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民性”这个词儿。 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礼貌、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蛮夷。那个时候，不是别人妖魔化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妖魔化别人。
以前的版本没有专业录音设备。特此重录。
在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心态是“急切”。鸦片战争中，中国这个人类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难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个中国精英都不服气。他们寻找着种种“速成”的复兴方法，他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鲤鱼打挺的方式，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雪耻。
胡适和鲁迅的两种不同主张，决定了中国国民性改造的两条不同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通过制度“渐进改良”之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思想改造”之路。
“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有人卖票，说明民选这一票还有用。比起这张票一文不值，毕竟还是进步。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中国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 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败的原因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六国之中率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秦始皇又凭借他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把这一制度推向全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西周封建宗法制社会比起来，秦王朝具有以下特点：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约一百年，就由商鞅变法奠定了。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认识到理性能够突破人的狭隘和愚昧，认识到反思能够促使人修正错误，不断向完美前进，这正是西方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荀子就坚决建议，君主必须享有各种特殊的物质享受。
人们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发明者。而事实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
即使登上秦国王位的是一位荒淫无道之君，把秦国列祖列宗的基业败坏殆尽，使秦国由盛转衰，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不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因为每个国家全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一统天下，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只不过可能会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崇尚一元化与多元化，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
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却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春秋战国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哲人智者们如此失望呢？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夸大了。
其实，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统一中国，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下陷的开始。
通过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血缘纽带、祖先崇拜和专制精神是人类早期社会共同的特征，从欧洲到亚洲都是如此。不过，欧洲在氏族制度解体时，就已经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于与人类建立了契约的上帝这个新的精神支柱，而中国却一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与如今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落后部落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意识形态上，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没能进入到“一神崇拜”阶段；在经济形式上，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没能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在社会结构上，停留在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一盘散沙阶段，没能进入到社会分化和有效自我组织阶段；在人的素质上，停留在没有充分自我实现的“类人孩”阶段，没能达到有着充分自我意识的现代人阶段；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停留在直观思维、直线思维阶段，没能进入抽象思维、实证主义思维阶段，无法创造理论体系；在世界观上，我们这个民族停留在实用主义阶段，一切为了现世，一切为了生存，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论思维、自由探索精神、扩张冒险精神。
早在三千年前，希腊人和中国人已经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种群，在社会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两大文明以后相反的历史流向。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需要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家长制的本质是“不平等”，它管理的窍门是破坏人群的平等关系，区分出人的长幼尊卑，以此来建立秩序。在两性之间，它明确男大于女；在两代之间，它明确长辈大于晚辈；在同辈之间，它也强行规定，兄长大于弟弟，后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前者。父权家长制不能容忍“平等”。家长制思维认为，平等是秩序的最大威胁。当家长制权力结构高度成熟时，“孝顺”理念就被创造出来了。
集体大于个人，集体重于个人，集体先于个人的观念被不断培养壮大，最终导致了个人的彻底消亡。在宗族社会内，个人的权利、义务、命运，都由自己全族的命运所决定，个人隐没于全族之内，无独立的人格、人权可言。
中国的王和西方的王的区别
人类社会中的专制基因，就如同人体内的癌细胞。癌细胞的生命力比普通细胞要强几十倍。它的意志不可阻挡，一旦在人体内形成气候，就会疯狂地自我复制，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阻碍，不完成对生命的完全控制，不把生命彻底破坏就决不罢休。专制基因也是这样，它一旦在人类社会起源，就会顽强地向周围渗透，试图把专制精神扩散到整个人类社会。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一方面使希腊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同时期，人口压力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崎岖的山路也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
自从“父亲”诞生后，中国和希腊就开始正式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在中国，父权呈现压倒性优势，它不断扩张，从父亲、祖父演变成族长、酋长直至国王。血缘群体也不断扩大，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酋邦，直至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