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志向用功夫做学问，就好比种树。开始发芽时没有树干，长出树干时没有树枝，长了树枝后才长叶子，叶子长好后才开花，最后结果。种上树根的时候，不要事先想着生枝、长叶、开花、结果，只管培土灌溉。因为空想也是无益。只要不忘尽心培土灌溉，怎怕没有枝、叶、花、果?
前面三人的志向都带着点主观的揣测、武断而又绝对，带有这样的倾向，便会偏执于一方面，能做这件事未必能做那件。曾皙的志向没有此种倾向，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条件下行事，身处夷狄，就做夷狄能做的事;身处患难，就做患难中能做的事，无论在哪儿都能依据情势，恰然自得了
只有去人欲存天理，方能算功夫。不管是宁静时还是行动时，时时都相着去人欲存天理。
对于做官，我没有自信。’孔子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子路让子羔在费地担任地方官员，孔子说:陷害别人的孩子。曾点对孔子讲自己的志向，孔子表示赞许。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心意。
惟一’是要让大米纯然洁白，但是如果稻谷不经过舂簸筛检等，大米就不可能纯然洁白。春簸筛拣好比是“惟精’的功夫，其目的是让大米洁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也皆是“惟精’而求得“惟一’罢了
树木的栽种灌溉，都是届于·下学’，至于树木的生长休息、树枝繁茂，就是“上达’，不会被人力干预。所以凡是那些能够用功学到、用言语告知的，都只是“下学’，“上达’只存在于“下学当中。凡是圣人谈到的虽然极其精微，但也只是“下学’而已。学者只需在“下学'的功夫里用功，自然而然就能到达到“上达’的功夫，而不必要在别的地方去寻“上达’的功夫。
尧、舜二帝已经十分圣明了，但在尧舜之上，善还远没有穷尽;恶人最多做到桀纣了，但在桀纣之下，还有无穷无尽的恶。而且即使桀纣还未死,残恶在他们这儿就到了尽头了吗?
圣人的心像是一面明镜，只需它十分明亮，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反映的，能够随着感触而应付自如。镜子里不会有先前所照见的东西存留，也不可能有没有照过的东西事先出现在镜子上。如果后人是这样认为的，那就与圣人的学说大不相同了。
人心和天理是一体的，圣贤写在书上，就像给人画像，不过把一个基本的轮廓展示出来，使人可以据此寻到画像的本人;至于人的精神气质、育谈举止，确实不能全然表现出来。
好比一丈方圆的地里种着一棵大树，滋润的雨露，肥力的土壤，只能养着这棵树根。若在四周种上些优良的种子，大树的树叶会把其遮挡住，下面还会被树根盘结，它们怎么能够长活呢?所以必须将这棵树连根拔起，这个地方才能够再种植优良的种子。
同朋友相交，一定要相互谦让，就会获得好处;而相互攀比，互争高低则只会受损
立志就是时刻不忘存天理。能够不把存天理忘记了，久而久之心自然就会凝聚天理，就像道家所说的“结圣胎’。存天理的念想时常记挂在心里，逐步达到精美、宏大、神圣的境界，就是不断保存这一意念并发扬开来的结果。
好色就一心全在好色上，喜欢财物就一味去追求财物，难道这也可以算作专一吗?这只是追逐物欲，而并非专一。“主一’是指对于天理圣道的专心。
先生所说的“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
先生又说:“《五经》也是史。明辨善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史书的作用。善行可以供后世效法，因此特意保存具体而又典型的善事。而用来训诫的恶事，则保留可以警戒世人的部分而略去具体的恶行，以此杜绝后世模仿。”
先生又说:“后世不能再恢复唐尧、虞舜以前的治世了，因此可以删略。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治理方法，后世不能纯然效法，也可以删略。只有三代的治国方法是效法推行的，但是后世人们研究三代，并没有弄清楚其本质，而仅仅是探讨一些细枝未节，所以三代之治也不能恢复了!”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遇到过史书里有疑点的地方。 孟子说:“全然相信《尚书》，倒不如没有《尚书》。《武成》这篇文章里我只取两三节罢了。’孔子删改《尚书》，即使是尧、舜、夏朝四五百年的历史，也存留不过仅有的几篇。难道再没有一件事可写了吗?但他就阐述了仅有的这几篇，圣人的用意显而易见了。实际上圣人是要去繁就简，但是后世儒生却硬要往里添加繁文。”
虽然我不知道王通当初仿作经书的本意何在，但我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做法是有可取之处的。我想即使圣人复活，是不会阻止他的。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已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道心’是指没有染上私心杂念的心，被私欲限制了的便称之为人心。同样，如果人心能够去除私欲也可成为道心，道心失去了纯正便变成了人心，原本就并不是说有两个心。程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这句话看似把人心和道心分开成两个，但实际上是把二者当作一体。而朱熹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这样就把心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并存的概念了。“天理’、“人欲’根本上是不可能并存的，又怎会有“天理’为主，“人欲’服从“天理’的道理呢?”
表现在身陷患难夷狄时，就在患难夷狄的处境中学习存养天理。至于是行动还是静止、说话还是沉默，随时随地都不能忘了存养天理，无不如此。这就是“博学之于文’，在文’中求“博’，也就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就是“惟精’，就是要在万事万物上广泛地学习存养天理，而目的就是求得至精至纯。“约礼’就是“惟一’，就是用礼来约束人与天理的统一，而天理只有一个。
心自然会感知，因为知是心的本体。见到父亲自然而然会有孝敬之心，见到兄长也自然知道尊敬，见到小孩落井恻隐之心会自然产生。这就是良知，全凭本心，不需要从心外的东西求得。如果良知出现，也没有私心杂念阻碍，就会像孟子所说的·充分发挥恻隐之心，那么仁爱的感情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一般人都会有私心阻碍，所以就需要用“致知’、“格物’的功夫，克服私心、恢复天理。心体的良知再没有什么障碍，充满心田，就会自如地发挥，充分地发扬流传，这就是“致知’。良知得到了，思想也就能够真诚专一
今人非要将知行分开，以为必须要先认识才能实践。自己先去讨论如何做到知，等到真正知了才去做行的功夫，最后终身无法实践，也终身一无所知。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再是一个小毛病。现在我提出知行合一，就是对症下药而且这并非我凭空杜撰，知行的本体原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的宗旨掌握了，即使将知行分开说，两者仍然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如果没领会知行合一的宗旨，即便说二者是一回事，那又何济于事呢?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而已。”
先生说:“如果只是防寒降暑、奉养适宜的问题，一两天就可以学习完，根本无需什么学问思辨的功夫。在这些问题上，只要讲求自己的心达到至纯天理的境界。要做到自己的心至纯天理，就必须有学问思辨的功夫了，否则将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即便是圣人，仍要有“精一’的规范。
先生说:“心就是理，难道天下有什么事物和道理是在人心之外的吗?”徐爱说:“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辅佐君王的忠心，结交朋友的诚信，治理百姓的仁义等等，这当中有很多的道理存在，恐怕也不能不去考察的。”先生慨叹说:“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因为此种说法蒙蔽人们很长时间了。姑且就你问的这些来说，侍奉父亲，不能从你父亲身上找个孝的理;辅助君王.不能从君主身上找个忠的理;结交朋友、治理百姓，也不能从朋友或者百姓的身体上探寻到信和仁的道理。
先生说:“要在具体的万事万物上寻求至善，就是把“义’当作是外在的东西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需“明明德’达到了精一的程度，那便是至善了。显然这并没有脱离客观事物。那种像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说的穷尽天理，而心中没有丝毫私欲的人，就能够达到这种至善的境界。”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意思是自新之民，自我更新，与“在新民’中的新’含义不尽相同，怎么能用这作为依据呢?作’和“亲’相对应，但不是“亲的意思。下面所讲的“治国’、“平天下’等地方，都没有对新’字发表阐述。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等，这些都有“亲’的意思。
正如《中庸》中所说的，后世出现的圣人也不会怀疑它的正确。先生的睿智与生俱来，并且他为人和蔼、坦荡、平易近人、不修边幅。人们只知道先生年轻时豪迈不羁，曾经热衷于诗词文章的修习，受过佛、道两家学说的熏陶，乍一听到他的学说，都把它视为标新立异、荒诞不经的言论，不再深加探究。孰知先生在贬居贵州的三年当中，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环境，修身静虑，精纯的功夫已经超凡人圣，进入了绝妙的境界，归人中正之旨。
一切的生活点滴，活得有意义，从而更加笃定人生需要憧憬，更需要眼下的所为。王阳明虽有超越生死的观点，但是对于生命他一直都很珍惜。在他看来，评判生死要从生死价值的角度出发，死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活得有意义。人们常说“这是在数着日子过喽”、“现如今只有吃喝等死了”....··说这种话的人为什么不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做呢?殊不知，真正对有意义的事投入热情的人，是不会在意时间的流逝的。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但愿每一次回忆时，我们的内心都不会感到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