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潘玉良的一幅作品叫做《采花女》，是1953年她在巴黎创作的。一位身穿白色旗袍的女子，盘起头发，在花丛中跳着舞，手里拿着一束白色鲜花。 旗袍包裹着她的身体，形成一个大大的s形。脚上穿一双西式罗马系带凉鞋。中式旗袍，穿起来固然端庄，但终究会觉得拘束，只能小步慢走，袅袅婷婷，可一双舒适的鞋子，却让她有了更多的自由度。中式旗袍搭配西式凉鞋，尽管有着身体不得已的限制，她仍然可以在花丛间翩翩起舞。 1977年，潘玉良在巴黎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临终前，她交代友人说希望自己能穿着旗袍下葬，并将剩下的所有作品运回国内，目前，潘玉良大部分画作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不知道，她为自己选择的最后一件旗袍的颜色，是不是白色。她用别人的姓氏，活了自己精彩的一生。她留下来的作品，都是艺术史上重要的财富。
50年代之后，赵无极的绘画带着明显中国风的元素，以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迅速融入了当时最流行的艺术潮流。当他在海外有了地位和声誉之后，又带着国际化的姿态回归亚洲市场，并且在创作后期，又重新找回了中国绘画的精髓。从商业上说，赵无极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的艺术家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位。可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他经历了太多痛苦和波折，这些痛苦和受伤的情绪，被他一一画在了画布上。
说起吴冠中的画，大家最深的印象，或许是他用黑白的油彩，画出了清新淡雅的江南水乡。 从年轻时沉迷于马蒂斯野兽派明亮鲜艳的色彩，到后来甘愿退回到黑白灰交错的极简世界，这期间，吴冠中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程。
在这个艺术留学天团中，常书鸿是我最后一个知道的人，也是我最为敬佩的一个。他的经历告诉我们，都市的繁华，生活的安逸，在真正的热爱面前都可以舍弃。无论在多么偏远、荒芜、艰苦的地方，心中的热爱都足以照亮生命。
从16岁和别人一起在上海开办美术学校开始，刘海粟就一直是个话题人物，包括他和徐悲鸿多年的恩怨，还有因为使用裸体模特在社会上引发的种种争议。他本人有点像一个漩涡中心，当事人曾经或许都剑拔弩张过，但当我们隔着这么长的岁月看过去，一切也不过是云淡风轻的趣事罢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非常喜欢林风眠这个名字，风吹过森林，安静的睡着了。这是一个有着美好意境的名字。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林风眠原名叫林凤鸣，20岁那年，他在巴黎时，和好几个同学一起，把各自在他们看来俗气的名字换掉，将“凤鸣”二字，改为了“风眠”。我最喜欢的林风眠的作品是归雁系列，有芦荡飞雁，有荷塘过雁，那些飞过芦苇荡，飞过荷花池的雁群排成一行，几乎每一幅画面中，它们都是在逆风飞行。年幼的那张彩票似乎用掉了林风眠所有的运气，他后来的人生，也是一场逆风而行的辛苦旅程。
张大千把这位四川老乡称作“东方马蒂斯”，因为他们对色彩和线条的运用有些许共同点，还有人把他叫做“中国的莫迪里阿尼”，因为二者在人物绘画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这些称呼，远远无法定义常玉。常玉曾经在纽约的室友，后来成为知名摄影师的瑞士人弗兰克说，在常玉身上，他能感受到一种特殊而独有的智慧，并学到了以一种宏观的态度来了解世事。台湾苏富比的前董事衣淑凡女士，是上世纪80年代将无人知晓的常玉推向亚洲收藏市场的第一人，她评价常玉的风格是文人西化，用西方的油彩技法创造出了中国文人画的精神表达。
回看常玉的一生。他曾经是典型的阔少爷，爱巴黎的风花雪月，浪漫自由。结果却落得千金散尽，生活举步维艰。张大千把这位四川老乡称作“东方马蒂斯”。常玉曾经在纽约的室友，后来成为知名摄影师的瑞士人弗兰克说，在常玉身上，他能感受到一种特殊而独有的智慧，并学到了以一种宏观的态度来了解世事。台湾苏富比的前董事衣淑凡女士，是上世纪80年代将无人知晓的常玉推向亚洲收藏市场的第一人，她评价常玉的风格是文人西化，用西方的油彩技法创造出了中国文人画的精神表达。 1966年，常玉在自己的公寓里去世，他的墓碑位于巴黎北郊，上面醒目的刻着他的中文名字。一个来自中国的画家，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四十年之后，永远的留在了那里。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天团里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徐悲鸿。徐悲鸿本名徐寿康。寿康，一个听起来非常吉祥如意的名字，却被他在成年之后改为“悲鸿”两个字，意为悲伤的鸿雁。做一只鸿雁，终究是要远走高飞的，但在徐悲鸿那颗向往远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悲伤的底色，这个悲伤究竟是什么？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吧。在传统观念里，学艺术的孩子家境都相对优越，但徐悲鸿不是。他出身贫穷，母亲去世的早，为了讨生活，他从小和父亲远走他乡，吃了不少苦。但父亲徐达章喜欢画画，徐悲鸿也算自幼耳濡目染。多年之后，心中怀揣的鸿雁之志最终让他走出家乡宜兴那个小镇，来到上海。
李叔同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学霸的基本素质。8岁时读四书五经，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被称为“神童”。连枯燥的八股文也能被他写的文采斐然。东京美术学校现在已改名为东京艺术大学，那里仍保存着李叔同的毕业成绩单，上面明确记录着他是当年西洋画专业四名毕业生中成绩最好的一位。学成回国后，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美术和音乐教师。据说，学校按照他的要求建造了图画教室，屋里挂着落地窗帘，摆放着几十个从日本买来的的石膏模型。李叔同是中国第一位教学生对着石膏模型画素描的老师。他基本上是一个全能美术老师，从素描、油画、水彩、到写生和西洋美术史，全都能教。他的一生，的确创造了很多第一。
作为一名优秀的艺术经纪人，蔡元培首先有资源，多年的海外游学经历，让他对西方艺术有了很多了解，他可以想办法让中国热爱艺术的年轻人，有更丰富的经历，更广阔的见识，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通过吸收、借鉴去升华中国的现代艺术。其次，他有能力和格局，从教育总长到北大校长，他通过一次次的教育实践来践行自己的美育理念，用兼容包并的教育主张去影响下一代。第三点，他还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分别担任过上海艺专校长、杭州艺专校长、北平艺专校长，全中国美术学校前三甲的掌门人，可都是同一个经纪人慧眼识珠千挑万选出来的。可以说，蔡元培凭借一己之力，将那些热爱绘画，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带到了中国现代艺术的舞台中央，在他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现代艺术群星璀璨，分外妖娆。开放包容的办学思想，知人善任的优秀品质，让这位“永远的北大校长“被无数中国人所铭记。
一百年前世纪交替充满动荡的年代。中国艺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自我发展，自我成就之后，开始看向西方。许许多多热爱绘画的中国年轻人一样，跨越千山万水，去寻找，探索一个关于艺术的崭新天地。他们怀着梦想走出国门，最终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归了中国绘画的精神。但正是一百年前艺术的交融和相互启发，中国绘画才有了全新的面貌。相比一战之后那批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年轻作家群体，著名美国亚洲史学者玛丽莲列文Marilyn A. Levine曾经将20世纪初探索西方文化的中国年轻人称为“发现的一代”。他们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发现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发现着不一样的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