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的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本来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但是在尼赫鲁继续担任总理的期间，这种变动反而使政府更加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根据十一月宣布的紧急状态法令，中央政府对各邦和个人都拥有无上的权力；因此人们曾期望政府能以坚强的行政手段指导因边境战争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潮，从而使印度可以从此阔步前进。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既然并不存在战争，战争的努力很快就冷下来了。在边境战争之前，当尼赫鲁还处于全盛的时候，可以说印度有了一个不愿建立独裁制度的独裁者；但在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刻，印度有了独裁制度，却又没有一个独裁者。 只有在国防方面，印度政府表现得果断坚决。多年来军费拨款都受到很大限制，但现在印度三军，特别是陆军，几乎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在以后的两年里，印度的国防开支增加了一倍以上。陆军成立了六个新的步兵师，编制和武器都按照山区作战的要求，过时的装备换上了新近获得的美英装备。虽然大部分费用出自军事援助项下，但是国防开支的骤然增加必然会打乱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五十年代后期，印度发展经济已开始感到十分吃力，到了六十年代，就更加一蹶不振。毫无疑问，重整军备并在北部边境发展和维持强大的防卫态势的重担，起码构成了导致国内计划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军事上的溃败使陆军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是翻了一个身。文职官员再也不能干涉陆军的内部事务了。从今以后应该乖乖地听话的是那批政客，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对军人摆架子，发号施令了。政客们对军人们发动政变的可能感到忧心忡忡。尼赫鲁在十二月致罗素的信中提到“军人意识在印度的蔓延和军人权力增长的危险”。印度政府还拟出了防止军人夺权的方案。比·齐·帕特奈克除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外，又奉命制定应付政变的计划，并由情报局长马立克充当他的副手。高级军官受到了监视，他们的谈话被窃听，据一名同这些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员说，甚至对来访的英帝国参谋总长理查德·赫尔将军的谈话也同样地进行了窃听。中央后备警察的几个特务营也部署在首都附近。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在一旦发生政变时，在陆军还未来得及劫持尼赫鲁之前，迅速地把他送到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个安全地点隐藏起来。其实这些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军人们十分安心于进行他们份内的工作，他们对将要进行的重新装备和扩编队伍的巨大任务尤其感到高兴。虽然如此，恐惧仍是实情，而且始终存在，这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逝世的那一天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天，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增调了几千军队进入首都，以加强送葬队伍所经过的道路和火葬场的警戒。这就使马立克怀疑政变终于就要发动，政府也加强了监视。在葬礼后，乔杜里中暑躺倒，这才使文官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国防部部长恰范要求乔杜里对那次调动军队作出解释，乔杜里激愤地指出：根据他参加甘地葬礼的经验，他有充分理由认为可能需要增派部队以免人群拥挤、秩序紊乱。象过去一样，这不但是一场虚惊，而且愚蠢可笑。有人说这同马立克对乔杜里的私怨有关，因为乔杜里曾批评情报局对一九六二年战败负有责任；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用一般的政治术语来说，作为边境战争的后果，印度政局明显地向右转。但说得更确切一点，印度左翼作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暴露了它固有的肤浅和软弱性。边界争端加速了印度共产党原有的分化，而边境战争又使分化扩大为公开分裂。当时控制印共领导机关的右翼分子宣布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战争努力，并号召要“团结一致地支持”尼赫鲁，要“加强他的地位并执行他的命令”。
人们大体上都接受了官方对这次溃败所作的解释，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是归咎于印度政府或军方领导。官方暗示说，中国部队之所以能够取胜是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而且往往不顾伤亡进行突然袭击。官方还大肆渲染印军所面临的气候上和后勤供应上的困难，而很少有人追究印军既然没有准备，为什么还让他们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同中国军队交战。政府指示陆军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失败进行调查，但是调查人员亨德森·布鲁克斯少将和巴加特准将两人却奉命不要去追究在这次溃败中的个人责任。国防部长恰范后来在议会里说，调查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那些与这次战役有关或参加了这次战役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此外，还不准他们向参谋局和陆军总部其他部门的军官进行查问，不准查阅陆军总部的档案。塔帕尔将军拒绝向调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但表示愿意在调查报告完成后，写上自己的批语——他的继任者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制度的。考尔递交了两份很长的声明。陆军总部的一些军官，特别是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向新任的陆军参谋长提供了几份报告，但是那些报告没有送给布鲁克斯。就连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从中国被遣送回国后所提出的报告，也没送到布鲁克斯手里——当时，调查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可见，布鲁克斯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能掌握全部情况，也未能对文官领导与陆军总部之间一些带关键性的交涉进行调查。然而，上级决定总要影响到下属部队单位，因此可以在事后产生的影响中去追溯当时上级所作的决定。所以，布鲁克斯的报告中就提到了灾难的根源在于“更高级的作战指挥”，也在于自一九六一年中以来某些高级军官没有能够抵制他们明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是不切合军事实际的政策。报告详细地回顾了东北边境特区战斗的过程；报告虽然没有公开指责考尔、森和塔帕尔等人，但还是点明了他们对于溃败所负的责任。这份报告的内容当然只能给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名声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印度政府就把这份报告当作绝密文件存档了事。恰范说，“我们不应该讲，或者做那些助长敌人气焰，而挫伤自己锐气的事情”，所以他仅就这份报告向议会作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很温和地提到，陆军的上级机关对若干本应由前线军官来决定的战术问题进行了某些干预。某些旅以上的指挥官的确存在着某些“缺点”。关于克节朗河到邦迪拉的“一系列挫折”，恰范所作的解释是：“那些战斗是在我们最遥远的边境上，而且在陆军所从未到过的高原上进行的。那些地方在地理上对我军完全不利，而对敌人则十分有利。”他用这样的说法来安慰大家：“初期的这种挫折是战争发展的常态，关键的是谁能赢得最后的战役。”布鲁克斯的报告本身一点也没有粉饰失败，但这份报告经过政府这么一番剪裁，遂被用来粉饰失败，反对派对之也无可奈何。不管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是由于什么样的错误指挥或疏忽所造成。大家都很清楚：国防部和陆军毕竟已换上了新的领导班子，陆军的大规模改组、扩充和重新装备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因此，国大党准备既往不咎。看来，除非有朝一日非国大党的政府在新德里上台，否则布鲁克斯的报告是不会公布的。尼赫鲁没有作出打算要辞职的姿态。他和他的政府就这样地勉强地度过了危机，表面上还同过去一样。要是别的民主国家的内阁遭到这样的灾难，老早就垮台了，从表面看，甚至尼赫鲁个人的地位也没有太大的降低，人们普遍觉得国家仍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感觉压住了对领导人的批评。 [ 注：国大党企图用紧急状态压制这类批评。国大党发出的一个通告中提到反对党“正在利用紧急状态向国大党脸上抹黑”，“甚至连总理也遭到攻击”。它号召应对此采取有力的反措施，并提出“应强调谁批评[尼赫鲁]，谁就是卖国贼。” ] 但事实上，尼赫鲁过去对议会和国大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地位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八个月中，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国大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在它就梅农问题上责难尼赫鲁、迫使梅农辞职，并且不理睬尼赫鲁暗示他也想辞职的时候，就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从那时以后，往日只要尼赫鲁一提到他想暂时下野就能使国大党惊慌失措的那种状况，也永远结束了。
以邓肯·桑兹为首的英国代表团与哈里曼代表团同时来到印度，他们两者为以后三年对印度提供大量军援奠定了基础。不久，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拿骚会谈，对此达成了协议。 [ 注：根据拿骚协议，美英两国平均分摊价值一亿到一亿二千万美元的轻武器、军械和子弹的费用。 ] 美国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训印度人不要胃口太大，哈里曼对他们说，“美国愿意援助印度，但印度对现代防务的昂贵和复杂性应有现实的理解。” 一九六三年更晚些时候，英美远程战斗机开到印度，使用印度空中基地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演习。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尼赫鲁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干涉的方式，因此政府感到对这种为了迅速建立“空中保护伞”而进行的演习难以作出解释。他们说举行这次演习只不过是为了训练印度技术人员，否认“[英美政府]承担了在印度一旦遭到攻击时进行任何援助的义务”。他们还强调指出，苏联也正在帮助印度建立国防力量。 尼赫鲁在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时曾一再指出，在这方面依赖别国政府，势必削弱印度的独立。尼赫鲁与哈里曼的第一次会见，一定会使他痛切地体会到这个真理。据哈里曼的一位同事讲，哈里曼用极其文雅的方式“暗示印度需要解决克什米尔的争端，并采取同巴基斯坦进行联防的措施。”但是，他的这种文雅的手法很快就收起不用了，哈里曼和桑兹一道转而大力利用军援的许诺压印度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这意味着印度起码要让出相当一部分的克什米尔盆地来进行妥协，这是印度根本不会同意的。英美对印度的“不惜任何代价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心情产生了错觉。印度各阶层人士都在说，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的时机到了，但是，他们的含意是按照克什米尔的现状来解决。对巴基斯坦来说，这并不是解决争端，倒是拒绝解决争端。但哈里曼和桑兹仍旧不断施加压力(桑兹压得更厉害)，在他们抵印度一周后，新德里宣布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将要会见，以讨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使桑兹感到沮丧的是，在上述消息宣布后的第二天，尼赫鲁却在议会中向那些焦躁不安的议员们再一次保证，他将不考虑任何“足以破坏克什米尔现状”的意见，在他的脑海里同阿尤布·汗会见，很清楚不是“谈判”，而是“会谈”。印度为了解决问题所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调整停火线——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的最低要求。当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印巴之间的交涉就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毫无成果的、部长级的初步会谈后宣告破裂了。 尽管巴基斯坦多次提出强烈和惊惶的抗议，美国仍继续给予印度军援。一九六五年由于巴基斯坦企图以武力使克什米尔摆脱印度的控制，触发了历时三周的印巴战争，这时美国也中断了对印度的军援，印度就转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从解决它自己的边界问题着手，同北京的关系日趋友好，并开始从中国获得军事装备。 边境战争以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不如前。毫无疑问这主要是战争失败的影响：战争无情地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同时，尽管它矢口否认，但看来印度已暗中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华。因此，它已不再能充当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了。除此之外，从六十年代开始，印度的国内困难也在日益加剧。边境战争及其后果可能加速了这些困难，但看来它还是由于印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所促成的。印度经济的困难和政治的虚弱日益加深就必然要削弱它的国际地位。 度过了边境战争的印度政府，感到失败的后果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国家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政府甚至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因而停止了过去为促进国家团结而建立的委员会的工作。政府解释说，这场战争已为该委员会完成了这项任务。那批神话编造者也很快开始为这次军事失败进行粉饰。在停火一个星期后，有一名记者从提斯浦尔发来了一份报道说：“如果敦刻尔克可以作为英国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坚定不屈的范例载入史册，那么，几千名印军官兵在东北边境特区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色拉地区被包围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撤出，也必定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视为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
北京说，它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即使在印度要求的先决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也并不准备认真谈判和解决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历来的态度是：它根本不承认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它武断地认为，它所主张的边界就是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它顶多承认双方有一些小的“分歧”。因此，它实际上认为，印度已经占了的中国地方是不容谈判的；印度企图占领的中国地方也是不容谈判的，如果要谈，也只是谈中国的撤出或印度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即令边界谈判能够举行，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双方外交文件的往来继续了好几年，新德里继续公布了这些文件。在辩论的技巧上，印度赢得了赞赏；它继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把中国说成是侵略的和顽固不化的。但地面上的局势已同过去完全不同。事实上中国压倒一切的胜利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 随着战火硝烟的消散，大多数关心国际形势的印度人士不得不适应一个黯然神伤的新世界。昨天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今天已证明是虚妄的。那些被看作是支持者和朋友的人们既然没有真的支持自己，因而也就再算不得朋友了。印度认为不结盟国家背叛了它，因为这些国家对停止印中战争的问题想得太多，而对中印争端的起因和是非却考虑太少。印度却忘记了正是它自己过去竭力地鼓吹要对世界上发生的争吵都采取这种态度。印度对那些不问是非的中立主义者拒绝给予印度所要求的无保留的同情和支持，产生很大的反感。他们对苏联也感到有几分不满。倒是美国、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印度危急之际，挺身而出，谴责了中国，向印度提供了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盛行一时的不结盟的热烈气氛——特别是印度装模作样加以渲染的那一套——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在更广阔的国际范围内，那些使得印度的不结盟显得有意义、并在不久前颇受欢迎的各种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冷战已成过去，代之而产生的是美苏之间审慎的和解。美国在亚洲越来越积极地进行活动，反对中国。虽然当时还不能清楚地看出苏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严重分裂的端倪已现。印度同中国的不和，适应了正在出现的大国间关系的新格局，使得印度在实际上走向双重结盟，既联美，又联苏，共同反华。俄国并没有因为美国对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而被排斥在外(当尼赫鲁把呼吁美国援助一事通知莫斯科时，俄国人答称他们理解印度的请求和需要)。相反地，他们自己也不断地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九六五年以后，美国中止了军援，莫斯科乃成为印度防务装备的最大供应者。边境战争的直接后果，看来是印度不加掩饰地向美国靠拢。尼赫鲁仍声称不结盟依然存在并未受到损害，但是据加尔布雷思讲，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外事秘书曾向他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同美国在亚洲各地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以遏制中国。印度的提议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据加尔布雷思说，美国国务院看来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印度的这个提议同一九六二年以前它所持的态度相比较，也许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新德里出现美国军事代表团以及美制C-130运输机大队往返拉达克运送美援物资，却公开证实了印度在中印边境失败的打击下离原来的立场的确已经走得很远。肯尼迪总统接到尼赫鲁请求援助的呼吁后，曾派出艾夫里尔·哈里曼率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高级顾问团，此外还派遣了美国为随时应付地面紧急情况而组成的机动突击部队的司令保尔·亚当斯将军来印度访问。哈里曼一行人离开华盛顿以前，中国就已宣布了停火。不象派遣到孟加拉湾而又返航的美国航空母舰那样，这个代表团并没有取消此行。哈里曼等人乘改装的喷气式空中加油机经十八小时的飞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抵达印度。印度方面立即请他们去会见尼赫鲁。尼赫鲁对哈里曼是很了解的，同他也合得来，因此他们的会见是老朋友之间的会见。但是尼赫鲁的态度似乎有些拘谨。代表团成员罗杰·希尔斯曼后来曾写道：“尼赫鲁写给肯尼迪呼吁援助的信把情况描绘得险恶万分，但当面对面地进行谈话时，他似乎又想完全回避谈论这一点”，据希尔斯曼的观察，“尼赫鲁大概感到，在他长期遵循的中立主义政策已成废墟的情况下来接待美国人是很为难的”。
局面仍旧象过去一样地混乱，一样地矛盾重重。中国再次主张早日开始会谈，印度又予以拒绝，甚至对范围有限的官员“会谈”也提出了条件。议会的反对派对尼赫鲁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更加明确地保证，在中国没有从印度的每寸领土上撤走以前，他将不同中国进行任何会谈。尼赫鲁似乎是在蔑视那些要求，他不厌其烦地重弹他的老调，说什么他愿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会谈，“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同敌人会谈”。但在这些漂亮的词藻后面，印度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印度正竭力寻求一种办法，即避免同中国人会晤，又不使人觉得它是阻挠科伦坡会议国的努力。北京对科伦坡建议的保留给印度提供了答案。印度获悉这个消息后，马上宣布它“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同时并宣称，在北京没有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之前，不可能对会谈或讨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印度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再一次以中国作出实际让步为先决条件从而避免了谈判。阻碍会晤的责任似乎又落到了中国的身上。 一般印象总认为印度似乎是千方百计地探索和平解决的渠道，而中国却加以阻挠。在这个时候，尼赫鲁曾提到把边界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使这种印象更为加强了。不久前，尼赫鲁还曾断然排除了把主要的边界争端交付判决或仲裁的可能， [ 注：但提出愿将引起较小变动的印度领土要求交付仲裁或判决。 ] 现在，他似乎翻了个斛斗。他告诉人民院说，“当时机到来时，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甚至准备把关于疆界要求的基本争端提交给如海牙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来审理”。于是外国报纸就把这说成是印度的一个重要让步，但尼赫鲁过后不久对他的这番话加了注解，而这却没有被人注意。提交国际法庭的设想在议会里遭到反对，议员们反对把祖国的一部分领土拿去作为裁决的对象。尼赫鲁立即后退。他解释说，这是一句随口讲出的话，“我说的是如果当时机来到的时候，如果人民院同意的话，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设想”。尽管他已用种种条件冲淡了他开始所提到的交付国际法庭审理的意见，但尼赫鲁在以后给周恩来的信中，却依旧引用了这个提议，以此证明他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谋求和平解决。这一步棋是保了险的，因为北京根本不会接受这个意见，也不可能把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交付裁决，尤其是交付一个由国民党代表中国的组织去裁决。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由于在边境战争中失利，印度拒绝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中，谴责尼赫鲁采取不诚实的做法，指出印度根本无意举行谈判。周恩来说，印度利用科伦坡建议含糊不清的地方，把科伦坡建议解释为符合印度关于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要求，一方面又企图把科伦坡建议变为裁决，强加在中国身上。至于提交国际法庭，“说穿了无非是为了掩盖印度政府拒绝谈判的事实而已”。周恩来反复申述，中国准备以双方原则上接受的科伦坡建议为基础，立即开始谈判。“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一年以后，尼赫鲁在议会里讲到，如果中国部队在西段从边界线的他们一侧二十公里地区内全部撤出，他将愿意考虑会谈(暗示印度将放弃坚持在那个地区重新设立哨所的主张)。而周恩来过去提出的正是同样的妥协方案。伯特兰·罗素的两位代表同尼赫鲁讨论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中国政府，中国并没有拒绝，只是说，如果这是个认真、严肃的建议，应该由印度政府自己提出来。但新德里却立即否认尼赫鲁曾委托罗素的代表转达任何口信，只是说，如中国军队从西部地区撤走，“这种新情况……可能值得考虑”。但是中国政府这个时候已决定，除非印度的态度有根本改变的明证，否则中国同印度进行边界问题的讨论将是徒劳的。
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 [ 投笔从戎注：埃及 ]印度政府当时是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满的。印度发现纳赛尔是“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并准备替印度打掩护，把印度的意见作为阿联的建议提出。在印度的鼓励下，阿联提出了召开亚非国家政府会议的建议，以讨论有关停火和双边谈判的可能基础问题。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同意在科伦坡召开这次会议。十二月十日，锡兰、阿联、柬埔寨、加纳、印尼、缅甸等六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科伦坡会议。有关政府事先已经听取新德里派出的部长级特使仔细说明了印度的最低要求。印度最低要求的实质仍然是要恢复九月八日的位置，换句话说，在西段应当准许印度回到他们在执行前进政策时建立的各个哨所；在东段则回到多拉哨所。 在科伦坡的阿联代表团就按照印度的意见坚持要全面恢复九月八日的位置。但由于这是中国所显然不能接受的，因此阿联的意见遭到其它与会国的反对，最后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关于东段，科伦坡国家建议以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作为停火线。这个建议虽无视中国提出的双方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规定，却将有争议的特定地区(例如塔格拉山脊以下地区)的问题，留待将来双边讨论解决。 然而，科伦坡建议的核心，正如整个争端的核心一样，在于西段。科伦坡国家建议中国应该按照其停火声明中的建议后撤二十公里；而印度方面则不必采取相应的行动，印度部队仍可留驻原地。“在边界争端最后解决以前，中国军事撤退后所空出来的地区将是一个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而不损及印中双方过去处在这个地区的权利。”科伦坡建议的这一段话表明印度部队可以回到他们执行前进政策时渗入的地区，因此从新德里的观点来看这是对印度的一个关键性的让步。但科伦坡建议却有意地将这一点搞得含糊不清(大概也是不顾阿联的反对)，因为这也可以解释为印度在西段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中国主张线)设立民政点必须同中国方面“商定”。次年一月，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到新德里提出科伦坡建议时，印度劝说她允许印度消除上述含糊不清之处。结果由班达拉奈克夫人发表了印度外交部起草的对原建议的“澄清”。 [ 注：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三月致周恩来信中承认她在新德里所作的“澄清”，是由印度政府起草的。她在信中写道，文件“是由印度政府准备好的……用的是印度政府的语言”。 ] 其中关键性的一段是“西段由于中国军事后撤形成的二十公里的非军事区，由中印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实质性的一部分。应由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检查站的位置、数目及其人员组成等问题。”于是，尼赫鲁就通知班达拉奈克夫人，印度原则上接受经过澄清的科伦坡建议。与此同时，周恩来也通知班达拉奈克夫人，中国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似乎中印双方这次总算取得了一致意见。 但是，周恩来声明他有“两点解释”，事实上是两点保留。按照印度政府所“澄清”的那样，科伦坡建议就是要中国实施其停火声明中大部分规定，而印度则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义务。因此，周恩来建议印军在东段也应同在西段一样，留驻原地不动。但按照中国的观点，难题出在他的第二点“解释”上。周恩来指出决不能容许印度人员，无论是军队还是民政人员，重新进入印度在执行前进政策时渗入的西段地区。北京认为，如果容许印度这样做，就“等于承认印度在一九五九年以后直到一九六二年使用武力侵入这个地区设立四十三个军事据点是合法的”。周恩来主动提出，中国也愿从这个地区撤出所有的军事哨所或民政检查站。周恩来说，不应因为他的“解释”或印度方面的保留而拖延会谈；这些分歧可以在会谈中求得解决。 印度政府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同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商谈。尼赫鲁在人民院讲到：“除非我们认为，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即恢复九月八日的状态已经得到兑现，否则就不可能举行任何会谈，那怕是初步的会谈。”
也许堪以告慰的是达尔维以后写了一本关于克节朗河战役及其背景的书，书名《喜马拉雅的失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 注：这个词印度人听来特别耳熟，因为这是甘地创造的。 ] [ 译者注：《喜马拉雅的失策》，也有“喜马拉雅山般的，极大极大的错误”之意。 ] 这本书将来可能被认为是军事文献里的一部名著，它概述了他作为一个军官在接到他明知会使他所指挥的部队遭到覆灭的命令时所处的困境。 马内克肖将军由第四军军长提升为东部军区司令，一九六九年又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梅农在一九六七年大选前一直作为国大党后排议员留在议会。在一九六七年大选中，孟买选区的国大党组织不再提名梅农为议员候选人。于是，他以独立的候选人的身分竞选，结果被击败了。他的竞选对手在大选前夕逝世。梅农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再度失败。一九六九年，他以独立的候选人身分参加西孟加拉的补缺竞选，在当地的联合阵线政府的支持下，这次他才当选为人民院议员。 在印度国内，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国外，对于中国是否会按它所宣布的那样把军队撒到麦克马洪线的后面去，还存在着怀疑。但十一月三十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部队即将开始后撤。十二月一日中国部队准时后撤。撤退是缓慢的。十二月五日中国人在邦迪拉把一些受伤的战俘交还给印度，大概在一星期以后，中国部队才从邦迪拉撤出。中国部队有许多打扫战场的工作要做，在做这些事情时，他们是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小题大作。他们把印军撤退时遗弃的全部装备尽量完好地归还印军，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带原则性和引为自豪的问题。他们把印军的装备收集、叠架、堆积，排列起来，揩净擦亮，并且详细开列清单——轻武器、迫击炮、大炮、卡车、炮弹和弹药、服装以及一支战败军队通常所遗留下的其它辎重。在交还的武器中，有一些美国的自动步枪，这是美国第一批军援。在色拉印军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箱子把美式装备分发下去，就被缴获了。在被缴获的武器中，还有一架尚能使用的俄国制直升飞机。 北京通知印度安排接收军用物资的事宜，印度方面指派了若干行政官员办理交接手续。中国一一点交了移交的物资，并拿到了收据。中国并没有公布这桩异乎寻常的交接行动，以后也说过它并不打算公布；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动只是为了“进一步表示争取和平解决的诚意”。印度方面虽然按照中国通知正式接收了交还的军用物资，但是他们却感到这件事对他们是分外的耻辱，因此满怀怨恨，并指责中国的举动是个宣传伎俩——这样一来，反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印度军队没有紧跟着后撤的中国部队回到东北边境特区。该地区的行政管理由民政官员接手，这批官员于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到了达旺；好几个月之后，第一批印军才回到东北边境特区。停火仍然是非正式的，印度方面小心翼翼，却又秘而不宣地遵守停火。在西段和中段，新德里没有理睬中国所提出的印军应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要求，北京也没有加以催逼。然而在东段，印度人再没有进入塔格拉山脊与地图上标出的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巡逻任务也交由阿萨姆步枪队负责。印度陆军由于它本身战术上的利害关系同中国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也就远远退缩到后面去了。 中国宣布停火以后，印度政府发现：许多亚非国家明显地倾向于认为是北京方面作出了使争论回到会议桌上来的真诚努力。新德里觉得外界对它有压力，要它接受中国的停火建议，因而感到非常恼火。十一月底，新德里的官方发言人解释说，“那些不理解带有欺骗性的中国建议的全部含义的人，自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建议]。”尼赫鲁带有几分气忿地指出，尽管许多事对印度来说是了若指掌，但不结盟国家却总是理解不了。
据印度陆军事后估计，中国在东北边境特区战场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一个正规师和一个轻装师担任主攻，插向达旺、色拉和邦迪拉，直抵山麓。另一个师，或者是一个独立团，使用于瓦弄地区作战。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兵力最多时约达二十五个步兵营，略低于三个正规步兵师。因此，中国的兵力全面来看，在数量上只占很小的优势。但是印军部署分散，所以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不难实践毛泽东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教导。在兵力不是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例如在色拉——则由于印军在受到打击前已经自行瓦解，因而使得中国军队避免了一场恶战。 在印军坚守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地方，看来中国部队的伤亡就较重。例如，十一月十七日在登班的印军警卫旅联队曾坚持战斗，事后据印度的情报判断，有三百至四百中国士兵阵亡。当印度军队回到瓦弄战场和西线的热赞拉时，他们发现了中国方面伤亡相当严重的迹象。没有一个中国人员被印军俘虏。 中国只派了一些强大的巡逻队进入查库南面的山麓地区，于是印度陆军就利用停火，在东北地区开始重建兵力。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 建议把被免职的考尔调到旁遮普邦负责一项训练工作，[ 注：塔帕尔休假期满后，乔杜里的任命即得到批准。 ]但考尔却提出辞职。据考尔的叙述，尼赫鲁曾试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随后又给他写了一封表示慰问的信：亲爱的毕奇：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象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的。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你的亲挚的贾·尼赫鲁 根据考尔的叙述，以后尼赫鲁又详细说明了信件结尾的那点暗示，告诉考尔，他可能被任命为喜马偕尔邦的副邦长。显然新德里曾对考尔的任命可能产生的政治反应，进行了试探；也许印度总理得出结论，认为委派考尔担任任何职务，即使是这类的闲职，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无论如何，这个念头还是放弃了。但是在尼赫鲁的授意下，一个叫作特贾博士的后来聘用了考尔。特贾是一个金融资本家，他曾说服印度总理要政府对造船工业大量投资。考尔不久也辞去了这个职务，特贾则因欺诈而受到控诉。塔帕尔将军的运气稍好一些。他被任命为印度驻阿富汗大使，他的委任状是尼赫鲁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前最后签署的文件之一。森将军仍任东部军区司令，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也辞去了陆军的职务。在克节朗河战役溃败以后，被森将军撤消第四师师长的普拉沙德将军，经亲自向总统申诉后，重任师长，在西部军区指挥另一个师。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他的一些私人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其中有一份是对他被免职一事的抗议书；抗议书中激烈地批评了他的上级和政府，巴基斯坦对此大肆宣扬。结果，普拉沙德很快调离军队。曾在色拉-邦迪拉溃败中指挥第四师的帕塔尼亚将军在停火后不久就辞职了。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被遣返回国。他同其他被俘印度军官不在一起，是单独监禁的，后来则同其他少校以上的印度军官一同被遣返回国。中国方面向他们解释说，其他印度俘虏经由东北边境特区回国的那条路对军官们来说过于艰苦，所以中国用汽车和飞机，把他们送到昆明，由印度空军派机从昆明把他们接回印度。达尔维以后两次得到提拔，掌握实权。一九六五年印度同巴基斯坦的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看样子达尔维好象是要升官了。但一九六六年在提升少将时漏掉了他，他就提出辞职。印度军队从而失去了一名杰出的军官。
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说，印度同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包藏祸心的中国建议必须予以拒绝。事实上，下达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却是遵守停火，避免对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挑衅。印度不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去，尼赫鲁甚至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间接的秘密保证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给周恩来。前进政策已寿终正寝，两三千名印度士兵的阵亡就是它的殉葬品。然而，边境战争的失败更坚定了印度政府的根本立场。拒绝谈判仍然是印度的基本立场。如果印度要改变它的基本立场，那只有在战败的余痛和耻辱被忘却以后很久，在尼赫鲁及其同僚下台后，才有可能。但是象开头那样顽固不化地拒绝谈判的立场，必须加以伪装；阻挠解决争端的责任，一定要推给中国。 象往常一样，印度要办到这点并不难，因为当时印度爱好和平的声誉还是那么高，而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一般评价又是那么低。各方面几乎一致报道说，边境战争是中国对印度的无端入侵，所以它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一般印象，即北京是奉行不顾一切的、沙文主义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人们又从中印关系之外，去寻找中国单方面停火和后撤的原因。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俄国的最后通牒的结果。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停止对印度的侵略，是因为当时美国已从古巴危机中脱身，可能进行干涉帮助印度。许多人很容易接受印度宣扬的那种说法：中国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很难抵挡印度的反攻，因此中国不得不停火和后撤。如印度某一议员所说的，事实上中国后撤“根本是出于恐惧”。到后来人们几乎相信尼赫鲁所讲的“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脚逃跑了。 在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夜 [ 译者注：北京时间二十二日零时起。 ] 停火的实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早在四十八小时前，当第四十八旅的残部最后在查库瓦解时，有组织的战斗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自那以后，双方在东段的一切地方都停止了接触。中国军队没有追击从瓦弄向洛希特河谷方面撤退的印军，也没有追击从查库逃奔平原的印军。虽然中国军队在前进时绕过数以千计的印军并把他们抛在后面，而没有企图围歼他们，但停火后零星的战斗在东北边境特区仍然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些印度部队在转移到平原的途中遭到伏击，有时在这些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大部分后撤的印军并不知道停火的消息，看来在某些场合中国部队也没有理睬停火的决定。 西段的停火则比较明确。中国部队在摧毁了热赞拉高地周围的印军前沿阵地后，没有向楚舒勒挺进；中国部队一直炮轰楚舒勒周围和机场附近的印军，而在指定停火生效的时刻停止了炮击。西段的印军没有发生象东段溃败时那样的混乱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他们在停火时仍保持战斗的姿态，准备在中国部队继续挺进时进行战斗。印军还继续大力增援楚舒勒；停火几天后，印军还再次派出巡逻队同敌人接触，试探敌人的意图。 在东北边境特区南面平原地带的印军则较为小心谨慎。新派去的一个旅奉命不准越过中国的主张线，也就是说不得进入山区。印度陆军总部还指示第四军不得进行挑衅，并避免在巡逻中发生冲突。那些溃败中的幸存者稀稀拉拉地进入平原地区时，军方把他们按原来的编制单位加以收留，准备慢慢地进行改编，并恢复他们丧失殆尽的士气。好几个星期以后，幸存的士兵还陆续从山麓地带走出来，因为他们回来的这条路途极其艰险，许多印度士兵饥寒交迫，死在路上。 过了很久，印度才统计出伤亡的数字。印度国防部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下列数字： 死亡：1,383名 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 二十六名印度人员在被俘期间因伤重死亡，其余的被遣返回国。其中的伤病员在停火后几个星期内即被遣返，其他的被俘人员在六个月后遣返回国。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印军伤亡都发生在东北边境特区。
印度政府于当晚宣布，已经收到中国声明的文本，但政府发言人只讲了一句“让我们等着瞧吧”，此外不加任何评论。在当时或是以后，官员们都不肯证实业已命令军队遵守停火。如果说已下令停火，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等于承认印度已经投降。相反地，政府努力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印度才刚刚开始进行战斗。尼赫鲁这个人非常喜欢年轻人，停火实施的那一天，在一个小学生的集会上，他再一次讲到，“印度同中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也许要拖得很久，可能要拖到你们中有些人已长大成人能参加这场战争的时候。” 印度政府在同北京的外交交涉中，也再次使用了它惯用的假装不理解的手法，以拖延时间。新德里在获悉北京的停火声明的当天，印度外交部就召见了一名中国使馆人员，要求他澄清一些问题：“实际控制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中国所说的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的精确含意是指什么？两天以后，中国代办又被叫了去，并向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中国建议中所说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段？如果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中国是否要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设立检查站？北京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横生枝节，无理取闹。每一项问题都可以从北京原来的停火声明中找到答案。驻新德里的中国外交官把问题的答案重复申述了一遍，可是印度政府仍然责怪北京的澄清是含糊的。印度政府在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后才能对“中国的停火建议充分考虑”。 中国的打算显然不能满足印度政府的愿望。印度在初期失败后所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必须先撤退到九月八日、也就是在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那天以前的位置，印度才同意讨论问题。按照这样的撤退，中国方面就要从塔格拉山脊后撤，在西段，中国方面要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印度哨所(这些哨所是印度在前进政策下建立起来而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印度则将恢复他们在西段中国主张线以内曾经占领过的阵地以及在塔格拉地区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曾经占领过的阵地。北京的停火声明已经指出，中国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事实上将远远撤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的后面。但新德里认为，中国仅仅撤退部队还不够，还要所有的中国人员统统撤走；印度要尾随中国的撤退重返他们在推行前进政策时所占领的阵地。 停火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对中国的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周恩来讲到中国政府的决定已“充分地照顾了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并说，实现这些措施，双方都不会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但是他警告说，仅仅中国一方面自行后撤并不能保证防止双方冲突。如果印度拒绝合作，停火还会遭到破坏。如果中国曾经指望通过军事行动这样的外科手术来改变印度的争吵不休的态度，那么尼赫鲁的复信必然使中国人明白过来。尼赫鲁在复信中重弹了印度的老调，并暗示印度的论点已为中国所肯定和接受。他还假定周恩来也接受了印度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法。“如你所知，以往之所以发生小冲突，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击了防止……对印度领土的侵略性的偷偷入侵的那些小的印度巡逻队或哨所”等等。他反复地讲，对中国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建议需要得到“积极的澄清”，并再次敦促中国接受“明确的、直率的[印度]建议”以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十二月八日中国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烈的照会，指责印度“故意纠缠，逃避对实质问题的答复”。北京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停火？……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且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官员会晤……？”印度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这些问题的公开回答，只能是“唯唯否否”。
甚至那些并不相信中国发动对印度侵略的人们，也认为“中国全面占领它所要求的全部领土以后，再从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这乃是中国进军的逻辑”。但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干，不仅会破坏中国对一切边界问题的立场，而且会使中印边界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中国部队留驻东北边境特区，那么，当印军一旦恢复过来之后，必然要开始从平原地带试探北进，那时，北京将无法摆脱这场没有止境的战争。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一九六六年回顾这场边境战争时说，据他所知，“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解决，军事行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撤退是这种想法的组成部分，为了使考虑周详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策略赢得全胜，就需要走出这最后的一步。 打到了边境又突然收兵的军事行动，并不足以迫使印度政府同意谈判。因此，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一定能达到正式划定中印边界的基本目的，但正如北京一九六O年向印度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可以等待的。中国军队的行动已确保在等待期间——至少在几年之内——边界现状将不受干扰，印度方面将不致再蓄意侵犯或出击挑衅。 至于印度陆军对停火必须作出怎样的反应，这已是不成问题的了。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除了对等地响应中国的停火行动外，别无他途可循。他命令部队在午夜以后，如不再遭到射击，即不得开枪。至于那些政客的看法，照例是大不相同的。那天早晨，在议会的休息室里，在有圆柱的宽敞走廊上——记者们在会前都聚集在那里——激动的谈论中最经常听到的是“耻辱”这两个字。中国单方面的停火虽然使军人们感到如释重负，可是那些文职人员却感到好象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擦盐一样。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应该马上拒绝北京的“提议”。有几名阿萨姆邦的国大党议员主张接受中国建议，但立即被其他大喊大叫的声音压下去了。一方面是难以挽回的军事败局，另一方面是慷慨激昂的政界舆论，尼赫鲁又一次穷于应付，就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做法。尼赫鲁首先把新任的国防部长恰范介绍给议会，然后简单地说，他至今还没有接到北京关于停火的官方通知，在接到通知前，他对北京的建议不拟发表意见。至于说到谈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必须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存在的位置”。印度政府对中国前一次外交行动是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而目前这番表态却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似乎是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竭力劝阻的结果。加尔布雷思担心如果立即明确地拒绝中国的建议，印度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他力促印度政府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 注：到那时候，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实际上已成为印度政府的枢密顾问，他对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很卖力，干得也很老练。他所著《大使纪事》一书中对这些事情讲了不少。]尼赫鲁刚一坐下，反对派议员就马上跳起来，对法兰克·安东尼称之为“典型的、盘算好的中国诡计”进行谴责，要求政府保证不要理睬停火并继续拒绝谈判。另一名议员大声叫嚷，“为了体面，为了尊严，为了自尊，只有把那些野蛮人赶出去之后，我们才能谈判。”阿索卡·梅达说，中国的做法是“欺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最后通牒。同往常一样，国大党的普通议员说话比较克制，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必须拒绝中国的建议。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除了印共以外的所有反对党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中国提出单方面停火的建议只是他们搞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诡计，其目的是要借此在我们全国阵线中制造混乱和分裂，赢得时间，以巩固其地位并调集兵力，对我们再一次发动可耻的进攻，阻止我们动员内外资源，并在世界民主国家的朋友中制造思想混乱。”声明要求印度总理切勿陷进圈套，要求政府向全国保证：政府将坚持坚决抵抗和不谈判的政策。
第五章：停战以后 1 我们从未进入中国的领土。即使在中国看来那是“有争议”的领土，难道他们就有理由发动一场战争吗？而在我们看来，那并不是有争议的领土，那是我们的领土。—— 克里希纳·梅农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都获悉喜马拉雅山两侧的最大国家间的战争，由于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和后撤已宣告结束。《泰晤士报》的评论几乎代表了全球的反应，它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十一月二十日午夜 前不久， [ 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一日零时。 ]中国政府宣布，在二十四小时后他们的部队将停火，九天以后将后撤。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召见了印度代办，把中国意图详细地告诉了他。 [ 注：令人费解的是，在北京公布之前，新德里好象没有从印度代办那里收到关于这次接见的报告。官员们后来解释说，这是由于收发和译电耽搁了时间，但是这也很难解释怎么会拖了二十四小时之久。 ] 后来又正式公布了： 1.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 起， [ 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二日零时。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2.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这已经是够清楚的了。然而声明又一丝不苟地写明：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 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 [ 注：这是沿着山麓的那条线，即麦克马洪线出现以前的边界线。 ]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二十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中国希望印度武装部队同样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如果印度政府不那样做，“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双方政府可以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民警检查站。北京建议双方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有关设立检查站的地点，实现共同后撤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然后，两国总理就可以重新举行会谈，谋求友好解决。中国欢迎尼赫鲁前来北京，如果尼赫鲁有所不便，周恩来愿意再次前往德里。中国期待印度“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措施。这个建议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给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过的(从而暗示以那个日子为准来规定“实际控制线”)，克节朗河战役后又重申过这个建议。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三番五次地劝告印度，说这是消除边境冲突危险，为解决边界问题扫清道路的唯一可行的办法。然而，印度却始终加以拒绝。印度在中国开始进攻后，在二十四日，尤为粗暴地拒绝了上述建议。现在，打了胜仗的中国并没有在硝烟未散之时，把胜利者的条件强加于对方，中国坚持的仍旧是它一直建议过的东西。不同的是它现在已不再是建议了，中国决意将它付诸实施，并且警告印度，如果它不采取相应的行动，把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则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可是，与中国下面的一个警告相比，这个警告也就算不了什么：如果印度试图在西段恢复前进政策，或者派军队重新进入塔格拉三角地带，“中国则保留还击的权利”。这是北京的表明意图的声明中真正带威胁性的条文。过后，中国说明了它的计划。它把部队开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是“为了彻底击退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打破印度反动派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中国说，这些措施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印度“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和缓了下来”，这都证明了上述措施产生了作用。只是由于人们过去广泛地接受了印度对于事态发展的说法，所以才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出乎意外。
与此同时，在提斯浦尔人们害怕中国大举入侵印度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担心入侵者在几小时后就会到达。十一月十八日晨，考尔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他在电话中把局势描绘得那么危急，以致这位专员在接电话后很快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实际上这位专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正要办理移交手续，但当他听到考尔讲到无法抗拒的中国大军正朝着提斯浦尔方向席卷而来的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等候继任者的到来而推迟自己的行期了。)新的地区专员到达后，发现当地的民政机构已停止工作，市政当局曾通过扩音喇叭告诉市民说，当局已不能继续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有些当地的政客乘机活动，纠集了一伙群众对他们发表演说。 “[这些政客]由于感情冲动，把提斯浦尔描写成为印度国防的堡垒，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其撤走，莫如死于敌人的炸弹之下。这些政客又讲了许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却溜走了。提斯浦尔的市民也小心谨慎地效法他们。”大伙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的罪犯，拥挤在渡口，等候明轮汽船把他们渡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这只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三百到四百人，这时每次装载达一千人。有些没有走掉的人在国家银行里拨弄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细心搜寻。在此以前，银行的人员点了一把火企图把约三十万镑的现钱烧掉，其中包括硬币；他们原想把硬币都扔进一个湖里，但后来看到许多人都跳到湖里去捞硬币，他们才改变主意。当时，许多东北边境特区的晕头转向的部族人从一个方向涌进市镇，本市居民又从另一个方向蜂拥逃走，市内可能很快就发生抢劫和骚乱。但这时新的地区专员设法让一些粮店开了门，并开始重建秩序，有些陆军的工兵也采取了主动，接管了发电厂和其他重要公用事业。所幸当时在场的工兵部队不多，中央政府已派遣民防处长来到阿萨姆邦，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这位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当时还议论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如果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来干的话。 后来，人们把提斯浦尔所出现的混乱状态归罪于该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但至少一部分责任可以追到新德里的内政部所发出的指示，指示要求分清主次进行撤退，并销毁现钱、档案、破坏汽油站和发电厂。要优先撤出青年人，以免使他们被将占领该市的中国部队弄去进行思想灌输；政府官员的家属也应在第一批撤走。阿萨姆邦政府接着又给新德里拍了一份紧急电报，强烈建议要把该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列入应优先撤走的重要人员名单，理由是如果他们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就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对公众的士气也是一个打击。 二十日晨，考尔又在他的军部向两名邦政府的部长介绍情况，告诉他们说：中国部队快要到了——可能在米萨马里进行空降，并很可能对提斯浦尔进行空袭——因此，军部“根据上级命令”正在撤走。军部离开时开出一长队军车，增加了提斯浦尔市外道路上的拥挤，而且增加了市内的恐惧气氛。 但印度陆军士气扫地的状况，终于要通过唯一的办法——即从上到下动手术的办法——加以解决。十一月十九日晚，塔帕尔将军从提斯浦尔回到新德里，并向总理递交了辞呈。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尼赫鲁的第一个念头还是想让考尔接替塔帕尔担任陆军参谋长。 [ 注：两年以后，梅农竟然还说：“失去考尔，对印度陆军来说是个损失。他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指挥官，他以很大的勇气和胆量在那些险峻的高地上执行了任务——总有一天全国会认识到这一点。” ] 他同拉达克里希南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国防部长)，总统认为任命考尔的想法是荒唐的，他建议由南部军区司令乔·纳·乔杜里将军担任新的陆军首脑。尼赫鲁同意了。第二天早晨，他在人民院宣布，由于塔帕尔健康不佳，准予长期休假，乔杜里将军将署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全场为之欢呼。乔杜里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要在东北地区正在后撤的部队，在他们认为能抗御敌人的地方构筑阵地，不再后撤。接着，他就免去考尔第四军军长的职务，由马内克肖将军接任第四军军长 ——这个人考尔曾指控他不忠诚从而企图毁掉他的前程，梅农在十月初也曾拒绝任命他指挥这个军。军部在奉命撤离提斯浦尔二十四小时后，又奉命返回提斯浦尔 由于新德里获悉了阿萨姆邦对于总理讲话的反应以及提斯浦尔行政机构的瓦解，因此决定派遣夏斯特里前往视察，给地方民政当局打气，并将当地情况向尼赫鲁汇报。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时左右，内政部长一行人来到新德里机场，准备搭乘每天一次的班机前往阿萨姆邦。这时，一名随从人员注意到在报摊附近聚集着一群人，表现很兴奋，他便走过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报上的头条新闻是宣布中国将单方面地停止战斗，并将自东北边境特区后撤。夏斯特里及其随从人员便立即乘车前往总理私邸，那时总理刚刚起床，正在穿衣服。夏斯特里的印象是：当时尼赫鲁还没有听到中国的声明，虽然几小时前各报社都已收到了这项消息。这样，印度政府才知道，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而是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惩罚。
当时的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把高希找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呼吁，在部里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载。高希要他同美国人查对，并说如果美国人否认这件事，他愿收回他的发言并道歉。 以后去问美国大使馆，大使馆肯定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呼吁，并将呼吁书的原件出示给印度人(经过进一步搜寻，在总理秘书处的档案中找出了该件的一份副本)。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大使纪事》一书中描述过那份呼吁书的原件。以后的做法就是很不象样的了。夏斯特里在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词审慎的声明，这篇声明从字面上看是符合事实的，但从效果上看是骗人的。高希提到有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曾奉命开往孟加拉湾；夏斯特里否认尼赫鲁曾要求美国派一艘航空母舰，并说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开进孟加拉湾。高希表现出一种夏斯特里所不配的忠诚和庄严的风格，保持了缄默，虽然这样做使他自己的正直品格受到了损害，因为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知道：尼赫鲁在惊惶失措的时刻，已把不结盟忘得一干二净。但高希在他的自传里把事情的真相讲清了。甚至到了一九六五年，梅农也还不能相信尼赫鲁真的发出了上述呼吁。他说，“潘迪吉没有发出过那个呼吁”，“……潘迪吉在这点上是肯定的，不论他本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决不会干那样的事。” ] [ 译者注：潘迪吉，是对尼赫鲁的尊称，意为“有学问的长者”。] 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太平洋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海面；但在尼赫鲁提出呼吁后二十四小时危机已经度过，因而那艘航空母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尼赫鲁还曾要求派遣运输机，美国立即答应了，就派遣了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上述呼吁还不是在溃败的震动下所采取而又很快翻悔了的唯一步骤。战争一开始尼赫鲁就竭力强调，印度只不过是同中国作战，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同共产主义作战；把二者区别开来，不但对于不结盟的姿态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必要的。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新德里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原来的意图是：只逮捕实际上已分裂出去的党的左翼成员，把那些不赞成该党领导承担义务支持印度政府的成员关进牢房。但内政部把事情搞乱了，他们从情报局的档案中抄下了一批要立即加以逮捕的名单，没有经过审查就发给各邦首府。结果，该党的许多中间派以及某些亲莫斯科派的成员都遭到逮捕。过后不久就发现这件事办错了；尼赫鲁向内政部长夏斯特里表示不满，并且说这样做会损害印度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誉。但如果打开牢门把他们统统放出去会使局面更加尴尬，因此决定把那些抓错了的人一个一个地放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人造成是承认错误的印象。 在内政部如此这般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操劳的同时，有些政客又在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担忧。一批反对党和国大党的议员找上了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建议他进行干预，施行某种形式的总统统治，暂时停止议会活动，把内阁变成为总统的谘询委员会，由尼赫鲁担任首席顾问。宪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条文。这项建议是昏头昏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几乎等于搞一次政变。它反映了这些人对尼赫鲁作为战时领袖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他们认为象拉达克里希南这样一个同导致灾难的政策没有任何联系的非政治人物是个非常时期的适当人选。总统对找上门来的议员们并没有给予任何鼓励，但由于某些被认为同他比较接近的政客(特别是蒂·塔·克里希纳马查里在首都把他们的想法广为传布，因此，总理就有了疑心，认为拉达克里希南对上述想法并不完全反对。 [ 注：尼赫鲁对拉达克里希南原来是友好的；在这次事件后，尼赫鲁对他的态度显然冷淡，可能上述的猜疑是原因之一。另一因素可能是由于总统曾组织各邦首席部长共同施加压力来反对梅农。而且人们广泛地引用总统所讲过的话，就是说这次溃败是由于“我们的轻信和疏忽”，这点可能刺痛了尼赫鲁。]
新德里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才发布瓦弄失陷的消息；事先还公布了关于瓦弄地区正在进行激战的报道。这个消息比塔格拉山脊溃败的震动更大。一般公众都认为，在塔格拉山脊印度部队是遭到了突然袭击，认为中国部队的进攻象是一次由步兵偷袭的珍珠港事件。但瓦弄却是一个重要据点，控制着通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通道，而印军在这里又足足准备了三个星期——事实上是采取着攻势——现在又败退下来。此外，当天晚上印度政府向报界介绍情况时，还宣布中国部队已进攻色拉，战斗仍在进行。第二天，人民院的议员们在整个提问题的时间里，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地坐在那里，到了中午，尼赫鲁站起来，宣布最新消息。 自上次议会休会后，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个期间大家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瓦弄大捷的消息。现在，总理不但证实了瓦弄已经失陷——当天早上各报已报道这个消息——还说色拉也失陷了。议员们鸦雀无声，屏息听完了尼赫鲁的简短发言。他刚一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了愤怒的质问和训斥，并发展成为一片鼓噪。议长要议员们遵守会场秩序，可是他的声音为一片呼喊声所压倒，根本无人理睬。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总理就会站立起来，用他那尖刻而又带讽刺味道的语调压住喧哗。他能比议长更有效地驾驭议会，因为他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处于这个全国危机的关头，很明显地需要议会表现镇定和克制的时刻，尼赫鲁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往日对于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想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尼赫鲁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但这也无助于恢复他的地位。在这已历时三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战争中，他讲话里时常出现的那种丘吉尔式的词藻，现在也消失了。这时，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乏，他讲的尽是泄气的话，而且使听的人也感到泄气。在这部不断扩大的灾难史中，他又增添了新的一项：就是邦迪拉的失陷。他的讲话还特别针对阿萨姆邦的人民，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非常伤心的。我很能理解我们在阿萨姆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切可以说都正在他们的大门口发生。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阿萨姆邦的人民对这番讲话的反映是辛酸的；他们觉得尼赫鲁是在伤心地同他们告别，预料他们不久将处于中国占领之下，并且默认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了。尼赫鲁接着说：“在侵略者撤出印度或被赶出印度之前，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多少是被一些挫折所吓倒了……” 关于这一天，就是十一月二十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当天深夜，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他的想法是：如果中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就要美国飞机截击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部队；如果中国空军企图袭击印度的城市，就要美国飞机对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护。呼吁书提得很详细，甚至写明了所需要的空军中队的数字——十五个。这说明尼赫鲁是接受了某些军方人士的意见，但他事先既未同他的内阁同僚们商量，事后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份呼吁书唯一的一份副本保存在印度总理秘书处，而没有按照惯例送给外交部。 [ 注：这件事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故的国大党议员苏迪尔·高希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在尼赫鲁提出这项穷途末路的呼吁后不久，肯尼迪总统曾把这件事告诉了高希)。对此反应是强烈的，又是奇特的：人们指责高希污辱了这位不结盟之父的死后名声，而且是扯谎。
但印度部队是据守在已准备好的阵地上等待中国部队的进攻，同时又有野炮、重迫击炮和四辆轻型坦克的炮火支援；两个增援营中的一个营的先头部队，这时已到达并立即进行了布防，堵住了阵地上的一个缺口。其余的增援部队都落在后面，过几个小时才能赶到。 中国部队肯定能够拿下邦迪拉——但看来他们还得为此而进行一场恶战。可是，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考尔从提斯浦尔打来电话，命令第四十八旅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解除德让宗的围困(他当然还不知道，当时除了几名躺在师部医院里的病员外，德让宗已空无一人)。格巴兹·辛格准将再次提出抗议说：他的处境并没有变化；除五十名先头部队外，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再从他的阵地上抽调部队等于把邦迪拉奉送给中国人。考尔怒气冲冲地断然命令他：机动部队必须在半小时内上路，不管这样做对邦迪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就从阵地上抽调出两个连的步兵，外加两辆坦克和两门山炮，组成一支纵队，准备沿着二十多英里长的曲折的山道，向德让宗方向打过去。为了填补阵地上的空隙，把工兵、伙夫、文书编成了几个临时排——纵队启程后十分钟左右，中国部队就发动进攻，这班人首当其冲。中国部队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这时，已上路的纵队中的步兵，奉命返回原阵地，但他们发现自己的阵地已被中国部队占领，因此在中国部队发动第二次——也是主要的一次——进攻时，他们身在旷野毫无掩蔽。接着，由临时排防守的阵地被攻破，中国的火力转向旅部和后勤区。印度方面组织的反攻失败了。进行平射的印度野炮和坦克，堵住了中国部队；但下午四时左右，格巴兹·辛格下令部队向南方八英里左右的鲁巴撤退。他希望能在鲁巴同增援的两个营汇合；但当时一个营距鲁巴还很远，另一个营走的路线不同，开进邦迪拉时第四十八旅已经撤走。中国部队没有向他们开火，黄昏后格巴兹·辛格又返回邦迪拉，才把该营拉出来。 十八日夜间，该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但又接到第四军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在鲁巴固守！这次，考尔又不在军部，而是跑到了伏特山，他是从该村派了一名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于是，部队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这时中国部队已占领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居高临下地对回来的印度人进行射击。这就使得鲁巴无法防守。全旅这时还保持为一个单位在战斗着，又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向查库，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中国部队从山上跟踪追赶了一阵子，不时地袭击沿山路后撤的印度部队，后来就脱离接触。第四十八旅到这时只剩下了三个营的残部，加在一起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天，徒步后撤，傍晚过后抵达查库。先头部队事先已对该地作了侦察，并分配好各单位到达后应防守的阵地；这次撤退还算是有控制的。但午夜过后不久，中国部队从三个方面进攻查库，并伏击了一支向该地运送弹药给养的纵队。燃烧着的车辆照亮了防御工事，中国部队很快地就突破了印军阵地。全旅至此已失去控制，终于溃败，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三时左右，第四十八旅已瓦解。这时，在东北边境特区以及在西段中国方面所主张的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了。从军事上来说，中国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印度方面遭受到彻底的失败。 但撤退并没有终止。十一月十九日深夜，考尔回到了提斯浦尔军部，确信中国部队将进一步向平原地带推进。第二天早晨，考尔同森将军进行了会商，并当着森的面，下令要军部立即撤至高哈蒂，该地在提斯浦尔以西约一百英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当时K.K.辛格准将和其他几名参谋坚持认为他们应留在提斯浦尔，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经过一番争论，考尔也留下了，当天下午，军部的其他人员，除医院和伤病员等不能搬运的部分外，都前往高哈蒂。第二天，考尔搭乘直升飞机，飞过沿着小路溃向平原的第四师残存人员，并让帕塔尼亚和几名伤员搭上飞机回到提斯浦尔。
中国部队仍然一枪不发紧紧地跟着后撤的印度部队，占领了他们已经修筑好的阵地。中国部队一开火，就有一个营的印度部队开始溃退。这时，全旅的阵地已开始瓦解，中国部队已插了进来，霍希尔·辛格一定是认为他这时已没有别的抉择，只好下令立即实行原拟在第二天晚上开始的全面撤退。 看来，中国部队原来的意图是：十一月十八日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对印度的残存阵地同时发动进攻。十八日拂晓，中国部队袭击了西段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上最后的印度部队，席卷了楚舒勒以东山上的各阵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瓦弄一端，印度发动的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可能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不可失去的大好机会，并使中国部队提前两天发动主攻。十八日凌晨，在色拉的印度防御阵地上已空无一人，构筑这些工事的部队那时正沿着公路后撤。他们的重武器、大炮和其他军用物资，丢在原处，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开箱的美制自动步枪。中国部队进入了山口周围被丢弃的阵地，并朝着下面正在后退的印度部队开火。 在德让宗，虽然帕塔尼亚在头一天晚上感到有些惊慌，表示担忧，但到了十八日拂晓，情景又完全不同了。那天早晨五时左右，有两名坦克部队的官员到师部去请示，他们发现师部那里非常安静，军官们都在临时兵房里睡大觉，士兵们也裹着毛毯睡在走廊上，连岗哨都没有——如他们后来所描写的那样——是“毫无战争气氛”。当时，德让宗同色拉同邦迪拉还能通电话，在那两位坦克军官到过师部之后不久，帕塔尼亚了解到防守色拉的部队正在向德让宗撤退。但同时又得到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出现在色拉后面的公路上，退路有被他们切断的危险。帕塔尼亚不久前曾派出一个连掩护一条通向德让宗的道路；这时，这个连的连长跑来了，看样子吓得魂不附体，他报告说，他的部队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丢下了正在作战的部队一个人跑了回来。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中国部队的小型武器从大约一千码的距离向师部开了火。这一下子，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帕塔尼亚命令同他一起驻在德让宗的第六十五旅向平原撤退；他离开师部，匆匆忙忙地向驻扎在附近的骑兵部队发出口头命令，要他们设法一直向邦迪拉打过去；如果行不通的话，就丢掉坦克，奔向平原。于是，帕塔尼亚就带领随从军官和少数部队，离开德让宗，奔向普汤。他后来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找到他过去派到那里的一连印度部队，一起绕道回邦迪拉；但到了普汤以后，获悉邦迪拉已经失陷，就直接奔向平原。 在德让宗，没有任何人接替帕塔尼亚指挥。十一月十八日晨七时过后不久，驻在该地的部队——大约两个营的步兵，一个轻坦克中队，一个野炮中队，还有几百名师部和旅部的工作人员——都各自争先逃生。当时也有几名少校级和校级以下的军官，曾企图把他们集合成一支杂凑部队，以坦克为中心，一起打到邦迪拉，但是他们在路上一碰到中国部队就给打散了。只有一个营没有散回到平原，其他的部队都分散成小股，七零八落地退了下来。中国部队的伏击，以及险峻的山地和冬季的气候，都给他们造成了伤亡。师部并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出战场，在色拉和邦迪拉的指挥部以及在提斯浦尔的军部，对此都毫无所知。 从色拉后撤的部队，开始还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控制。当他们发现一些中国部队用火力封锁通往后方的公路时，就将其清除掉。但接着，这支密集的、向前运动的队伍的先头部分，遭受到重机枪的猛烈射击。霍希尔·辛格曾几次组织火力，企图打掉这些重机枪，但都失败了。这时，道路已无法通行，退却的部队挤成一团，陷入混乱状态，中国部队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接着全旅就散成了零星小股，分头奔向平原。以后的几天里，很多小股在路上遭到伏击，不是打死就是被俘。霍希尔·辛格准将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普汤被击毙。到十一月十八日上午，驻在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已成为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唯一的有组织的部队。该旅有六个步枪连，分散防守原来由十二个连据守的半周形阵地，因此，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缺口。
电文内容是： 一、你们必须尽力坚守现有阵地。当阵地守不住时，我授权你们可撤到你们能够防守的任何其他阵地。 二、敌军约四百名已切断邦迪拉到德让宗之间的公路。我已命令第四十八旅旅长今晚迅速坚决攻击这支敌军，并不惜一切代价扫清这条道路。你们可能在申隔宗、德让宗和邦迪拉各点被敌军截断。你们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打到底。 三、第六十七步兵旅，除一个营外，将于十一月十八日晨开到邦迪拉。要最充分地使用你们的坦克和其他火器扫清交通线。 考虑到前后的情节，这份电报是在军事上推卸责任的杰作。对它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帕塔尼亚认定必须在色拉打到底，电报授权他可以这样做：“你们必须尽力坚守现有阵地。……你们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打到底。”如果他认定，色拉阵地已守不住，因此必须撤退，这份电报也授权他可以后撤。但考尔在发电时既已知道帕塔尼亚已断定色拉守不住并极力要求立即后撤，那么，这份电报实际上并不是命令固守，而是批准后撤。它等于是重复了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文，只不过它的措词把作出决定——作出任何决定——的责任推给帕塔尼亚。 [ 注：考尔在他写的那本书里引用了这份电报，并认为帕塔尼亚应对溃败负责，他说，后者命令撤出色拉是“违反了我的指示的精神”。] 考尔要驻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旅长“迅速坚决”使用坦克和步兵扫清道路的命令，由电话下达给该旅旅长格巴兹·辛格准将。辛格提出了抗议。他指出：他手下只剩下了六个步兵连防守邦迪拉，中国部队已运动到他现有阵地的周围。在夜间派出一支部队沿着曲折狭窄并已为敌军控制的道路前进，等于是白白断送这支部队。在夜间，这条没有填平的道路上扬起的尘土，同地面上迷蒙的烟尘混合在一起，形成伸手不见五指的厚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在这种地形用处就不大的坦克，将变得毫无用处。结果，考尔同意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暂缓执行他的命令；届时，将有两营增援部队到达邦迪拉。 考尔发给帕塔尼亚那份模棱两可的电报，事实上在第二天凌晨才到达第四师。在此以前，帕塔尼亚接到的只是考尔在电话中下达的命令：即第六十二旅可以准备撤退，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下最后命令。这句话的含义仍然是模棱两可：准备可以解释为“计划”，也可以解释为“采取预备性的行动”。 霍希尔·辛格早些时候告诉他所辖各营营长说，当晚肯定不撤，旅部正制订第二天夜间或许要撤退的计划。防守在山口周围堑壕阵地里的部队等候着中国部队。中国部队彻夜调动的情况有时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拿着火把沿着小道匆忙赶路；有时则可从居民已撤走的几个部落村庄里突然传来的犬吠声中判断出来。但在午夜以前，霍希尔·辛格和帕塔尼亚之间又通了一次电话，之后，有一营原据守色拉一个关键阵地的部队，奉命立即撤至山口后面下方的一个地点。帕塔尼亚坚持说，这次调动是霍希尔·辛格的主意，这等于在色拉调整部署，而不是开始从色拉撤退。但据报道，霍希尔·辛格当时曾对提出了抗议的营长说，他本人也是接到绝对命令要他把这支部队立即撤退。这次调动不管是由谁提出的(根据前后的情况判断，帕塔尼亚要尽早撤退，而霍希尔·辛格却力图拖延)，结果它是给中国部队打开了色拉的防御阵地。 午夜过后不久，有关部队奉命撤离了他们的阵地，本来他们正打起精神准备在拂晓时迎击进攻的——中国部队到那时还未放一枪——这些印度部队穿过另外两个营的阵地回到了山口。这次事前没有发出通知在黑夜里进行的完全出乎意外的调动，就是对士气最高的部队也会产生泄气的作用，更何况这些印度部队的士气本来已经够低的了。指挥官们突然改变坚守的命令所表现出的左右摇摆，使得部队对他们还怀有的一点点信任也烟消云散了。至于说到敌人，印度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碰上他们，都要被打垮。就在几天以前，从色拉派出的一支约两百人的强大作战巡逻队，曾遭到伏击并被歼灭。毫不足奇，这次出乎意外的撤退，使留在前沿阵地的一些其他部队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地步。
如果第六十二旅从色拉撤出，与德让宗的部队会师，然后打通道路，并在邦迪拉集中近三个旅的部队，印军地位就会大大加强起来。第四军的参谋军官们一开始就极力主张这样作——就是说，必须在邦迪拉坚守，因为在那里能够集结一支强大的部队，并且能够从平原上得到支援。原来发给帕塔尼亚的指示中，也曾规定可以如此调整部署。当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的进攻愈来愈猛烈的时候，他开始要求实行上述调整。然而在战斗愈来愈逼近的压力下，帕塔尼亚没有看到：他的师已经不能再作出这样的抉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在中国部队发动进攻前，这样的作法本来是恰当的；但从进攻发动之时起，它就必然要导致灾难。当时，第四师只有两种抉择：要么在准备好的阵地上坚持战斗，拖延时间，直至补给断绝失败成为定局时为止；要么是为时过晚地赶回邦迪拉，而沿着一条可能受到敌人袭击的山路仓卒撤退，那就要冒溃败的风险。 十七日傍晚，帕塔尼亚再次给第四军打电话，要求批准把部队撤出色拉。那时，考尔还没有回来，但塔帕尔和森已到达提斯浦尔军部，他同他们两人通了话。这两位官员当然是考尔的上司，而且一直都密切参与制订抵抗中国进攻的计划，因此，他们既不能推说没有权力，也不能推说不了解情况。但他们都拒绝给帕塔尼亚下达任何命令，而是要他等考尔回来后再请示。在提斯浦尔这个平静的军部里，陆军参谋长和东部军区司令在责无旁贷的情况下，竟然拒绝负起责任，作出一项紧急的作战行动的决定。对于印度军队来说，真正最糟糕的时刻，正是在这个军部里所度过的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不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陡峭的山岭中即将遭到的溃败。 在这个时候，帕塔尼亚一直同霍希尔·辛格旅长进行通话。当时以及当天夜里，他们两人之间究竟讲了些什么，各有各的说法。几天后，霍希尔·辛格就被打死。帕塔尼亚的说法，同第六十二旅旅部幸存的官员们及该旅各营营长所提供的材料，是有矛盾的。本文是根据后者提供的情况写成的。当时，帕塔尼亚提出要撤出色拉。霍希尔·辛格抗议说，他的部队还守得住；此外，高尔瓦尔联队和其他掩护部队正在返回主防工事的途中，在他们返防前，不能把六十二旅撤出。霍希尔·辛格表示，如果命令撤退，也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撤；如果企图在当晚撤退，那将会造成灾难。帕塔尼亚似乎接受了这个看法，因为他当时下达的唯一要立即行动的命令是从色拉抽出两个连到德让宗以加强那里的防务。这件事，以及从邦迪拉抽调部队增援德让宗的类似调动，帕塔尼亚都没有报告第四军。 考尔于当晚七时半左右回到军部，很快就同帕塔尼亚通话。那时，第四师师部已得到消息说，中国部队向色拉周围运动，并有再次切断公路——这次是色拉到德让宗之间的一段——的危险。因此，第六十二旅如不立即撤退，也可能根本撤不出来了。帕塔尼亚紧急要求批准撤回该旅。考尔说明了至少要坚持一夜的道理，但他在电话中并没有下最后命令。然而，考尔、塔帕尔、森和随同塔帕尔来到提斯浦尔的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等人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第四军所有的参谋军官都奉命离室。约半小时后，考尔手持一份电稿从屋里出来，交给第四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要他立即发给帕塔尼亚，电文是要部队从色拉和德让宗撤到邦迪拉的命令。 正巧在那时，与第四师的直接联系中断，因此辛格就把电报发给驻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要该旅转达德让宗。但没有过几分钟，考尔又告诉他说，电报要停发。当时，那份电报还没有从邦迪拉转发出去，于是就在当地被扣住并撤销了。看来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帕利特准将极力主张要六十二旅坚守色拉。开始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提醒塔帕尔和考尔说，“如果一万二千人的部队没有打仗就跑掉，那么陆军今后就无脸见全国人民了”，或者讲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这番告诫使他的上司们感觉到，命令部队撤到邦迪拉的决定是做得过于匆促了。于是，考尔同塔帕尔和森又拟出了另一份电文，拍发给第四师。
从十一月初开始，帕塔尼亚又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封锁他认为是中国部队进行迂回运动的可能道路，这更增加了他的师由于布局分散而产生的困难。他派了一个连进驻德让宗以南的普汤，防止中国部队越过不丹，从那个方向迂回色拉；又派了一个排进入贝利小道，增援波辛山口的阿萨姆步枪队(波辛山口大约位于从邦迪拉去麦克马洪线的中途)。这些部队都是从邦迪拉的驻军中抽调的。 十一月中，帕塔尼亚和第四师师部愈来愈重视贝利小道。十一月十二日，从邦迪拉抽调了另一个排，第二天又抽调了两个排，增援波辛山口的第一个排。就这样，从邦迪拉驻军中抽调了一个连(属警卫旅联队第五营)，零零碎碎地派往波辛山口。迟至十一月十五日，收到一份电报证实了中国部队沿贝利小道南下的消息，电报说，印军先头部队与一个营的敌军遭遇，并被消灭。这份电报转给师部，但帕塔尼亚根本不相信中国部队有一营之多的估计。情报局曾经向他保证，在来年夏季以前，这么多的人马不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运动。因此，他命令派出另一个连循贝利小道北上，以恢复那里的局势。第二天，又派警卫旅联队第五营的其余部分从邦迪拉沿贝利小道北上，以肃清小道上的中国部队。为了防止敌军改道袭击师部，又从德让宗派出一个连北上，封锁一条可能的通路；并从邦迪拉抽调一个连到德让宗代替该连防务。 这样，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晚，邦迪拉的驻军已从三个营(十二个连)减少到六个连，仅达该地进行有效防御所需兵力的三分之一。 在这个时候，警卫旅联队的士兵连夜向贝利小道末端的登班进发。十一月十七日晨，他们到达登班，并立即构筑工事，午后不久就遭到攻击。中国兵力估计约有一千五百人。印军抵挡了约三个小时，使敌方遭受重大伤亡；但后来弹药打尽，他们在取得第四十八旅的批准后，试图向邦迪拉撤退。由于黑夜降临，又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部队失去了控制，联队溃不成军，没有一个人回到邦迪拉，几个星期后，才有些散兵游勇在平原出现。印军又一次部署失当，在没有后勤支援，只有在强行军中能够携带的少量弹药的情况下，同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部队作战，并付出了代价。警卫旅联队溃散后，中国部队切断了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 正当警卫旅联队在登班打败仗的时候，另一个印度营却击退了中国部队的多次进攻。警卫旅联队是从邦迪拉构筑好的工事中被拉出去，在半路上迎击敌人的；而色拉的防御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印度有一个营作为掩护部队布防色拉以北数英里的地带；十七日拂晓，中国部队对这个营发动进攻。从黎明到午后中国部队五次企图突破防线，但都被击退。进行这场坚决阻击战的是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第四营，就是三周前在达旺以北曾无故惊惶失措，一度溃散的那个营。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根据计划，命令高尔瓦尔营及其他掩护部队后撤至山口周围的主防阵地。印军五个营的阵地都能相互支援，而且又有足够的大炮，因此这支力量很强；给养能支持多久，部队就能固守多久。但是，当中国对师部阵地发动钳形攻势的轮廓和压力变得明朗时，帕塔尼亚就开始计划和准备撤退。十七日中午过后不久，他要求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批准旅部自德让宗南撤。当时，考尔还在坐着直升飞机在瓦弄失利的战场后方巡视，第四军的值班参谋拒绝批准帕塔尼亚的要求。 中国大股部队在登班出现，并切断了返回邦迪拉的公路后，帕塔尼亚开始催促上面批准他把第六十二旅撤出色拉。帕塔尼亚这时已看清形势，中国部队切断了公路就意味着色拉将完全依靠空投给养；如果敌军保持一个星期的压力，阵地上的补给就会耗尽，那时敌军将能席卷色拉，消灭守军。在这个时候，德让宗还完全没有作好防御准备，师、旅两级的指挥部都在那里，非战斗人员占了很大比例，因此很容易被中国人攻占。帕塔尼亚原来一直低估中国部队沿贝利小道南下运动的危险性，现在似乎又转而夸大在他后面的敌军兵力。他当时提出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假使不去考虑建议提出的时机的话。
邦迪拉由第四十八旅驻守，下辖三个营。大约在两地当中的德让宗，是师部所在地， [ 注：“宗”是西藏的行政和宗教中心，一部分是城堡，一部分是寺院。当这一地带受西藏的行政管辖时，达旺宗是主要的中心，德让宗是第二中心。 ]驻有第六十五旅和两个步兵营。从平原上的米萨马里到色拉，全程一百四十英里；卡车来回一次，如果路上不出什么事故，需要六天时间。色拉的部队由空投和陆路供应，但他们得到的给养仅够当天的消耗，因此，弹药的储备仍感不足；防御物资，如带刺的铁丝网、挖掘工具、地雷等仍感缺乏。色拉已得到优先供应，邦迪拉的给养情况就更坏了。 第四师所摆的阵势从色拉到邦迪拉这条线铺得很开，它本身存在严重弱点。色拉是整个防御体系的关键。经过侦察，证明这个地方并不象初看那样坚不可摧。色拉山口本身倒是个坚固的防御阵地，但在它的南北两侧都有小路可通。邦迪拉有三个居高临下的山头，组成非常巩固的防御阵地，如有足够的部队防守，会给进攻者造成极大的困难。德让宗地处山谷之中，在防御上有利条件不多，第四师在那里也没有修筑防御工事，师部人员都住在帐篷和临时兵房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土方作业。第四师摆的阵势是为了应付中国部队沿着大路进攻；如果中国人只从那个方向打来，一路打到色拉，死板地循着公路的轴线而下，那么，印度军队是可能给进攻者造成重大伤亡。但是，通向整个阵地还有一道旁门——那就是贝利小道。 一九一三年，F.M.贝利上尉徒步进入西藏，进行一次长途勘查，为麦克马洪划出边界线提供地理资料；他回程从雅鲁藏布江出发，大体沿着一条自北向南的直线，经过现在成为东北边境特区的地方。他和勘察员摩斯赫德上尉跨过了图龙山口的主峰线，翻越了高达一万五千六百英尺的错山口， 穿过高约一万四千英尺的波辛山口，下到登班。登班这个村庄地处一道横岭之上，俯视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间的主要河谷，到了一九六二年，就控制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间的公路。A.S.帕塔尼亚将军对他的任务作出初步估计时，曾预见到中国军队能够沿着贝利走过的路径，出现在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上。但他又认为中国的大部队不可能通过那条路线过来，新德里的陆军总部和情报局支持他这个假定。贝利曾描述这条路的某些部分很不好走。印方可能是这样估计的：既然在一九一三年五、六个人的小队要通过这条路都很困难，那么，五十年后大部队就无法通过这条路了。即便有一小股中国的偷袭部队从这条路插过来封锁这条公路，也可以——或被认为是可以——从邦迪拉或德让宗派出一些部队把他们清除掉。 给帕塔尼亚和第四师的任务，是要他们坚守色拉，从而封闭穿过东北边境特区通向平原的入口。但一开始第四军给帕塔尼亚的命令中还有一项但书：就是如果他在色拉还没有集结好足够的固守兵力前，中国已发动对色拉的进攻，那么，他就有权把部队撤出色拉，并以邦迪拉为主防阵地。这个但书没有规定失效期限和所说的足够固守兵力的数额。因此，第四师就有可能随时把部队撤到邦迪拉。但印军的各级领导，对战斗一旦打响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如果中国部队切断了色拉的退路，就可以采取“箱形”防御战术固守色拉。这是第二次大战中英军在缅甸战役后期行之有效的那种战略。但要固守一个为敌军包围的阵地，不但需要有高昂的士气，而且还要有绝对可靠的空运给养；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色拉驻军的给养仅够一周作战之用。如果想要采取“箱形”战术固守色拉，把邦迪拉当作后方的另一个坚固据点，那么，在德让宗露宿在帐篷里的第四师师部和第六十五旅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果中国大部队迂回色拉，他们就能迅速消灭师部。第四师的部署，看来还是反映出印度方面那种潜在的和反复出现的信念，即认为中国不会进攻。
考尔没有回到他在提斯浦尔的军部，虽然他的参谋长催他回去。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七日，他却乘直升飞机去寻找第十一旅的残部。他在飞机上看到了旅长，就命令飞机着陆。考尔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立即飞快地跑到他面前，看到他和他的随从人员都安然无恙，我才松了一口气。我邀请他并挑选几名军官搭我的飞机到哈尤良吃些点心，然后再送他们返回他们的部队。但他说，他宁愿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当然他这样做是很对的。”考尔回哈尤良时，接到一份电报，说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已启程前往提斯浦尔。他直接赶回军部，而他们已先期到达。幕布已揭开，关键性的色拉-邦迪拉地段的高潮就将来临。但在叙述这狂风暴雨的最后一幕以前，还需要先讲一讲西段的情况。 西部军区一直主动地进行大规模的迅速集结，他们集中了一切能搞到手的运输工具，把原在克什米尔停火线上布防的部队撤回，调到拉达克来。十月份的第一周，列城到楚舒勒之间的公路已经修通，到十一月中旬，楚舒勒成为一个旅的阵地。这个村庄和临时修筑的飞机跑道都位于中国的主张线之外。但在它以东某些印度防御阵地却越过这条线，在此时，这些阵地事实上是印度在西段的中国所主张的领土内仅有的几个阵地。所有其他的哨所，不是已被打掉，就是已自行撤掉。不象在边界另一端的东部军区和第四军那样，西部军区对保存部队实力表现了更大的关心，而不是命令孤立的小部队“打到底”，作出毫无意义的牺牲姿态。根据战术上的理由，需要固守一处阵地时，那里的部队也的确打到底，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或打到最后一个人。但不是象东段经常发生的那样，西部军区没有叫部队去固守毫无战术意义和难以守卫的阵地，一直到被对方攻破为止。 西部军区把楚舒勒当作关键地带，因为他们预见到如果中国部队企图攻占列城，那么，在高山之间的斯潘古尔峡谷显然会成为他们的通路。因此印军就在楚舒勒以东的山地上建立了阵地——恰好跨过中国的主张线。其中有些阵地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楚舒勒的高度已接近一万四千英尺)，冬天在这样的高度，给部队造成极度艰苦的条件。封冻的土地挖不动，只好炸开；空气十分稀薄，就是已经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的部队也只能进行短促的体力活动。连作燃料和修筑掩体用的木头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由部队自己装成小包从山谷下搬运上来；骡子也爬不上这样高的地方，楚舒勒虽然有一些牦牛，部队又不会驾驭。但无论如何，到了十一月十七日，总算修建了一些比较牢固的阵地。 在这以前，中国部队唯一的迹象只是进行了一些侦察性的巡逻，对某些印度哨所进行了逼近的公开的观察——这些哨所接到的命令仍是除非受到攻击或威胁，否则不得开枪。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看到有大股的中国步兵向前运动。十八日凌晨，中国部队开始对印度的前哨阵地以及河谷中的旅部阵地和机场进行炮击；拂晓时，步兵攻击了山上的印军阵地。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炮把挖得不深的印度工事几乎削平。中国部队的正面进攻被击退，他们迂回包抄印度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在一个叫热赞拉的山脊上据守工事的库马翁营的一个连，只有三个受伤的士兵回到了山谷中的营部，还有五个士兵当了俘虏。三个月后，一队印度士兵爬上热赞拉山脊时，该连的其他士兵还留在他们的阵地上——他们都已死后冻僵，手里还拿着武器。中国阵亡的士兵已经抬走，战斗的遗迹表明中国方面阵亡的数字也不小。 在中国人发动进攻后五个小时，印军的山上阵地或被攻破，或因无法防守而撤走。印度军队集中在山谷里旅部周围的高地上。但中国部队没有进行追击，他们在中国主张线上停了下来，没有进攻楚舒勒。与此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色拉-邦迪拉一段的印军集结速度虽比较缓慢，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第四师已拥有满员的步兵共十个营，和一些支援火力：野战炮，重迫击炮，甚至还有十二辆轻型坦克。如果集中使用于防御，这支兵力也可能是很可观的；但它却分散在三个主要地段，彼此相隔六十英里，山路狭窄、崎岖难行。主要防线设在色拉周围，由新旅长霍希尔·辛格指挥的第六十二旅负责，下辖五个营。
M.S.帕塔尼亚相信，并且也说服了考尔接受这个信念：就是如果瓦弄的兵力再增加一个营，他就可以在这一地段把中国部队赶回到麦克马洪线。但第四军参谋部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估计，中国在察隅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兵力有一个师。他们在十一月十一日把这份情况估计意见书送给M.S.帕塔尼亚，但他没有再转达给承担作战任务的旅，而印军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仍照常进行。按计划，要在十一月十三日发动进攻，十一月十四日结束战斗。 增加的那个营，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才搭乘水獭式运输机陆续到达；但第十一旅并未因等候增援而推迟进攻时间。考尔和M.S.帕塔尼亚都赶到瓦弄，要亲自掌握这次作战行动，但这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原定时间表发动进攻。原定的日期并无军事意义，也不存在同其他地段的作战行动协调配合的问题。但在制订进攻瓦弄计划的人看来，十一月十四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是尼赫鲁的生日。总理七十三岁寿辰快到了，从瓦弄向新德里发回一份如考尔所希望那样的电报，报告“我们对敌军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一份寿礼？ 十一月十四日，第六库马翁营的两个连，在为支持这次进攻而空投来的重迫击炮和几门野战炮的火力支援下，开始进攻中国部队所据守的一个山头制高点。据守山头的中国部队估计是一个连。这批来自喜马拉雅山西麓的健壮的库马翁士兵，曾在基比图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挡住中国部队，接着花了两天的时间撤回到瓦弄，在这以前大约十天光景曾投入一次局部性进攻，而且几乎不断地执行巡逻任务——这次又被用来进行这场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战。他们冒着中国掩体中发出的猛烈炮火，连续战斗了六个小时，冲到离山顶只有五十码时已精疲力尽，不得不停下来。当晚，中国部队进行反攻，把幸存的库马翁士兵全部赶下了山，这支出击部队返回营地的不足半数。十一月十六日，印度各报以 印军转入进攻 的大标题欢呼这次作战行动，其真相就是这样。 中国部队追击败退的库马翁士兵，并且突破了印军的主要防御阵地，印军阵地因出击而遭到了削弱。印度炮兵为了支援库马翁士兵，早已把炮弹全部打光，因此，当中国部队在十六日拂晓发动主要攻势时，印度炮兵已无法参加战斗。印度部队这一仗打得很顽强：停火后，小股印度部队回到那里，发现有的阵地上全部人员都战死在岗位上。但由于主要防御工事已被攻破，整个旅的阵地已无法守住，早晨十点钟左右，考尔批准该旅旅长下令撤退。但有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继续作战，直到弹药打光或战死。考尔和M.S.帕塔尼亚二人坐上“倒数第二架水獭式运输机”撤离瓦弄。考尔从提祖发回了一份冗长的语无伦次的电报，报告瓦弄战败的经过，电文最后写道： 由于敌人攻势十分凶猛，兵力十分强大，我有义务敦促你请求最高当局争取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军队的支援。否则，我过去已讲过现在还要重申：我国的武装部队将无力抵挡锐不可挡的中国优势兵力，而且敌人已经集中并且将继续集中其优势兵力来对付我们，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意见不是出自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现实。 显然，一个时期以来，考尔的头脑中已经考虑过争取盟国派遣远征军开入印度的想法。当考尔还在新德里卧床养病的时候，内阁秘书曾去看望过他。根据这位官员的叙述，当时考尔“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份建议书。其中建议：印度应该寻求某些大国的支援；应该劝说蒋介石和南朝鲜在美国的支持下进攻中国。‘应该敦请某些外国军队开到印度，协助印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必须在未来的十二个月内建立十个师，并投入战斗。应该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军事和经济工作，指挥部应设一名总指挥官作为最高统帅——总部应设在新德里或阿格拉。”考尔没有说他认为应该由谁来担任这位莫卧儿式的最高统帅。 瓦弄旅的残部已失去控制，分散成若干小股沿洛希特河谷向平原落荒而逃。瓦弄的各阵地间横着洛希特河，河间峡谷高三百英尺，无法徒涉，河上只有一条绳做的索桥(中国人携带了渡河的橡皮艇)，河东岸的印军残部在撤退时吃尽了苦头，又遭到中国部队的伏击，伤亡惨重。第十一旅终于落得一个与第七旅同样的下场：进行了一次没有配合好的毫无希望的进攻，在中国部队坚定果敢和周密部署的攻击下遭到溃败。中国部队没有追击败退的残敌。
但无论如何，这个防线的设想还是被接受了，并且成为陆军在东北边境特区的规划的根据。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开始时估计需要一个师(下辖六 个旅)的兵力；但一九六一年森将军估计最低限度需要两个师(下辖六个旅)。如前所述，当中国部队跨过麦克马洪线时，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却只有两个旅。那时以后，这个防线设想就被束诸高阁。后来调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分布很散，不是从一个全面的防卫计划出发，而是根据情报局关于中国部队可能向什么地方进军的估计进行部署。部队被分割成营、连或更小的单位，拿着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弹药，徒步走进山区，进入新德里总部在地图上选好的阵地，而且要靠已经非常紧张的空运来供应。这样的部署不是出自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自要在麦克马洪线上同中国人打仗的政治需要。这种做法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依然是根据中国不会发动强大进攻的信念出发。尼赫鲁十一月份在议会中讲到这些，他解释陆军为什么要在“从军事观点来看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企图在塔格拉山脊下作战，而陆军原来的意图则是把主要防线建立在更南面的地带。尼赫鲁说，之所以要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料到这样大规模的入侵，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不喜欢……在我们的领土内后退的想法。”在边境战争发生了五年之后，梅农承认，如果“让[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之后，再同他们打仗”，可能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是更好一些。但是，他说，“我们当时不可能说服舆论接受这一点。”这样，梅农就毫不感到羞愧地承认，他和印度总理都自觉地违反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以图安抚浅陋无知的“舆论”。 依照上述的防线计划，陆军就不需要派大部队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东端的山区，而是要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提祖和山脚下的哈尤良等地附近，等候中国人穿过极难通行的地带来到这里。这一带有一条险峻的古时商路，一九五O年发生了一次地震后已不能通行，只有小股突击队才能穿过这条路到达平原。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报局认为洛希特河谷是中国部队的可能的进军路线，印度人就在瓦弄进行了集结，该地距公路终点提祖约一百英里——地形十分险峻，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瓦弄有一条临时的飞机跑道，但跑道很小，能够使用这条跑道的印度空军飞机只有小型的加拿大制水獭式运输机，而这种飞机每次仅能运载六名武装士兵。十月二十一日，中国部队在那里发动进攻的时候，瓦弄和距瓦弄两日路程的前沿据点基比图由两个步兵营和一部分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布防。基比图无法接济给养，部队在那里住了三天又撤回瓦弄。中国部队跟踪追击，但他们对瓦弄印军阵地首次发动的进攻却被击退，损失很大，于是双方就停下来，进行巡逻和集结，有时中国部队的试探性进攻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组织上编制的不断削减和变动，增加了印军集结的困难。瓦弄地段原由第四师第五步兵旅负责防守。但达旺失陷后，又决定设立一个新师部，负责指挥整个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色拉到邦迪拉一段除外，该段归第四师指挥。新编番号为第二师，由M.S.帕塔尼亚少将任师长(此人是新任第四师师长A.S.帕塔尼亚的堂兄弟)，第181旅也划归该师指挥，负责瓦弄地段防务。但这丝毫不合帕塔尼亚的心意，他坚持要把181旅全部调开。他的要求被接受了，于是第十一旅终于在十月三十一日接管了瓦弄地带的防务。驻防瓦弄的各营在十天内接连更换了三名旅长及旅部参谋人员。第四师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A.S.帕塔尼亚也同样地要求更换他下属各旅旅长。这种人事调动看来只能以有关军官的私人关系来解释。指挥官不断调动所引起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印军集结的速度和作用。有一个旅在瓦弄干等了近一个星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A.S.帕塔尼亚在搞到他所要的旅长以前，不愿给该旅下达任何命令。有一个廓尔喀营开到瓦弄，随即调回平原，后来又再次把它调往瓦弄。 到了十一月初，第二师才算安定下来。M.S.帕塔尼亚师长搞到了他所要的旅长，这个旅有三个步兵营和几个阿萨姆步枪排驻防瓦弄。
他接着说： “有人说，他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这是不正确的。他有过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当克什米尔出了事的时候，他是我们驻华盛顿的武官，但他却请求把他派到克什米尔。我们把他派到了克什米尔，他就到了那里。我认识很多军官和其他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人超过他的。” 不管尼赫鲁对考尔的军事经历如何看法，事实真相正如蒂迈雅将军所讲的那样：“陆军中的每一个官兵都知道，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掩盖起来。军官们都不尊敬考尔。”驻防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听到考尔继续担任该军军长的消息后的反应，是同蒂迈雅的看法相吻合的。第四师师部的军官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新闻，根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大家公开的评论是：“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我在十月二十六日，正好在考尔将军回去指挥部队之前，到他家里去拜会他，他当时已完全恢复健康，而且丝毫没有因克节朗河的溃败感到沮丧的样子。他向我叙述了印度部队的缺陷和弱点，并且说，他所采取的战术是一种有意的“大胆政策”。僧崇战役就是他试探中国人意图所采取的行动。他有信心能在色拉把中国人堵住，然后再把他们打退。 考尔的前途如果要得到挽救，他就必须回到第四军去。如果他在担任了生平第一次作战指挥职务之后没有几天，就以身体不适这个被认为是陈腐的借口，放弃这个职务，回到参谋局去，那么，他虽然在政界有那样强有力的靠山，也不大可能使他再得到提升。从军事上反复考虑，自然是完全不能赞成考尔重新出马。当时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已深入了解当地情况，而考尔却是不熟悉情况的——他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短期逗留，完全局限于塔格拉山脊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现已为敌方控制。但如果不使考尔官复原职，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考尔的个人名誉而已，考尔的失败和丢脸，势必给梅农、而且下一步也将给尼赫鲁，增加政治上的困难。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考虑都要求再给考尔一次表现的机会。十月二十九日，他恢复了第四军的指挥；哈巴克希·辛格调往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则明升暗降，调往新德里担任一项参谋工作。 在这个时候，印度部队在东北边境特区正进行集结——但在做法上与陆军方面原来的意图大相径庭。一九五九年十月，当时由考 拉特将军指挥的东部军区，曾经建议在东北地区搞三道防御线。根据这个方案，首先要在尽量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带，建立一批哨所，以监视从西藏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主要通道。这些哨所只不过起个绊脚索的作用，一旦中国部队进攻，这些哨所就向后撤。在这条前沿哨所线的后面，要建立第二层据点，这些据点要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阻滞战斗，以迫使入侵者在进一步向前推进之前，必须在这里重新集结，并将自己的后勤基地向前推移。第三层是正式防线；其设想是入侵者如果进攻到这里，它的补给线就会拉得过长，因此就可以在这里击溃对方。邦迪拉将是这道防线的一个支撑点，这道防线的其他据点都不应距离平原过远，以便于能够及时得到给养和进行集结。这种设想的优点是：它可以使东北边境特区的极其恶劣的地形转而为防御服务，使中国部队背上包袱，为他们自己的狭窄并拉得过长的供应线伤脑筋，而印军的主要阵地和平原之间却有距离不长的交通线相联结。这种设想的缺点，在印度人看来，是属于政治性的。一九五九年后人们认为政府对边界防务采取了拖拉的态度，而上述防线战略就可能，而且也的确被说成是这种态度在军事上的体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美联社自新德里发回的一份报道，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防线计划的内容及其论据，报道说，“印度陆军已经放弃了保卫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大片地区不被共产党中国侵入的希望……印度的军事战略将是实际上不放一枪就让出大片土地。印度人只准备在深入他们领土内部的地点进行抵抗。”
从十月底起由于官方有关东北边境特区形势的报道，使得人们认为最险恶的局面已经过去，胜利就在眼前的那种一片乐观的情绪不断增长。报纸也宣布“印军在大炮掩护下发动攻势——东北边境特区振奋人心的进击”。曾到过前线的一名国大党议员向议会报告说，部队的士气旺盛，印军不计一切物质上的困难，“高呼圣雄甘地和总理的名字来振奋自己的热情”。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在十一月十二日对公众集会讲话说，“印度现在已经强大得足以击退中国进攻者，而且正在建立军事力量要把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走”。中国军队在十月和十一月初继续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印度在西段的前进哨所，先是集中兵力，然后用猛烈的排炮摧毁印军阵地，最后步兵攻上去加以占领——有一次，据某哨所的无线电报告说，中国军队还使用了坦克。但是在西段印军的节节败退没有使人们的乐观情绪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将是另一番情景。人们注意力集中在瓦弄前线，热切期待着即将出现一场印军大捷，这种情绪突出地表现于十一月十六日的头条消息——印军转入进攻。 就连陆军总部也相信，中国人在东北边境特区不会发动进一步进攻，相信克节朗河溃败后的最险恶的局面已经度过；这种信念也普遍反映到总部以下的整个指挥系统。有几次，在印军开始遭到痛击时指挥部门仓皇失措，曾下令要部队立即赶赴东北边境特区，而在中国人停止前进时，又把这些命令撤销了。在此后三周内，印军在色拉附近的集结并不显得很紧迫。为了守卫东北边境特区而制定的应付紧急局面的防务计划，历来是以巴基斯坦不会利用中国的进攻这个假定为依据的；但一九六二年十月间情报部门提供了关于阿尤布总统对印度当前所处困境的态度的报告，这使得新德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不愿意把部队从旁遮普调到印度的东北地区来。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游说以及后来对印度所作的保证，解除了印度的焦虑，但从旁遮普抽调部队的计划已遭到拖延，其后果是：最后抽调出来的三个师当中，只有一个旅赶上了这场对中国部队的作战。这三个师中一个师调到锡金，另外两个师在停火以后好久才到达东北边境特区。原先就近在那加驻防的一个师，开始时接到命令准备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但当前方沉寂下来的时候，又停止前进。最后真的调动时，又是零零碎碎地调走，各个旅和各个单位被拆得七零八落。 中国部队在做法上却更加专心一意，更显得紧迫。驻防色拉山脊北麓的印度前沿部队自他们的掩体中发回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能够听到，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上的棒山口沿着通向达旺的古时商路赶修公路的爆炸声；中国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不断向前推进。十一月初，空中侦察发现中国的卡车在达旺奔驰——说明公路已经修通。接着，中国部队又开始修整从达旺到色拉一段的印度公路。同时，他们向印度阵地前方和周围地带搜索前进，而且——虽然当时印度人还不知道——已从几个山口和小路插入东北边境特区色拉的东北。 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第四军并没有呆很长时间。他花了四天时间熟悉战术上存在的问题，视察了瓦弄和其他前沿地带，之后，就向全体官兵发布了一项命令，表示为他们感到自豪，并号召他们“带着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的坚定信念……”进行战斗。但这篇讲话却戏剧性地被当晚全印广播电台发布的一条新闻所压倒：新德里正式宣布，考尔将军不久以前“在前线受寒患严重支气管炎”，现已痊愈，并将重新指挥第四军。森将军只是从广播里听到这项消息，他当即向塔帕尔将军提出抗议，反对这个新的军在四天内两次更换指挥官。据森讲，当时塔帕尔将军回答说，在政府的坚持下，考尔即将返任，因为他的名誉非得挽回不可。当考尔回到首都的消息传开后，在新德里出现过一些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因为他擅离职守已被软禁。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老部下恢复名誉出了一臂之力。尼赫鲁说：“我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人们关于他讲了一些非常不公道的话。”他指出，考尔被任命为军长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赶到东北边境特区。
印度过去由于担心失掉阿拉伯国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它的支持，一直拒绝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时新德里询问以色列，他们同意提供的武器是否可以由不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运载——这样印度就可以获得以色列的援助而不致于招致阿拉伯国家的不快。但是据说本·古里安的答复是，“不让挂旗，就不给武器”，结果还是用一条以色列的船满载重迫击炮运抵孟买。 当美国武器正在离新德里几英里远的地方卸下来时，印度议员们就再也不能指责政府由于坚持不结盟政策而损害本国的安全了。相反地，有些议员还举出了使英国在一九四O年以后得以支持下去继续作战的租借法案作为印度接受外援的先例。一名“独立的”议员提议，印度应向西方指出它正为民主制度打一场世界大战；他并且重复丘吉尔的名言：“给我们家伙，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尼赫鲁坚持说，因为军火供应是“无条件的也是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所以决不影响印度的不结盟地位。军火供应确实影响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这一点他不久就看到了，英国和美国果然利用它们的军火供应——并隐约以断绝供应相威胁——迫使尼赫鲁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重新举行谈判。 经过了六天辩论，共有一百六十五名议员发言，反对派议员加上几名随声附和的国大党议员，仍然对印度政府的政策提出了笼统的批评。尽管由于新德里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已促成较多的国家谴责中国，[ 注：十一月七日据新德里计算，共有三十九国支持印度，即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约旦、卢森堡、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英国、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法国、锡兰、塞浦路斯、新西兰、澳大利亚、特立尼达、西德、荷兰、瑞士、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伊朗、挪威、智利、海地、日本、希腊、利比亚、刚果(利)、乌干达、巴拿马、加拿大、菲律宾、冰岛、尼日利亚、阿根廷、意大利、马来亚。一名印度漫画作者画了一些官员一面匆忙地查看地球仪和地图，一面说：“我们最近没有听说过还有哪一个国家支持我们。”] 但是人们仍然强烈地感到印度被人家拆了台。自由党党魁问道：“我们在世界政治的各方面曾经为这么多的国家干了那末多的事”，而它们对印度却不同情、不支持，“这究竟是怎末回事”？印度对不结盟世界和亚非国家表示愤恨，感到这些国家没有报答印度过去对它们的慷慨协助；另一方面又掀起了一阵对美国和英联邦满腔热情的浪潮。《印度斯坦时报》描写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伙伴情谊，对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安全与自由突然激发出责任感。”在要求对基本的外交政策态度作重新考虑的一片混乱声中，新德里甚至改变了它对福摩萨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家报刊评论说：“印度应该策划对中国开辟第二个战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促使福摩萨实施其对华南沿海的入侵威胁。……[而]为此目的就需要与台北保持联系，尤其需要和五角大楼保持联系。”印度政府也确实同福摩萨政权进行了多次接触，次年三月国民党的一名代表来新德里同印度外交部进行了会谈。中国国民党人自然准备联合印度进行敌视北京政府的一切活动，但是他们也小心地指出，当问题涉及到边界争端时，他们自己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分歧。十月底福摩萨政府发表了一篇正式声明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单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从未接受过这条分界线，并且强烈反对英国的这项主张。” 议员们在议会里发表的批评意见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尼赫鲁反复申述印度人特有的和平性情以及印度人对非暴力的深厚信念等老调，表示很不耐烦。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尼赫鲁显然是利用追怀国大党甘地主义的传统的办法，来搪塞人们对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状态的抨击；但是更加深刻的原因也许是议员们的态度表达了这样的感情：现在战争既已来临，对印度说来，纪念那个曾经拿起武器和日本人一道打英国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比怀念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义更有意义。
印度宣布了紧急状态，授予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停止公民自由权利，印度议会也提前十天复会(尼赫鲁拒绝了要求议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这时候克节朗河溃败所带来的震惊情绪业已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片升平气象——有人称之为“败北后解围的狂欢”。我在十月底给《泰晤士报》发的报道中写道，“新德里的信心明显增强了，印度认为不论中国部队的意图如何，印度都能挡得住，而且到一定时候能够打败他们。”东北边境特区暂呈沉寂，只是报刊上有时登载一些有关侵略者进行巡逻活动以及印军开炮轰击的报道。印度报纸报道说：“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说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军队在初期失利后，已开始进入有效的防御阵地巩固自己，甚至已开始尝试把中国军队从印度领土上赶走。”信心的恢复，加上梅农已经从前排议席贬黜到后排议席，使得印度议会在十一月八日复会时人们的那种忧心忡忡和愤愤不满的情绪有所缓和。尼赫鲁当然还有许多解释工作要做，但是他很自信，而且毫不感到内疚。 他说印军失利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寡不敌众。第七旅是否应该从克节朗河撤退，曾经有过争论；尼赫鲁只在下面这一段话中隐约提到：“我们唯一的过错……如果说这是个过错的话，就是在军事形势不太有利的地点还要坚守到底。我们并没有命令他们坚守到底——任何政治家这样做都是愚蠢的。但我们的军队自己不那么愿意撤退，他们坚守到底，使他们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人们可能会从这番讲话推断尼赫鲁根本不知道前方指挥官们曾紧急建议迅速撤兵，想必考尔、森和塔帕尔等人给他的印象是印度军队“不那么愿意撤退”。 当时首都已流传在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队装备不足，供应匮乏。为了应付起见，尼赫鲁冗长地重弹印度议会久已听惯的老调，说要依靠自己制造军火。议会两院静静地而且和往日一样肃然起敬地倾听他讲话。对于许多议员来说，尼赫鲁在议会的形象的确由于人们感到他成了印度全国的战时领袖，一时变得更加高大起来。自由党的兰加教授曾对尼赫鲁充当战时领袖是否合适提出疑问，但是没有人支持他。尼赫鲁十分自信，他对一个就军火问题提出疑问的议员抢白说，“这儿有许多人对军火问题一窍不通，居然也大谈军火，岂非咄咄怪事。”他似乎是由于受到克节朗河战斗失利的震动并受到决心备战的那种激动气氛的影响而又重获青春。有些人提到敦刻尔克撤退和丘吉尔的先例，也许尼赫鲁从心眼里感到这种联想颇是滋味。尼赫鲁在对待军火问题上，如同他过去对待梅农的问题一样，也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反对派要求的中心主张表示让步，使他们的攻击不能得逞。自从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开始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以来，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同中国开始边境冲突以来，议会一直敦促印度政府仿效巴基斯坦接受凡是可以到手的援助，以加强武装部队。尼赫鲁过去认为这样做等于抛弃独立，抛弃不结盟政策的核心而加以拒绝，因此曾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印度议会前一届会期内，他曾说过，“接受军事援助是同不结盟政策根本背道而驰的。[它]实际上变成同援助国结盟了。”但是，现在美国的喷气式运输机每天有八个班次在印度着陆，每架飞机运载大约二十吨重的装备——自动化步枪，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等。英国在这方面甚至比美国的动作更快。在尼赫鲁表示接受肯尼迪提供援助的建议的那一天，英国的第一批军火援助就已到达了新德里。 如果要迅速弥补几十年来弃置不顾的印度的军事部门，显然只有美国才有力量拿得出提供印度所需要的大规模援助。但是也许是为了使得印度转向华盛顿的变化不致过分显眼，印度政府普遍呼吁军事援助，而且强调说印度不但向美国、而且也向苏联提出了要求。印度的要求是马上供应军事装备，付款条件应是非常优厚，或只付名义的代价。英国把最初的几笔援助干脆算作捐赠；美国把偿付条件留待以后再议。法国等其他国家则认为没有理由放弃惯常的商业规定，结果在新德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在那危机的时刻，印度甚至还向以色列求援。
他援引甘地的话，提醒印度议会说，“从根本上看，我们是一个温和的民族”，并且表示他担心战争将改变这一切。“如果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我们竟会野蛮化，变成一个野蛮的国家，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想那将意味着印度的整个灵魂和精神的堕落，而那是非常有害的事。我确实希望我们大家将牢记这点。”尼赫鲁的中心信念是相信印度人民具有内在的、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思想，是温良和顺的。他在同中国的争执过程中，不仅在他的国内演讲中，而且在他致周恩来的信件中，以及致北京的外交照会中，都对此大肆宣扬。尼赫鲁之所以相信这番神话，也许渊源于他同甘地的密切关系。但是实际情况既不是象尼赫鲁所讲的那样，说印度人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也不是象尼拉特·乔杜里所讲的那样，说“人类社会中很少有(比印度人)更加好战和更加喜欢流血”， [ 注：乔杜里争辩说，“印度族的军国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和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他特别举例说，“和中国的冲突……几乎完全是由印度族的好战思想鼓动起来的，印度族的占有欲作为第二位的潜在因素，也起了作用。”甘地自己有一次也曾提到印度民族“一直是好战的”。 ] 而是介于这两种看法之间。 然而，在这个时刻，尼赫鲁对“野蛮化”所表现的惴惴不安却有点不合时宜。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评论对公众反应都表示极度满意；《印度时报》刊载的一幅漫画就是这种情绪的一个缩影。漫画的标题是“对中国作战”，画出了尼赫鲁和他的内阁同僚洋洋得意地浏览挂满墙上的图表，各图表上分别写着 同仇敌忾，劳资协调，人民信任政府 等字样。所有的图表的指示线都是标志着急剧上升。尼赫鲁站在旁边评论说，“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事实上印度总理也曾用更高雅的辞藻说出了这个论点：“这个挑战可以转化为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成长，把笼罩我国边境的乌云转化成为我国的自由和繁荣幸福的灿烂阳光。” 尽管印度民众的反应被那些脑袋发热的印度人夸大了，但人们对所谓对华战争的挑战所引起的反响也的确是比较广泛的。这种反响当然绝不是什么“强大的高潮”，但至少是掠过印度社会这一潭死水上的一阵微波。对于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来说，这种反应是自发的；任何其他国家突然感到自身处于作战状态时也差不多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印度的反应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有的那种痛苦感。对于这类印度人，战争是遥远的、浪漫的、而且是能治百病的。对于城市群众来说，战争好象是一场马戏，是为他们提供了参加游行、高呼口号的机会。对于乡村来说，战争是遥远的事，但有些令人惶恐不安，因为战争与其说是对国家不如说是对农村带来威胁——无论如何，对印度农村群众来说，国家是他们不怎么关心的一种概念。最初，政府呼吁为国防基金献款，人们还是踊跃输将，但不久就怨声载道。人们指责地方官吏强迫村民捐献，连最贫苦的阶层也受到勒索。 印度当时鼓励慷慨激昂的情绪和发誓保证的那些做法。与此相反，中国对这场战斗始终轻描淡写，并不在意。一位驻北京的西方记者报道说，“中国报刊更多是刊登政治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的新闻。甚至中国打胜仗的消息也轻轻一笔带过。报刊没有打算引起读者们强烈的战争感觉。新华通讯社关于局势的措词谨慎的报道，一般很简短，报刊上也不常见。” 而印度政府却发表了许多声明，咬文嚼字，把边境战斗说成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尼赫鲁解释说，从法律上看，“我们也许还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处于交战状态，虽然我们还没有这样公开宣布过——目前还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将来怎样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尼赫鲁自始至终顶住了主张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的强大压力。中印战斗爆发后不久，刚巧联合国正考虑每年一度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印度仍继续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只是不再象过去那样带头催促解决这个问题了。
初期军事上的失利，揭开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印度对华战争的序幕。惊骇的情绪逐步消逝，化为断然的决心，又进而产生乐观情绪。人们把战争看成是印度的伟大时刻加以欣赏，并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国家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反应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愤慨。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陆军早就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会谈。尼赫鲁当时诉苦说，如果中国人“有什么领土要求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提出来讨论，拿出来谈谈，并采取各种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的”。后来阿索卡·梅达也问道，“在我们的耐心、善意和显然急于求得解决的态度面前，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侵略呢？”印度人民院正式通过决议，重申“印度人民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印度的神圣领土”，“本院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印度对中国一直多次表示善意和友谊，……中国却辜负了这番善意和友谊，……并实行侵略，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在责备中国使用武力时，倒还没有完全忘记印度也曾打算使用武力。尼赫鲁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赶走并进攻他们。” 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和某些城市群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举行公众集会，每个党派包括印共 在内都谴责中国。 [ 注：然而，这时印度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于中印边境争端的激化已变为难以掩饰的分裂。现在回顾起来，该党领导集团谴责中国进行边境战斗，保证该党无保留地支持尼赫鲁的行动，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使该党最后公开分裂为两派。 ] 。还有一些消极的行动，如学生们焚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像，还有的用血书签名保证忠于祖国事业；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华侨商店，不管是开鞋铺的还是卖古玩的，都被捣毁一空，华侨店主都挨了打。日本外交官员在小汽车上贴上日本的国徽和印地文的国籍证明，以免被手脚太快的暴徒误认为是中国人。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甚至规定把华裔印度公民当作敌国侨民对待，有几千名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的集中营，后来又被驱逐到中国去。印度政府宣布打算建立国民自卫队和全国步枪协会，此外，还打算扩大全国士官团，以便让每个大学生都可以入伍。女学生也参加了军训和操练，议员们拿着步枪摆出瞄准的姿态拍照；在旁遮普邦政府的部长们还决定穿军服出席立法议会。庞大的比尔拉工商业财团向国家献纳了一个小型的步枪靶场，以便新德里市民能够用步枪练习射击。在首都公园里挖了许多狭窄的壕沟，政府办公大楼门口也堆起沙袋。财政部长德赛发起了国防基金运动，要募集现钞、黄金或首饰——“用首饰换军备”成了一个流行口号——并发行国防公债。他号召所有的人都要厉行节约。各军工厂也宣布将日夜加班。 群众支持同中国作斗争的这类表现受到表扬，认为这证明前几年令人担忧的不团结和“一盘散沙”实际上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骨子里却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人民院赞扬“印度人民对这次紧急状态作出令人钦佩的，发自内心的反应……在我国各阶层人民当中兴起了强大的高潮……”尼赫鲁更富有诗意地感谢中国的这次行动，他说这次行动“骤然揭开蒙在印度脸上的面纱，使人瞥见印度的沉着的面貌，刚强、镇定、坚决，虽则是个古老的面貌，但却永葆青春而又充满活力”。反对派的前排议员有些话也可与此相媲美。一名社会党议员乞灵于“我们的殉国士兵的鲜血。鲜血凝成种子，正在印度孕育出一代崭新的、年青力壮的国民。”人们带着明显的嘉许态度来对待他们自己感到的一场战争的来临，但尼赫鲁却佯作不知，仍然坚持说印度人具有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和平主义的思想。他说同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所受的陶冶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战争，似乎“认为战争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而印度人则“厌恶战争，极端厌恶战争的念头——不只是厌恶战争的后果，而是从感情上就厌恶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