件，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也知道，英国人远道而来，费用高昂，必难长期与中国对抗。同时还探听到，义律军费不足的密报，进而对随时爆发的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命令关天培严密防守各个隘口，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组织盐商和潮州商人募捐战争费用，从强健仇洋的农民当中募集水勇5000人备战；同时在虎门周围水域安放铁链、木排等防御设施，准备了大量的小型战船、火攻船等，林则徐从外洋采购了一批新式武器，包括200台新式火炮，甚至还买到一艘美国的火轮船，以便士兵学习攻船技能。所有这些战争准备，在传统战争的范畴内已属周详备至，以致林则徐本人也不无骄傲地乘船到狮子洋，检阅海上各兵种协同攻占的演习。为激励官兵士气，林则徐检阅之际公布了悬赏令：凡杀白种人一名赏银200两（白种人指的是欧洲人），杀黑种人一名赏银100两（黑种人指的是印度人），若能斩首或活捉英人头目义律，赏银2万两，击杀其他英人将官的，也会按等论赏，对于缴获的英国船货钱物，一律赏给作战的有功人员。在林则徐看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英一战已做好充分准备。然此时的对手却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支水贼海盗，而是当时全世界战力最强大的英国无敌海军。公元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义律的率领下，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并封锁海口。鸦片战争由此开始。同年6月，英国远征军炮击厦门等处的海口，并于7月落脚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在中国沿海，除广东在林则徐督战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地区均防备松懈。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1841年1月，英军不满谈判的进展，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顺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3月，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落点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数日后，清军开始全线崩溃。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国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8月，英国政府嫌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太少，于是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000多人从香港北上，攻破厦门，占据鼓浪屿。旋即北进浙江。公元1842年3月，奕经率清军对宁波、镇海的英军分别发起反击，战况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讲和。同年5月，英国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攻陷浙江平湖。6月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7月，英陆军攻陷镇江。英舰队驶抵南京江面，清军已无力再战，全部接受英国的侵略要求。8月，清廷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中国拉开了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序幕。档案No.81《南京条约》的内容：《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中，主要内容有五大项。1.五口通商。根据条约第二条规定，将中国沿海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满足了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欲望。2.强占香港。根据条约第三条规定，把中国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3.勒索赔款。根据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款项总计2100万银元，分4年付清，包括赔偿鸦片费600万银元，商欠费300万银元，水陆军费1200万银元。这笔巨款严重地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这一费用必然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灾难。4.协定关税。根据条约第十条规定，中国向英国商人征收进出口货物税，必须同英国政府商议。5.其他问题。英国可以在通商口岸派设领事、管事等官；废除广东公行制度；释放卖国汉奸；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平等往来；英军占据中国的地区，直至清政府付清赔偿款项后才撤离。
林则徐虎门销烟公元1820年，道光帝继位，但他所接下来的，可是父亲嘉庆帝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而以道光的才智和魄力，是无法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的。但他又不想让祖宗的基业毁在自己手里，所以仍然兢兢业业，恪守祖制，力图振兴衰败的清王朝，可道光的才华既不及祖父乾隆，又精明不如曾祖雍正，胆略更是不如高祖康熙，所以想要重振雄风，实在是勉为其难。此时，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邻近中国的印度和缅甸都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推销商品，企图占领中国市场，但却受到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限制，也受到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的抵抗。英国政府用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尝试失败之后，便增派商船到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活动，后来竟用卑鄙的手段向中国输入鸦片。英国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把成批的鸦片运往中国。而且英国商人每年都从中国赚走大量的白银。仅道光帝执政的前15年，就有6000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枯竭。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无数百姓因为吸食鸦片上瘾，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很多清朝士兵也吸食鸦片，致使根本没有力气打仗，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封建地主和烟贩子们也同英国商人勾结起来赚钱。而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这个现象就更为严重。公元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来到北京，连续8天，每日被道光帝召见。道光帝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林则徐从京城驰往广州，刚一到达，就立即着手禁绝鸦片。他到广州时，无论贩运鸦片的洋商，还是国内的买办、掮客，以及吸食者都感到一股巨大的威慑力。在远离广州的粤西地区，居民听说林则徐禁烟的消息后，吓得慌忙把家中藏有的鸦片弃之门外，唯恐因此受牵连而获罪。而广东地方依靠鸦片走私活动聚敛钱财的贪官污吏，却并不把林则徐的禁令放在眼里。他们在海上、岸边、内河、小路与不同级别的鸦片贩子环环接力，仍旧把鸦片运往各地。这些人的阳奉阴违，使林则徐的禁令很大程度上形同废纸，局面并未有很大改观。百姓因吸食鸦片日益穷困，州县官吏因此完不成每年应上缴的税额。与此同时，银价日贵，钱价日贱，导致银钱找换频繁的商人大笔赔本，穷苦的百姓更不愿交租纳粮。擒贼先擒王，林则徐首先拿首商开刀，首商即洋商头领。他要求首商迅速将鸦片缴送官府，当时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喳甸闻讯后逃亡海上，另一英国人颠地尚在缴与不缴之间犹豫不决。林则徐强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督促各洋商尽快将鸦片缴送完毕，同时声明将来若再贩运鸦片，甘愿接受中国政府的严惩。义律见无机可乘，欲逃往澳门暂时躲避。林则徐获悉后，调集战船将洋商云集的广州夷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即传令馆内中国买办撤出，迫使义律就范。义律起初坚持拒不投降，几天后见林则徐毫无通融余地，只好命令洋商缴出藏在夷馆内以及黄埔河鸦片趸船上的20283箱鸦片，合计237.6万斤。至此，林则徐取得了禁烟的第一场胜利。为表示朝廷禁烟的决心，道光帝命林则徐就地销毁收缴的鸦片。林则徐指挥军民在虎门海滩挖了两个15米宽的销烟池。为了让沿海居民和外国人共同见证，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公元1839年6月3日，广州文武大臣在林则徐的率领下来到虎门海滩销烟。直到6月25日，除了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其余200多万斤鸦片全部被当场销毁。
嘉庆暴毙白莲教起义又称"川楚白莲教起义"， 是在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多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的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biàn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共耗资军费二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而此后，清王朝的统治也逐渐走向了衰落。嘉庆皇帝亲政后，虽然惩处了大贪官和珅，但吏治的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夏，嘉庆帝率领大批随员、名优艺妓，浩浩荡荡向木兰进发，不久抵达热河，安顿于避暑山庄，开始了木兰秋狝(xiǎn)。但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人世。皇帝驾崩，热河行宫立即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所有人员出入。直到二十七日，留京的王公大臣才得悉噩耗。而嘉庆帝猝死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于是，民间就产生了各种版本的推测和传说。其中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遭雷劈而死。话说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后，立即全副武装，率领满汉大臣和八旗劲旅，大队人马直奔木兰围场。他们追踪围猎多日，只猎获了一些野兔，于是嘉庆帝非常扫兴，提前结束了木兰秋狝。返回途中，雷电交加，嘉庆帝不幸被雷击中，落马身亡。这个说法虽然流传很广，但却没有丝毫史实依据，因此，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言。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测，嘉庆帝的死因大概是长期的操劳而导致的心脏衰竭，从登基亲政以来，他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他的父亲乾隆在世的时候，天下太平，而轮到嘉庆坐上江山，国家便日益衰败。嘉庆急于改变颓败的现状，振兴祖宗基业。于是他呕心沥血，费尽心机，苦斗了25年，可是积重难返，嘉庆帝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又无法从繁重的公务中抽身自拔，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的健康状况开始逐渐走向了恶化。嘉庆帝从病倒到归天，总共不到一天的工夫。虽然死前没有任何征兆，但是导致猝死的罪魁祸首却是长期的劳累、伤神、压抑、苦恼、忧郁和烦躁。年逾花甲的嘉庆帝，身体肥胖，加上天气暑热，旅途劳顿，很有可能是诱发心血管病而猝死。几十年来他为治理日益衰败的国家，殚精竭虑，付出了全部心血，但他的能力又不足以带领大清帝国走向中兴，根本无力驾驭这个动荡不安的大清王朝。嘉庆帝死后，他的次子爱新觉罗•旻mín宁继位，为清宣宗道光皇帝。小时候的旻宁，在读书行文、习武等方面都表现不俗，是一位理想的文武兼备的接班人。虽然嘉庆时期，仍沿用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来定立储君，但朝中大臣几乎都知道，旻宁必将登上皇位。因此，嘉庆暴毙后，朝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动荡，旻宁很顺利地继承大统。他继位后，重用的人都是因循守旧、明哲保身之辈。国家的财政危机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国库连年亏空，虽然道光帝在盐政、开矿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改革都不够彻底。另外，道光帝还厉行节俭，停止兴建和整修大型工程，甚至自己带头减少膳食，率先垂范。但自乾隆后期开始，吏治腐败，以倡导的方式根本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朝廷官员个个阳奉阴违，奢侈无度。财政危机，日益加重，使道光帝的统治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档案No.80木兰秋狝：清代皇帝每年秋天到木兰围场（在今河北省围场县境）巡视习武，行围狩猎。这是清代帝王演练骑射的一种方式。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至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建成。以后，清代帝王每年夏季都到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并处理朝政，直到秋狝之后再返回北京。清代帝王秋狝木兰时，往往还要会聚蒙古各部王公，以笼络蒙古上层贵族。木兰围场在承德避暑山庄北，林深菁jīng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承德离宫，位于承德市区北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离宫别苑，占地共560万平方米。
巨贪和珅乾隆继位之初，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的统一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建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家政权也出现了自清军入关以来，空前巩固和强盛的局面。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乾隆皇帝逐渐陶醉在“盛世圣绩”的歌功颂德之中。于是，他开始了挥霍无度的享乐生活，而且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朝廷上下奢靡之风日长，吏治日趋败坏，官员贪污，兼并土地的现象日渐严重，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愈加的恶化。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虽然已达到全盛的顶点，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共计30年的时间里，累计查办惩处的贪污大案多达21起。可是惩处归惩处，贪污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属于治标不治本，这问题的根本就出在乾隆皇帝自己的身上。乾隆本人十分追求奢华，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出巡，乾隆在位期间效仿康熙帝，前后共6次南巡，5次西巡，而且每次出巡的花费都十分巨大，可谓劳民伤财；二是大兴土木，斥巨资在全国各地建造宫殿名园。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就不得不搜刮民财，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还造成贪污案件频繁发生，诸如赈灾款、国库银等都进了各级官员的私囊。乾隆朝中期以后，实行议罪银制度。议罪银，顾名思义就是议罪罚银，以贪污官员自行缴纳赃银而代替法律行政处罚。意思就是缴纳罚款就免于追究，不坐牢也不受刑。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犯有贪污行为的督抚等各级地方官员及富商。而且，罚款不是按统一的标准，而是按照等级和收入的多少来定，少则十余万两，多则数十万两。很明显，这一处罚对惩治贪官没有任何力度，因为官员贪污行径一旦败露，只需交银认罚，就可以不再接受任何处治。可以保住官职不说，对以后的升迁也毫无影响。因此，贪官们开始愈发的肆无忌惮。乾隆朝前期，贪官还要被发配治罪，而到了乾隆朝中后期，随着议罪银制度的出现，致使贪污大案频繁发生，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到了晚年，乾隆开始宠信善于阿谀奉承的大贪官和珅。和珅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同年，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任御前侍卫的和绅，开始超速升迁。一系列官职列表让人眼花缭乱——先是升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大臣又兼步军统领。没过多久，又升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尚书、议政王大臣，文华殿学士等职务，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在这些官职中，有一个看似平常但很能捞油水的职位，就是崇文门税务监督。崇文门税关是京城内唯一的征税关口，负责对来往商旅、官员及士子征税。和绅掌管崇文门税务工作以后，将税务收入供给内务府开销。乾隆朝晚期的时候，内务府已经入不敷出，和绅这样做，便讨了乾隆帝的欢心。接下来，乾隆给了和绅两大赏赐，一是赐和绅的长子名丰绅殷德。二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把自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下嫁给丰绅殷德。这样一来，和绅和皇室联姻，使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可谓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厉害的是，这时候的和绅兼管吏、户两部。朝中自亲王以下的文武官员升迁调补，都由他说了算。因此很多官员开始向和绅行贿，和绅也是来者不拒，大肆贪污和索贿。官员向他行贿，钱从哪里来？很明显，绝对不会从自己的俸禄里面拿，那点俸禄也远远满足不了和大人的胃口，怎么办？贪赃枉法，搜刮百姓呗！可如果事情败露，被人举报了怎么办？好办，接着向和大人行贿，并缴纳议罪银，求得自保。这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而对于和绅的贪污受贿专权，以及他任户部尚书以后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并不是所有人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这期间，先后有两位官员上奏乾隆，进行揭露劝谏。一次是在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监察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绅家仆刘全营私舞弊，日用奢华，衣服车马居室逾制。按大清律法，家仆聚财要罪及主人。和绅提前得到了报信，当即授意家仆刘全，拆改居室，藏匿财物。这么一弄，当乾隆令官员核查时，当然查无实据。和绅没事，但曹锡宝倒引火烧身，被处以参奏不实革职留任的处分。曹锡宝弹劾刘全这件事情，在朝中导致了好大的震动，阿桂、纪晓岚等人竞相上疏为曹锡宝辩护，恳求君主网开一面。这样一来，乾隆就误以为是阿桂、纪晓岚等人暗地里指使，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而经过此次弹劾逆境，曹锡宝自始至终不能释怀，2年之后郁郁而终。另一次是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向乾隆参奏，诉说吏治的腐败，以及议罪银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提出了诸多现象，譬如，各省的督抚名声狼藉，吏治废弛，亏空严重。由此，尹壮图请求乾隆派官员前往各省各地调查，并永远停止议罪银制度。对于贪官要记过，免职，不再让其为官。尹壮图这谏言当然没有错。而乾隆是怎么表态的呢？他先是对参奏行为本身给予训斥。因为尹壮图的父亲和纪晓岚是同年考生，而尹壮图与纪晓岚的来往也很密切。因有曹锡宝一事在先，尹壮图弹劾和绅成了乾隆的心理禁忌。训斥完后，乾隆派官员同尹壮图一起到各地核查亏空情况。但和绅早早闻讯，又做了手脚，各地督抚在他的安排下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尹壮图等官员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苏等地核查时，根本查不到任何实据。结果，尹壮图的下场和之前的曹锡宝一样，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二，乾隆帝驾崩，嘉庆皇帝亲政。这时，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奏，弹劾和绅，例举和绅种种贪污恶行。以前有乾隆帝的庇护，嘉庆不能惩处和绅。如今早已对和绅不满的他，终于等到机会了。于是仅过了十余天，在正月十五日，就宣布了和绅的20条罪状，紧接着就是查抄和绅的全部财物。这些财产的名目大致有：黄金、白银、房产、地产、庄园、粮食、当铺、钱庄、古董、金银玉器、首饰、西洋进贡品等等。据有关学者统计，价值约在白银200万两左右。而一些史书、笔记中的记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最高的达白银8亿两。但无论哪个数字，都可以显见和绅贪污数量的巨大。以至于在他倒台后，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条民谚：叫，和绅跌倒，嘉庆吃饱。然而，尽管嘉庆帝铲除了和绅巨贪集团。但是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已经是积重难返，并直接导致了各个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档案No.79刘墉：出生于山东诸城。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十二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号文清。
十全老人乾隆继位后，继续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帝国的统一。这也是乾隆一生中重要的实践活动。他在位期间，先后领导了10次重大军事行动：两次平定准噶尔，两次金川之役，以及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以及两次抗击廓kuò尔喀之役。因此，乾隆晚年曾自我总结，说自己一生有“十全武功”，并自称为“十全老人”。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都曾先后对西北用兵。康熙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被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布阿拉布坦在西北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并控制了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策布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帅准噶尔部。由于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准噶尔部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恰巧，在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后，准噶尔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乱。在这种情况下，乾隆趁机攻占了伊犁。噶尔丹策零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先是向清廷投降，后来又再次反叛。于是，清军第二次出兵，这一次，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在平定了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公元1757—1759年），乾隆又进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宗教首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准噶尔部和维吾尔部叛乱的平定，使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极大地扩展。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控，早在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政府便在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乌鲁木齐设都统，统辖塔城的驻军，在南疆喀尔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阿克苏等城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对当地实行军事统治。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自郑氏归降后，一直归于清政府的统治。来自于本土的先住民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开辟了中央山脉以南的大片土地。而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以及对清朝直接统治的不满，先住民与清政府逐渐形成了对立的态势。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北部的林爽文与南部的庄大田，聚众成立秘密反清结社天地会，被强制解散后，林爽文以彰化为根据地，联合庄大田一起发动叛乱，改年号顺天。翌年，清政府派福康安出兵台湾，旋即生擒二人，镇压了这股反清势力。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0年，）西藏又发生内乱，蒙古后裔廓尔喀趁机入侵。清廷派巴忠为指挥官，率军征讨。巴忠为避免交战，力主议和。后达赖与廓尔喀达成协定，向其支付岁币。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1年），为催迫达赖支付约定的岁币，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清廷派四川总督颚辉、四川将军成德出兵讨伐，久战无功。复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于青海出兵协同助剿。福康安率军一路直下，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境内，直逼廓尔喀都城卡特曼兹。廓军奋力反击，双方数次交锋后最终达成协议：廓尔喀投降清政府，并按时朝贡。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满洲利亚（今中国东北部及黑龙江左岸沿海州一带）、蒙古、青海、西藏和由准部、回部构成的新疆地区，直接划入了清朝政府的统治范围内。朝贡国北起库页岛、朝鲜，东至琉球，南起尼泊尔，西至帕米尔高原，甚至东南亚的缅甸、越南、暹xiān逻（泰国的旧称）、西马来西亚亦都在清朝的势力范围内。在文治方面，乾隆皇帝重视农业和商业，他相信“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务本足国，首重农桑”，鼓励开荒，减轻赋税，扶持贫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同时乾隆帝没有重农抑商，相反，他十分重视发展商业，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而且，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化发展，他亲自主持了《四库丛书》的编著，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方修订书籍达到一百多种。在个人品德方面，乾隆也很值得称道，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恩爱无比。在孝贤皇后去世以后，乾隆皇帝悲痛欲绝，一生都在怀念她。乾隆皇帝一生数万首诗，唯有这上百首悼亡诗感情真挚，文采出众，令人动容。然而乾隆皇帝并非没有缺点，即使是他最自豪的“十全武功”，先不说其中有五场战役都是滥竽充数，其实这十场战争打的都艰苦卓越。孟森就在《清史讲义》里评价道：“高宗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 根据统计，为支持庞大的军费开销，当时盐商总计捐输不下1310万两白银，百姓损失的财产更是不计其数。如果说这十场大规模战役还可以说是保家卫国，非打不可，但乾隆六下江南，却纯属是他安于享乐、奢侈无度的体现。经过康熙和雍正的努力，清朝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经济繁荣，国库充裕，但乾隆皇帝挥霍无度，竟让清朝财政入不敷出。除此以外，乾隆还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重用和珅等贪官，使得清朝吏治腐败，由盛转衰。吕思勉尖锐的在《中国通史》中指出：“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所以，乾隆皇帝实在是一位极为复杂的皇帝。客观地讲，乾隆皇帝的功绩卓绝，无法忽视和抹除，但同时清朝衰弱的隐患又确实由他埋下。故而，我们可以做出评价，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的确能力出众，功绩不凡，但其中掺杂不少水分，有自吹自擂，夸大其词的嫌疑。简而言之，可以说乾隆是一位能帝，但他却不是一位贤帝。档案No.78纪晓岚：纪昀(1724.7.26-1805.3.14)，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乾隆年间官员。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诗及骈文，尤长于考证训诂。任官50余年，年轻时才华横溢、血气方刚，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他的诗文，经后人搜集编为《纪文达公遗集》。
秘密建储清代从康熙朝开始，继续沿用中原各王朝立嫡长子的做法，来确定皇位继承人。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康熙下诏册立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康熙一生有很多的子女，在位时间又长，而过早地公开册立太子，造成了皇帝和太子之间、太子和诸皇子之间的诸多矛盾和纷争。后来矛盾竟然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致使皇权受到了威胁，政局也因此动荡不宁，因此，康熙帝不得已两次废黜皇太子胤礽。到了康熙晚年的时候，诸皇子们为了储君之位，展开了残酷的争夺，甚至到了手足相残的地步。这不但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也让康熙本人心力交瘁，痛心不已。实际上，册立储君和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一直都是历朝历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一个最大的矛盾。本身经历过储位之争的雍正帝，为了避免骨肉相残的悲剧再次发生，便决定寻求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历史性难题。雍正在登基后不久，便在乾清宫召集各王公大臣，一起来商议立储的新办法。雍正对众大臣说，想当年父皇因为储位的事情，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弄得心神憔悴。朕认为立储乃是关系到朝廷长治久安的大事，终归要有个预先安排，列位臣工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大臣们都不敢对如此重大的事情随意发表意见，雍正只好说出了自己的办法，那就是把继位的储君名字写入密封，藏在匣内，然后匣子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里是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这样一来，建储已设，人心安定。就算以后情况有变，到时也可以再拿下来重新修改。大臣们听后一致赞同，雍正随后便将一份自己亲手写好的继位诏书放进匣中，又命侍卫当众将锦匣封好，放在匾额的后面。另外，还有一份同样内容的继位诏书则由雍正自己随身携带，在死后才能打开。皇帝死后，由顾命大臣共同取下“建储匣”，和皇帝秘藏在身边的一份对照验看，经核实后宣布皇位的继承人。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秘密建储。从此以后，“正大光明”这块匾便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匾下的那个锦匣子更是让皇子们日思夜想，魂牵梦绕，因为大家虽然知道皇太子已经确定，但彼此之间并不知道谁有这份幸运。更重要的是，立储之后还是可以更换人选的，这就加剧并延长了彼此间的竞争。各皇子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约束自己，这样才有机会成为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秘密建储制度采取一种两相对证的契约式密诏之后，避免了有人从中捣鬼，或一些权贵大臣暗中插手，对于缓和皇权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秘密建储”也是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个有特色的突破，它否定了两千多年来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扩大了选任范围，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争权过程中的骨肉相残，有利于皇族内部的稳定，便于更好地管理家天下，也巩固了当时的统治和全国的政局，这种立储方式被清朝统治者奉为“建储家法”。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驾崩，按照秘密建储的制度，皇四子爱新觉罗弘历于同年九月初三顺利登基，次年，改年号乾隆。而弘历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档案No.77正大光明匾额：原为顺治帝所书，康熙摹勒上石，原迹藏于故宫御书处，乾清宫悬挂的是乾隆摹拓的。后来，匾额被烧毁，嘉庆皇帝命人重新摹拓。雍正时期，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后，在这个匾的背后，藏有决定储君人选的“建储匣”。
严猛治国雍正帝继位后，大开杀戒，重刑处理了一批贪官污吏。而年羹尧案就是其中的一桩。年羹尧原籍安徽怀远。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曾是雍亲王胤禛的侧福晋，雍正继位后被册封为贵妃。雍正继位之初，让年羹尧掌管抚远大将军印。同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年羹尧率军征讨，很快平息了战乱。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郭罗克之乱有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平定青海叛乱，筹划周详、出奇制胜。雍正喜出望外，晋升年羹尧为一等公。此外，还赏给年羹尧的儿子年富以爵位，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益严重，在官员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下属需要北向叩头谢恩，这不仅是无臣礼,而且有大逆之嫌，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来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年羹尧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都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在这之中，年羹尧贪赃受贿，经他题补的官员送给他的感谢银，达40万两。而且，年羹尧还侵吞公款，冒领军需，在地方加派饷银，控制典当、贸易，聚敛不义之财，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年羹尧这么干，雍正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雍正开始准备惩处年羹尧。雍正给有关官员打招呼，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惩处年羹尧做准备。接着，雍正下诏，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使其不能任所作乱。而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他的儿子年富被斩首，他的父亲、兄弟及族人被全部革职；全家15岁以上的男子都发配到西南边地充军。同时，收回所有的封赏，并没收全部家产。从年羹尧一案，不难看出，雍正是以整顿吏治，打击贪污为基本国策。而这时年羹尧干预官员任免，贪污纳贿，正与雍正制定的国策产生了冲突，他的死也是雍正为了杀一儆百不得已而为之。雍正以“严、猛”的政治风格治国，主要是为了改变康熙晚年松弛、颓废的趋势。同时，为了实现“朝纲独揽”，雍正还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又叫“军机房”、“总理处”。最初在编制上只是一个临时机构，类似今天的某某工作组、某某办公室，而非一个正式机构，其成员无品级，其内部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为了应付青海的战事，雍正在隆宗门内、乾清门外的平房处设立了军机房，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正式改称军机处，任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主持军政事务。而青海战事之后，军机处并没有取消，反而扩大到管理整个国家政务，成为清朝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加强了皇权，提高了行政效率，保证了君主专制的高度运转。除了设立军机处以外，雍正还推行了“改土归流”。康熙时期，在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继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政策，导致了许多土司开始武装反抗，而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它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雍正在吏治、赋税、土地等各个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国家边境安定，农业丰收，税收兴旺，储备丰实，为接下来乾隆皇帝将大清盛世推向顶峰铺平了道路。档案No.76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是由封建王朝中央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世官、世土、世民"是其重要特点，即世袭的政治统治权，辖区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世袭统治权。土司对农奴的主要剥削形式多是劳役地租。农奴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操有杀伐之权，其刑法有断首、宫刑、断指、割耳、挖眼、杖责等。土人有罪，小则知州长官治之，大则土司自理。土司的残酷统治，给土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民生活的困苦，这一点，连封建王朝也不得不承认。
雍正继位康熙一生共有儿子35个和女儿20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有20人，女儿有8人。其余的都英年早夭。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皇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五子、七子、八子等皇子都已成年，他们被封为郡王、贝勒。这些皇子们各树一党，并且在暗中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之争。早在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康熙便册立两岁的皇子胤礽为皇太子。而胤礽性情暴躁且贪婪，令康熙感到失望，曾被两度废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大臣也都牵扯进来，就连索额图这样的重臣，也因为力保太子而被处死。在储位之争中，皇四子胤禛参加的并不算早，乃是在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之后。胤礽被囚禁，胤禛作为看管人之一，他揣摩康熙对胤礽的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并不是要把胤礽置于死地。所以，胤禛决定不对胤礽落井下石，而是保护胤礽的正当利益。康熙一度不让看守人代转胤礽的奏言。胤礽曾说，父皇批评我的话我都接受，只是说我弑逆实在冤枉，这句话关系重大，胤禛甘冒风险为其转奏。康熙听说后，取消了胤礽颈上的锁链。这件事令胤礽直接受益，对康熙正确理解废太子的心意也有益处。胤禛这一手棋是两面讨好，还令盘观者感到他讲兄弟情义，获得了很多好评。胤禛三番五次说，自己对皇位不敢兴趣，因此不收党羽，不接受私恩小惠，与舅氏家族、妻族的姻亲等人，关系都很平常，与满汉大臣，内廷执事人员也没有密切往来，有的人要投靠门下，他还严词拒绝。其实这都是做给人看的假象，真是的情况是，在结党纳派方面，胤禛比其他皇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胤禛分封在镶白旗，按照清朝制度，他应该有属下人，他们之间在名分上是主奴关系，即使其人出任高官，对本门主人也是附属。胤禛自从决定争夺储位起，就鼓励、帮助属下人谋求官职。在藩属之外，胤禛还违法结交官僚，扩充财力，与他的兄弟一起做买卖，此外，还派人到浙江与英国人进行商贸交易。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并留下一份遗嘱。遗嘱上说：“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意思就是让皇四子胤禛继位。这份遗嘱由大臣降科多宣布。关于这一事件，史学界一直有很多争论，主要意见分为两种：一是康熙临终遗诏，指定胤禛为皇位继承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胤禛会同大臣降科多篡改康熙遗诏，将原本属于皇十四子胤禵的帝位谋为己有。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因为四子胤禛和十四子胤禵是康熙晚年所钟爱，并着意培养的两个皇子，两人各有优点，但都非最理想的人选，因而在原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后，康熙至死也未再立太子，但帝位终究要传于他们中的一个人，所以临终遗诏就成为揭开这一迷雾的关键。但遗诏是由降科多口头宣布，后来由胤禛命人写的，其真实性就大打折扣。所以，只能从当时及以后发生的点滴历史事实来作推论。第一种意见的可信性在于，康熙临终前，尚无储君，若再不指定，一旦亡故，将会造成国无君主、江山不稳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立刻指定皇位继承人。而当时十四子胤禵远在西北，不可能立刻赶回，因此只有立四子胤禛了。第二种意见也有其根据，这主要表现在雍正（胤禛）即位后所做的一些事情。首先是诛杀隆科多的事件。隆科多是康熙临终前，守在其身旁的唯一重臣，当然对事情知道得最清楚，而且他在雍正继位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一位重臣却遭诛杀，确实难免让人怀疑，是否是雍正杀人灭口，这也正应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句名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其次是诛杀太监，除隆科多外，知道事情真相就是康熙身边的几个得力太监了，雍正上台后，先后圈禁、诛杀了太监赵昌、梁九功和魏珠等人。作为康熙皇帝的身边人，为什么三个太监值得雍正如此大动干戈？他们是怎么让雍正感到了威胁？这似乎也成为雍正篡位登基的一个重要佐证。总之，“雍正继位”一直是清史中的一大谜案。档案No.75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是康熙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之弟，佟国维的儿子。在康熙末年官至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掌管北京城内外的武装，位置十分重要。公元1722年，康熙病重之时，内外大臣均不得见，唯隆科多一人随侍康熙身边，得其托孤。后隆科多秉康熙遗命，拥戴雍正登基，因此立了大功，被封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吏部尚书，加太保，权倾一时。被雍正公开称为“隆科多舅舅”。但是，他最终为雍正所猜忌，屡遭打击，直至最后被圈禁而死。
千古一帝自明朝以来，沙皇俄国就开始向我国东北部的黑龙江流域逐步扩张。明朝末年，清朝忙于入关，放松了对北部边境的戒备，沙皇俄国趁机开始进犯我国黑龙江地区。他们在那里烧杀抢掠，荼毒百姓，遭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强烈抵抗。康熙即位之初，由于鳌拜专权，主少国疑，政局十分混乱，沙皇俄国便乘虚而入，潜入中国领土，占领了雅克萨。雅克萨在今天的黑龙江呼玛西北，漠河以东的黑龙江北岸。俄军占领雅克萨后，在尼布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修建碉堡，并向当地居民征收大量的赋税，建立了殖民据点。沙皇俄国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派遣侵略军蚕食中国领土，一方面派使臣到北京进行恐吓和讹诈。当时，康熙对此均不予理睬。到“三藩之乱”的时候，沙皇俄国又占领了黑龙江的大片土地，到处建立侵略据点，掠夺了大量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同时，又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派使团来北京讹诈。俄国使团在北京耶稣教会的传教士那里窃取了大量情报。回国后，他们向沙皇建议，派出2千名正规军进驻贝加尔湖以东的黑龙江流域。沙皇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增兵远东，以雅克萨为巢穴，派兵分路侵扰，以扩大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范围，并建立了更多的侵略据点。对于沙皇俄国这种无耻的侵略行为，在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便开始实施有条不紊乱的计划。他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派大理寺卿明爱去东北与雅克萨的俄军进行交涉。但俄军方面胡搅蛮缠，根本不讲道理。于是，在公元1682年，康熙皇帝亲自到边境了解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摸清了对方的军事实力。回京后，康熙又派兵继续侦察。经过多方评估，康熙认为，沙俄军队是很容易击败的，但难点是，击败后如何防止他们卷土重来。因此，康熙认为，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在边地建城筑兵，屯田开垦，并修筑水陆交通。康熙派出1千多官兵带着家眷去屯垦驻防，做好战前准备。边区的各族人民看到朝廷抵抗沙俄侵略的坚定决心，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开始积极支援清军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公元1685年春，康熙下令，对俄军的据点雅克萨发起进攻。清军直抵雅克萨城下，他们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率先发出警告，然而沙俄军置之不理。于是，清军把雅克萨城包围起来，发起猛烈攻击。沙俄军寡不敌众，在慌乱中举白旗投降，并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走。清军成功占领雅克萨，并收缴了大量的俄军武器。但是，沙俄军并没有死心。同年，沙俄侵略军的增援部队趁清军撤回休整之机，又带兵开进雅克萨。这一次把康熙彻底激怒，他决定要彻底消灭沙俄军。于是，清军又一次包围了雅克萨，用火炮开始猛攻。这一次沙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曾几次出城反扑，都被清军打了回去，战斗持续了3个多月，沙俄守城的头目托尔布津中弹身亡，俄军最后只剩下150多人，清军终于再次攻克了雅克萨。两次雅克萨之战都以失败告终，沙俄政府不得不派出使者到尼布楚，请求和谈。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8月，双方代表集中到了黑龙江柳絮的尼布楚城，开始了中俄边界问题的谈判。经过双方多次磋商，终于达成共识，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再沿外兴安岭向东直到海边为中俄边界，河东岭南属于满清政府，河西岭北属沙皇俄国。同时沙俄还保证要拆毁雅克萨城堡，并把军队撤离中国领土。公元1689年9月7日夜，索额图和戈洛文分别代表中、俄双方，在条约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份边界条约，条约虽然把原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领土让给俄国，但这是清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也是双方协定的结果。从此它确定了中俄双方东北部边界，中华历史上第一次以近代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往来，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以后，沙俄方面并不安分，就在条约签定的第二年，即公元1691年，沙俄唆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挑起叛乱。康熙时期，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3个部分，这3个地区都陆续归顺了清政府。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后，野心勃勃，率先兼并了漠西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被攻破后，几十万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哀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派使者来到噶尔丹那里，要求噶尔丹将侵占的地方交还给漠北蒙古。由于受沙俄政府挑唆，加之噶尔丹认为，自己背后有沙俄政府撑腰，便没有理会康熙的警告，非但不肯退兵，还大举侵犯漠南，气焰十分的嚣张。康熙见噶尔丹不识抬举，便于公元1690年，率军亲征噶尔丹。噶尔丹大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回漠北。回到漠北后，噶尔丹继续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清廷诏噶尔丹前来会盟，噶尔丹抗命不至，反而遣兵侵入喀尔喀，并扬言沙俄将支援6万名枪兵，来对付清军。面对噶尔丹的阴谋，康熙决定再次征讨。公元1696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领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大军，从西路出击，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亲自率领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好时间组织夹攻。在三路大军的夹攻下，噶尔丹惨败，最终只带着几十名骑兵得以逃脱。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的势力已土崩瓦解。康熙要噶尔丹投降，但噶尔丹继续顽抗，过了一年，康熙再次带兵渡过黄河三次亲征。此时，噶尔丹军队已经人心涣散，很多人纷纷投降，甚至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服毒自杀而死。自此之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加以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后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入藏。之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了驻藏代表，代表满清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玄烨60寿诞，他在畅春园举办了第一次千叟宴，宴请从天下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首次举办的千叟宴，年65岁以上年长者，官民不论，均可按时到京城参加阳春园的聚宴。当时赴宴者有千余人，皆系耄耋长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年届69岁，为了预庆自己70岁生日，他在乾清宫举办了第二次千叟宴，当时12岁的爱新觉罗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而这年是康熙皇帝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年。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驾崩，葬于景陵，庙号圣祖，享年69岁。公元1654年，爱新觉罗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他8岁登基，14岁亲政，一生政绩卓著，智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康熙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他一生殚dān精竭虑、励精图治，于守成之中创业，使天下安泰、四海承平，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丰功伟业，同时，也奠定了清王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被后世学者尊称为“千古一帝”。
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顺治皇帝驾崩后，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皇帝位，改年号康熙，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圣祖康熙大帝。但当时因为康熙尚且年幼，还无法亲政，所以军国大事全部交由四位辅政大臣全权处理。索尼死后，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他欺君擅权，清除异己，杀害了与他作对的苏克萨哈。此时，康熙虽然亲政，但辅政大臣已经辅政7年之久，并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而鳌拜专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康熙忍无可忍，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和策划下，开始实施擒鳌拜的计划。孝庄先让康熙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措施，纠正辅政大臣政治上的失误和弊端。这使得朝廷上下人心动荡，康熙的威望却与日俱增，而鳌拜逐渐走向孤立。与此同时，康熙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气盛的满族贵族成员，索额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康熙十分忠诚，并且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康熙最得力的助手。鳌拜集团的附庸众多，盘根错节，已经控制了中央机构的各个要害部门。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的损失，孝庄帮助康熙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计划，迅速打击其主要党羽，以震慑其他成员，最终稳妥解决问题。根据这个策略，康熙命索额图秘密地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康熙经常故意当着鳌拜的面，和少年卫队摔跤滚打。在鳌拜看来，康熙和这些少年只知道玩闹，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因此便逐渐放松了警惕。随着时机日趋成熟，康熙便开始行动，在此之前，康熙将鳌拜的部分党羽派遣往外地，以分散鳌拜集团的力量。同时，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周密的部署。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诏进宫议事，可他万没想到，刚一进宫，当即就被事先埋伏好的少年卫队擒拿，随后其主要成员党羽相继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做的巨大贡献，康熙还是网开一面，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没收家产并处以终身监禁；对鳌拜的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其中的部分人员，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的官职，后又将公爵还给了遏必隆，恢复了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部族。铲除鳌拜集团的政治较量，是康熙继位后，孝庄对他的一次关键性的指导和帮助。当时，康熙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政治斗争经验。如果没有这位皇祖母的指教和授计，他很难在亲政的第三年，就如此轻易的粉碎把持朝政多年，而且势力强大的鳌拜集团。另一方面，在与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和康熙，祖孙二人互相加深了了解，感情更为笃厚。孝庄的言传身教，使康熙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应有的宽阔胸襟与气度。孝庄指导康熙宽大处理鳌拜集团，既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戮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也是为大清王朝的长远统治着想。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扫除了清朝前进的绊脚石，康熙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他在“首推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崇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仅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政局便进一步稳定，也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更为广泛的拥护，经济也开始有了起色。但是，此时天下的形势并不是一片明朗。清朝虽然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仍然是危机四伏。包括北有罗刹国（俄国）不断侵扰，西有葛尔丹擅自称王，南有“三藩”离心离德，而东面还有台湾，孤岛自居。康熙知道，要想统一政令，“三藩”是最大的障碍。这时候，正好平南王尚可喜年迈，想回辽东老家，他上了一道奏折，要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却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的爵位。这样一来，触动了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他们想试探一下康熙对藩王的态度，便假惺惺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朝中许多大臣都认为，如果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吴三桂一定会起兵造反。然而年轻气盛的康熙，却果断下诏，同意吴、耿撤藩，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坐不住了。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底，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发动叛乱。首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接着，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也在京举事；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造反。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尚之信在广东起兵。与此同时，有些原已降清的明朝地方官员纷纷响应。叛军气势凶猛，很快便控制了南方的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孝庄和康熙再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早在此前，吴三桂等人的反叛之心就已经露出了端倪，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孝庄早就有所预感。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十二月，孝庄提醒康熙，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他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儒家经典，赏赐诸臣等。孝庄帮助康熙加强统治，进一步巩固了君臣关系。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孝庄和康熙都显得异常的镇静。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吴三桂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城。清廷仍然和以往一样，举行盛大的朝贺和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者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及与叛军决战决胜的信念，起到了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元1674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起兵叛乱，并迅速占据汉中、兴安之地，阻绝川陕栈道。康熙任命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急速赶赴陕西，总辖全省满汉大兵，以剿灭王辅臣。图海收复平凉后，王辅臣投降，清朝西北战场出现转机，叛军大为震动。尚之信、耿精忠看到形势对吴三桂不利，便也相继投降。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可由于另外两个藩王背叛了他，使他的力量大大削弱，处境十分孤立。战争进行了8年，吴三桂的形势始终没有好转。公元1678年三月，74岁的吴三桂在湖南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可是，就在这年秋天，吴三桂却暴病身亡，他死后，清军开始对吴军进行猛烈的进攻，步步为赢。最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藩见败局已定，服毒自杀，吴军彻底投降，至此，“三藩之乱”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国家各方面实力得到了增强。也为康熙后来收复台湾做了积极的准备。郑成功于公元1662年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他病逝后，一方面，在台湾的黄昭、萧拱辰等人，拥立郑成功的五弟郑袭代理招讨大将军。另一方面，郑经也在厦门宣布自己为嗣封世子，和郑袭等人抗衡，郑氏王朝从此一分为二。后来，郑经准备向清朝称臣纳贡，以保持“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可是，“三藩之乱”时，郑经受吴三桂煽动，在广东反叛，后被平定，于公元1680年暴病身亡。他死后，台湾岛局势混乱。此时，康熙已做好了收复台湾的准备。他果断地决定，武力收回台湾。朝中大臣虽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康熙力排众议，起用施琅为清军水师主将，同时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姚启圣在福建漳州特设会馆，实行安抚政策，给予从台湾返回家乡的郑氏官兵厚待。半年内，前来归降的郑氏官兵就有4万多人，这大大削弱了郑氏军队的实力。施琅是福建晋江人，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随明朝原总兵郑芝龙投降清朝。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后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成功部下中最为年少、善战的得力骁将。可是，施琅个性倔强，不小心触怒了郑成功。郑成功将施琅父子等三人全部逮捕关押。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都被郑成功所杀，幸亏有部下相救，施琅才得以逃脱。之后，施琅便又投降了清廷，立志要打败郑成功，以报家仇。早在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施琅就秘密上疏朝廷，主张武力收回台湾。那时康熙刚刚亲政，他诏施琅进京，施琅便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康熙听后十分赞赏。但由于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鳌拜集团手中，还是少年天子的康熙暂时无法实施施琅的计划。公元1681年，大权在握的康熙再次召见施琅。施琅向康熙细谈了如何训练水师，如何利用风向变化等具体方略。康熙当即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命令他操练水师，伺机夺取台湾。公元1683年六月，清军在施琅的率领下，开始向澎湖开进。双方交战7天7夜，施琅利用有利的西南风向，手舞红旗，采取“五点梅花阵”，即用多艘战船围攻一艘战船，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方式，与郑军展开厮杀。清军战舰阵势整齐，可分可合，作战英勇，一举攻克了澎湖列岛。郑军的大小战船被击毁近200余艘。被炮火射死，跳水溺死的郑军士兵多达12000多人，近5000名士兵和160多名将领相继投降。攻克澎湖后，施琅不杀岛上一兵一卒，使台湾民心归顺。同年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开城投降。康熙二十年（公元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驻兵一万人，筑城守戍。至此，宝岛台湾终于得以统一于清朝政府之下，而台湾的行政建制与内地完全统一。
辅政四大臣在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明末战乱后，终于在清顺治时期宣告结束。顺治皇帝就是皇太极的幼子爱新觉罗福临。话说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皇帝位。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被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之后，他便独揽朝纲，而幼小的福临只不过就是个摆设。公元1650年，即顺治七年，多尔衮在古北口外打猎之时，不慎坠马跌伤，四个月后，病情逐渐恶化，死于喀喇城（今河北省滦平县），年仅39岁。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由于他对多尔衮摄政时专断擅权心怀怨恨，加之被多尔衮长期压制的政敌也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顺治帝便借此机会，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下诏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顺治帝在位的时间并不长，仅17年的时间，在他24岁的时候，不幸患上了天花。这个病当时很难治愈，病死率极高，曾夺走了清朝很多皇子、公主的生命。顺治患上天花时，还很年轻，因此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立嗣的问题。然而，随着病情的突然恶化，必须要定立一个继承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四，顺治皇帝卧床不起，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此时，孝庄皇太后授意翰林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遗诏中册立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但玄烨此时年纪尚幼，因此，需要有重臣来辅佐朝政。那么选谁呢？清廷汲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给统治阶级带来混乱的教训，不复以亲贵辅政，以便于控制局面。于是朝廷任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位异姓勋戚功臣为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玄烨治理国家。其中，遏必隆和鳌拜都是皇太极的旧部，因为当年拥立顺治继位，而遭到多尔衮的打击。顺治亲政后，恢复了他们的官职，并委以重任。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的部下，多尔衮死后，他首先告发了多尔衮的谋逆之罪，立下大功，而后得到了顺治的信任。这四人都是三朝甚至四朝元老，在朝廷中的地位自然是无可争议的。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帝病逝，当时年仅8岁的玄烨继承大统。顺治帝死后，其母孝庄皇太后，成了清朝统治集团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她对这四位辅政大臣也极为信任，放手使用。因此，辅政大臣的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某些政见的不同，辅政大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渐膨胀。他联合遏必隆，扩张镶黄旗的实力，擅杀朝中于自己存有积怨的大臣，而且越来越专横跋扈。四位辅政大臣在辅政期间，自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但在处理满汉关系的问题上，却采取保守、倒退的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民，使汉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但满族大臣既缺乏治理的经验，又不能与汉人友好合作，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便使得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政大臣的信任，为非作歹。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鳌拜在索尼、遏必隆的支持下，将清朝入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矛盾。这三个辅政大臣还不顾康熙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的苏纳诲等大臣处死，由此造成了一大冤案。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遏必隆对他言听计从。鳌拜为了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开始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置他于死地。尽管康熙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人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最后，竟然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没收其家产。苏克萨哈被除掉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而且愈加的飞扬跋扈，欺君擅权。他的种种行径，已经构成了对皇权的极大威胁。至此，孝庄皇太后作出决断，并指点康熙，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档案No.74孝庄文皇后：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天命十年(1625年)嫁给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后，受封为永福宫庄妃。公元1637年生下了皇子福临。公元1643年，皇太极暴病身亡，为夺皇位，诸王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多尔衮权衡利弊后，推举福临继位，但他大权在握，时刻威胁皇权。孝庄于是争取到礼亲王代善的支持，后来又不惜与多尔衮联姻，虽使多尔衮拥有“皇父摄政王”的尊荣，但终于让他放弃了夺位的想法。孝庄一生经历清初三朝，正是由乱到治的关键历史时期。她全力辅佐几任皇帝，对调和清宫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稳定清初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世称之为“清代国母”。
88 国姓爷郑成功山海关一战，大顺农民军惨败。李自成无奈只得放弃北京，率大军分兵两路向山西撤退。途径保定、定州时又发生战斗，起义军是接连受挫。公元1655年，即顺治二年，李自成南下武昌，这时的农民军虽然拥有50万人马，但由于内部分裂，屡战屡败，导致士气低落，纪律松散，指挥混乱。最终，李自成率兵退至湖北通县九宫山下。就在李自成率领数十骑兵在九宫山观察地形之时，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于是，这位仅仅当了40多天大顺皇帝的闯王，就这样一命归西，撒手人寰。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李自成其实没有死，而是在兵败后，隐姓埋名在湖南石门夹山出家为僧，因为在当时的混战中，李自成的尸体并没有被找到。所以，他的死，至今都是历史上的一桩悬案。话说李自成死后，余部尚有30余万，先后在李过、李来亨等人的领导下，主动与南明抗清将领何腾蛟等人联合，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领导荆襄13家农民军，据守荆襄、巴东山区近20年之久，直至公元1664年才最终覆灭。清军进入北京后，一些满洲贵族安于故土，不愿意迁移，仍然想回沈阳去。而多尔衮不顾这些贵族的反对，定于公元1644年十月初一迁都北京，从而使清朝的统治中心从关外转移到了关内，以便占据中原，一统天下。清军入关后，一度强令汉人剃发，结果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不到一个月，清廷宣布，天下臣民照旧束发，还下令革除明末以来人民最通恨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这些措施虽然未能彻底实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安定了民心。清军入关时，满、蒙、汉军八旗兵力共18.6万人。进入北京后，除将八旗加以补充外，又增设绿营，又将明朝的降兵和各省改编的队伍整编，分驻各省及战略要地。这些措施，为消灭南明政权，建立全国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抗争中，南明政府在福州建立政权，当时的兵权掌握在郑芝龙手中。又过了一年，清军进攻福建，郑芝龙见大势已去，便投降清朝，南明的隆武政权就此灭亡。郑芝龙有个儿子，名叫郑成功，他其实本名叫郑森，生于福建南安，后来南明唐王隆武帝念其有功，赐国姓朱，更名成功，故又称郑国姓、国姓爷。而当时他只是个年仅22岁的青年将领，其父郑芝龙投降清朝之时，郑成功苦苦劝阻其父。后来，他见父亲执迷不悟，气愤之下，就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兵马，继续开展抗清活动。清朝政府知道郑成功是个人才，几次三番派人诱降，都被郑成功拒绝。郑成功的兵力渐渐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他与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17万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后来由于清军使诈，使他无功而返，最后只好退守厦门，当郑成功回到厦门时，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采用封锁战略，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40里，断绝对郑军的供应，企图困死郑成功。这样一来，郑成功只好将目标转移到处于海上的台湾。自古以来，台湾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可是在明朝末年，荷兰人趁着明朝社会动荡，霸占了台湾，郑成功少年时期就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有心收复。恰好在这时候，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并劝郑成功收复台湾，他说，台湾人民早就想反抗了，只要大军一到，一定能够把敌人赶走。何廷斌还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防全都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便更加信心十足。公元1661年，郑成功亲率2.5万名将士，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地从金门出发了。他们乘风破浪，跨过台湾海峡，这时候，有些兵士听闻西洋的大炮厉害，开始有点害怕。郑成功则鼓励将士说，荷兰人的红毛火炮没什么可怕，你们只要跟着我的船前进就是。荷兰侵略军听说郑军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慌，于是重兵布防，意图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郑成功却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偷袭鹿耳门，登上台湾岛。台湾人民听说郑军来到，成群结队前来迎接郑军。躲在城堡里的荷兰侵略军头目气急败坏，派了100多个兵士出来阻挡，结果很快就被击溃。侵略军又调动他们最大的军舰“赫克托”号，张牙舞爪地开了过来，阻止郑军的船只继续登岸。郑成功沉着地指挥他的60艘战船把“赫克托”号围住，然后一声令下，60多只战船一齐发炮。结果“赫克托”号瞬间燃烧起熊熊大火，把海面照得通红，不一会便沉没海底。荷兰军遭到惨败，龟缩于两座城里不敢应战，并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保证献上10万两白银。郑成功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领土，我们收回这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果还赖着不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在围困台湾8个月后，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投降。公元1662年初，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后，灰头土脸地撤离了台湾。郑成功也因为成功收复了领土台湾，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台湾收复后，郑成功在岛上建立了一府二县进行行政管理，并大力开发，实行屯田，奖励垦荒，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公元1662年五月，郑成功由于感冒风寒，不久便病逝于台湾，终年38岁。档案No.73南明政权：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后，退居到江淮以南的原明朝的亲王和官员们开始重建政权，包括有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韩王定武政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福王和桂王政权。以上统称南明政权，或南明小朝廷。他们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互相攻击，争权夺利，最终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都难逃败亡的结局。
明朝灭亡皇太极使用反间计，令多疑的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然而他并没有乘胜进攻北京，而是返回东北养精蓄锐，等待机会再次发动总攻。而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便再无人可以收拾。此时的大明王朝，天灾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腐朽的官吏们不但不想办法赈济灾民，反而变本加厉地征收租税，终于逼得百姓举旗造反。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农民起义军的声势愈加壮大。尤其在陕西，连年发生可怕的旱灾和蝗灾。老百姓先是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后，就剥吃树皮，树皮也吃完了，就去挖观音土来吃，最后难以排便，腹胀而死。幼儿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后来有人看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了。再后来，一些不甘愿饿死的人就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族，也被抢劫一空，最后都变成了饥民。在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张献忠和高迎祥势力最大，高迎祥善于骑射、膂lǚ力过人，自称“闯王”， 崇祯九年(1636年)，率军出汉中，谋攻西安。行至黑水峪，被明军生擒，后处以磔刑。后来，他的外甥李自成便继承了他闯王的名号。李自成，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少年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他英勇善战，勇猛有识略，继任闯王以后，攻城掠地，每遇顽抗，李自成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掉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崇祯帝则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起义军，一是讨伐，二是招降。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由于内部不和以及不断有人叛变，李自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尤其是陕西潼关一战，几万名义军士兵阵亡，队伍被打散了。李自成和仅剩的一小部分人马隐蔽在商雒luò山，并总结失败教训，以图东山再起。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河南灾荒严重。李自成再次率军攻入河南。河南当地的饥民为了活命，加入到起义军中，另外有一些失意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义军，如河南杞qǐ县举人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这些人都成为了李自成的谋士，他们的加入使李自成如虎添翼。紧接着，李自成率领义军很快攻克了宜阳、永宁、新安等县，进而围攻中原重镇洛阳。这期间，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几十天内，就招募了几十万人马。同时，起义军加强了军纪，不抢掠、不杀民、不占民房，部队所经过的地方秋毫无犯，深得人心。公元1642年，起义军攻占了襄阳，改名为“襄京”。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占领潼关后，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并且制定了军制，封赏有功之臣。之后，李自成开始部署进军北京的计划。公元1644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大军势如破竹，攻克昌平，逼近北京。明王朝在岌岌可危的情势下，两次下令各地勤王，但回应者寥寥无几。而同年三月初五，明廷决定放弃宁远，令总兵吴三桂率领20余万军民撤退。因受清军牵制，行动缓慢，每天只能走数十里。三月十六日，才撤到山海关。此时，北京已处于农民起义军的包围之下。北京是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中心，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明军京城守军名义上有6万人，实则大都是由皇亲贵族的家丁冒名领饷，缺额甚多，且毫无战斗力。农民起义军一到北京，城外三大阵营便首先投降。而北京城内的守备则非常薄弱，只剩下少量残兵和内侍数千人。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围攻九门，并发出檄文，正告明朝群臣不要顽抗，赶快投降。檄文射入城中，即刻在军民中引起反应。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率军攻破了内城。明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绝望之际，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至此，统治中原276年的朱明王朝，就此灭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称帝，随即在军政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稳定局势。如加强政权的组织，留用四品以下的明朝官吏；注意严格军纪，保护人民利益，惩处了一些淫掠之徒，执行免赋免役的政策，宣布“专为百姓，故起义兵”；清算贪官污吏，对大官僚大贵族严刑追赃。但是，李自成的命运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他手下的义军开始贪图享乐，生活日益腐化，军纪也渐渐涣散。而在明王朝灭亡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皇太极病逝于沈阳清宁宫，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因此发生了重大变故。皇太极死时，多尔衮正值年富力强的年纪，手下又掌握着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正白旗和镶白旗。可当时清朝的文武官员大多主张子承父业，想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多尔衮很聪明，为避免内部发生冲突，就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而是挑选出皇太极最年幼的儿子，6岁的福临，将他立为皇帝。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借故皇帝年幼，自己来当摄政王，从而独揽大权，统领群臣，福临继位后，建年号为顺治，所以历史上称他为顺治皇帝。在关内形势发生急速变化的时刻，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认为，明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在清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明军而是农民军。他建议清军抓紧时机，火速进关，直取北京。摄政王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议，率14万大军进关争夺天下。清军过辽河时，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于上月攻占北京，大明已亡。此时，多尔衮进退不决，征求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领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坚决主张攻打北京，表示清军与农民军大战必能大获全胜。多尔衮听后深受鼓舞，决定取道蒙古入关，攻打北京。而吴三桂得知京师陷落、帝后殉难之后，便调转马头返回山海关。此刻，他深感夹在农民军与清军之间，要保存个人已有利益，要么归顺农民军，要么就投靠清军，但他反复权衡利弊仍举棋不定。自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意识到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之向背，对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解决山海关问题，只有两种方案，一是武力夺取，彻底消灭吴部；二是招抚，避免流血战斗。以农民军入京后将领无心再战、士兵沉溺享乐来看，招抚为上策。于是李自成派人马劝降吴三桂，携犒银4万两黄金，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此时，总管京师兵马的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在北京被捕，李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降。吴三桂无奈，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但当吴三桂准备率部进京谒见李自成，行至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西沙河驿时，却突然调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对于吴三桂投降农民军又中途返回，一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大顺农民军入京后，被告追赃助饷的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但真相到底是什么，恐怕只有吴三桂他自己知道了。于是，在清军与农民军之战在所难免之际，发生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主动向清军“借兵”一事，最终导致清军联合吴三桂，与农民军在山海关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
凌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罚名，是在辽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共需要用3357刀，并且要在最后一刀，也就是第3357刀，要将罪犯刺死，才算凌迟成功。清朝以后，凌迟的刀数大致分为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几类。
85 魏忠贤擅权明熹宗朱由校在位7年，在他统治的7年间，让一个文盲当上了秉笔太监，使明朝的宦官专权达到了极致。这个宦官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魏忠贤是河间府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 魏忠贤经常和一群恶少赌博，有次，他赌博大输后感到很苦恼，便恨而挥刀自宫，后改名叫李进忠，因早与宫中太监熟识通融，谣传因此未净全身，仍有一粒睾丸。后来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魏忠贤被选入宫，隶属于太监孙暹xiān，靠巴结他进入了甲字库。后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专门负责才人的饮食供应，从而巴结上了魏朝。又后来，魏朝多次向王安称赞魏忠贤，王安也开始善待他。长孙的乳母叫客氏，一向私下服侍魏朝，这就是所谓的对食关系，到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结，于是客氏冷遇魏朝而喜爱魏忠贤，两人结成了很深的关系。熹宗朱由校，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客氏18岁便入宫，给朱由校做乳母 。19岁那年，丈夫去世，从此成了寡妇。朱由校从小便由她带大，甚至对她形成了极深的恋母情结，长大以后也离不开她。所以，当上皇帝后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暖昧关系的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从此，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便开始大权在握。相比于之前专权乱政的宦官王振、刘瑾等人来说，魏忠贤毫无文化修养，而且，品行也全无可称道之处。他之所以能擅权乱政，其主要原因就是明熹宗贪玩怠政，因此给魏忠贤提供了可乘之机。魏忠贤明白这个道理后，便挖空心思引诱熹宗纵情玩乐。熹宗虽对政务一窍不通，却生性灵巧，尤为精通木工制作和土木建筑，经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设曲廊雅室，近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致朝政大事全都交给魏忠贤处理。毫不夸张的说，明熹宗是一个被皇帝给耽误了的艺术家。掌握大权之后，魏忠贤十分嚣张，他指挥特务机构东厂，并掌控了锦衣卫，组织了一支上万人的宦官武装。而朝中的非东林党人，也都纷纷投靠、附庸于魏忠贤，成了他的死党。其中，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给魏忠贤出谋划策，史称“五虎”，武将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专门替魏忠贤屠杀异己，史称“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称为魏忠贤门下的“十狗”。拜魏忠贤为干爹的李鲁生、李蕃、石三畏等人，称为“十孩儿”。这些人尊称魏忠贤为“九千九百岁”，离万岁爷就差了一百岁，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朝廷内阁到六部，再到地方总督、巡抚，都遍插魏忠贤的党羽。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左都御史杨涟首先开始抨击魏忠贤，列举了他的24条大罪状，其中有专权、私自批答圣旨；罗织罪名残害忠良；给魏家亲属滥封官职；在皇宫里练兵；生活穷奢极欲等。接着，更多的东林党人开始对魏忠贤进行口诛笔伐。魏忠贤十分恼怒，他企图把政治上的反对派统统杀掉。大学士顾秉谦积极投靠魏忠贤，他偷偷开了个黑名单，送给魏忠贤。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兵部侍郎李邦华，以及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都被抓入镇抚司，遭受严刑拷打。杨涟身上压着沉重的麻袋，耳朵里钉进生锈的铁钉；左光斗全身被通红的烙铁慰烫，脸部都被烧焦、腐烂。不久，这些人有的被罢官、被充军，有的则惨死狱中。魏忠贤的权势已达到了顶点。此时的明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所谓内忧：阉党一统天下，朝政极度黑暗和腐败；而外患：就在左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两年后，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开始攻打明朝辽东的宁远城，大明王朝命悬一线。档案No.71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明神宗万历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东林院讲学，议论朝政，得到许多士大夫们的支持，被称为“东林党”。他们反对矿监、盐监的掠夺，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遭到在朝权贵的打击。明熹宗时期，魏忠贤专权，在万历朝被东林党罢了官的人，纷纷投靠魏忠贤，企图东山再起，把东林党打压下去。好在这时大学士叶向高、韩正辅佐朝政，其他著名东林人士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都任要职，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都是谏官，由于他们坚持正论，致使魏忠贤及其党羽一时间未能得逞。
后金建立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摆脱了张居正、冯保等人的束缚和控制，渐渐的开始怠于政事。他不亲自郊祭天地，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并且不上朝接见大臣，甚至对百官的奏章也不作批示，不参加经筵讲席。每天都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起兵造反，他先统一了建州三卫，而后又夺取了长白山三部的统治权，进而逐渐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早在北宋时期，女真完颜等部就建立了金朝，从东北进入黄河流域，但另一些仍留居东北。明朝初年，这些留居东北的部落分为海西、建州、东海三大部。三部中，东海部仍处于氏族社会，以射猎为生，逐水草而居；建州和海西两部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以畜牧业与农耕为主。女真建州部，明朝时期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流域一带。在永乐年间，他们被居住在长白山东北的东海部所迫，开始逐步南迁。定居于今天的辽宁新宾县一带。此后，女真建州部开始加强了同汉、蒙、朝鲜等族的贸易往来，并学习汉族的农业生产和炼铁技术，改进了农牧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明王朝统一中国后，在东北设官置治，建卫设防。洪武四年，朱元璋在辽阳设立定辽都卫，4年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年间，设置了建州三卫，分别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采取一种自治的统治形式，封部落的酋长为卫所的指挥使，管理地方事务。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是最早被封为建州左卫的指挥使。公元1559年，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的赫图阿拉城（今中国辽宁省新宾县），努尔哈赤降生，他的父亲塔克世，当时是建州左卫指挥。公元1583年二月，因建州女真诸部中的阿台部屡次侵犯明廷边境，明辽东总兵李成粱率兵攻打阿台驻地古勒寨（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北古楼村）。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听说古勒寨被围，觉昌安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赶来，本想劝阿台投降，但是明军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用计骗开寨门，冲了进来，混战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都被误杀。努尔哈赤听到这个噩耗，悲痛欲绝，便去责问明朝的边吏，为了安抚努尔哈赤，明朝派遣使者向他谢罪，送回了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的尸体，还赏赐蟒缎、银两，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并赐龙虎将军的封号。此时的努尔哈赤，力量单薄，无法与明军抗衡，就率领近百人去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战败，弃城逃跑。努尔哈赤声威大震，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国。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不承认与明朝的附属关系，起兵反明。此后，后金便与明朝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征战。档案No.70 “七大恨”："七大恨"为明末后金政权君主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一）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二）明朝偏袒叶赫、哈达女真，欺压建州女真；（三）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其所杀的越境人命；（四）明朝在建州与叶赫的部族争战中出兵帮助叶赫；（五）明朝支持叶赫部背弃盟誓，将已许嫁努尔哈赤的女儿转嫁蒙古；（六）明朝驱逐居住在边境的建州百姓，毁坏其房屋田地；（七）明派遣官员赴建州作威作福。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
首辅张居正“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走向了衰落。到了嘉靖时期，由于世宗痴迷道教，加上严嵩专权，使明朝的吏治更加腐败，导致政局混乱，财政拮据。嘉靖帝明世宗死后，三子朱载垕[hòu]继位，就是明穆宗。穆宗过度纵情于声色，掏空了身子，在位仅6年便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小太子，由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个顾命大臣和司礼监太监冯保辅佐。这个小太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为首辅大臣。但是，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而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几次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想让冯保做掌印太监。小皇帝朱翊钧继位不久，冯保就和太后联合起来，罢了高拱的官，而让张居正接任了内阁首辅。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明朝嘉靖中期，张居正考取进士，并于公元1567年进入内阁，他目睹了世宗和穆宗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吏治腐败。因此，掌握大权的张居正决心实行改革。而改革首先就要从整顿吏治开始。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让吏部、兵部将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格都写在屏风上，严格考核他们的政绩、功过，作为去留的依据。通过逐级考核，张居正裁撤了一批无能的官员，奖励了一批贤能的官员。他所选用的戚继光、谭纶、李成粱等人，都对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改善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张居正主张取财有制、用财有节，他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并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将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而为一，针对土地多少折合银两征收。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一条鞭法”实行十分有效，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好处。老百姓都喜欢这项法令，而国家收入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增加，粮食也堆满了仓库。在军事方面，张居正积极整饬chì边防。他支持戚继光整顿蕲qí州防务，并起用名将李成粱防守辽东，蒙古的小王子虽然多次率军来犯，都因为戚继光和李成粱的坚固防守而未能得逞。张居正还主张，农业和商业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反对在财政困难时依靠重征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他认为只有减轻赋税才更利于农商的发展。但是，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贵族、乡绅地主阶层的利益。同时，在张居正的改革中，万历皇帝朱翊钧也一天天长大，他逐渐感觉到张居正有些功高震主，令他不安。张居正当首辅十年，手握大权，而在万历的心里这正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也是帝王的逻辑。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亲政，于是，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下令取消“一条鞭法”。之前被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冤。同时，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并霸占王府。所谓墙倒众人推，万历皇帝决定，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名，下诏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长子自缢身亡，次子和几个孙儿被发配充军。还有一些家属在抄家时，被锁在室内活活饿死。而后，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也随之灰飞烟灭。档案No.69明代内阁：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废除了丞相。而“内阁”的真正建立是在明成祖的时候。明成祖即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于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始称为“内阁”。永乐中期以后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权朝政20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他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