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19 个故事

一

14岁之前，我生活在津巴布韦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村里没有医生、没有学校，只有几十户人家，过着最原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我妈妈是村子里唯数不多读过书的女人，我常听她讲她少女时代的故事。那个时候，她还没出嫁，生活在首都哈拉雷。她哥哥因为赌博，在追债人的威逼下，把只有13岁的妈妈卖给了村子里的牧场主人，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成为了牧场主的第四任妻子。

妈妈17岁的时候，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我。

我的家里，一共有十几个孩子，只有父亲和大妈妈单独住在一个土屋里，剩下的所有人，无论是其他妻子、男孩、女孩还是出生不久的婴儿，都挤在另一间大的土屋里。

妈妈对我很好，在我跟着她去放牛或做家事的时候，她会给我说她在哈拉雷的生活，还教会我一些基本的英语、数字。

随着爸爸的牛羊生意越来越差，不得不让家里的女儿们一个个地嫁人。

我嫁人的时候，只有12岁，比妈妈当年还小。出嫁之前，妈妈给我做了一顿有鸡肉的Sadza（津巴的传统食物），吃完的第二天就要离家，不再回来了。我只记得我的丈夫努鲁来接我的那一晚上，妈妈哭了很久，在我坐上牛板车的那一刻，土屋内的油灯灭了。

我完全不记得花了几天才抵达了努鲁的村庄，12岁的我只觉得终于不用再和那么多人挤一张床，是一个好的开始。努鲁跟我说他25岁，可他的姐姐说他其实已经27了。他常常和村子里的其他几人一起去邻村进货回来倒卖，有吃的，药品，有时还有些小玩意。

成为努鲁的妻子后，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听我的。

不喝酒的努鲁一般是不会打我的，如果当天货物卖得好，努鲁还会给我留些平日吃不到的东西，有一次我吃到了一颗奶糖，包装是红色的，上面用花体英文写着sugar，那颗糖我分了3次吃完，包装保存了很久才舍得扔掉。

努鲁喜欢掌管我的一切。

他不喜欢蓝色，剪坏了妈妈留给我的蓝裙子，当他在家的时候，我只可以穿他指定的衣服。他不喜欢我跟除了家人以外的人说话，有次我给一个陌生男人指路后，努鲁用他的腰带狠狠抽打了我一顿。

他喜欢去村子里唯一的小酒馆喝酒，每次我必须站在酒馆外的窗边等他，他要抬头就看得到我才行，有时只要一小会儿，有时是一下午。每个月他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酒馆度过的，在他去酒馆的日子，我就没有东西吃。

12到14岁，嫁给努鲁的那两年，我一直很瘦。该来的初潮没有来，但我非常开心，因为这样我就算遭受努鲁晚上的粗暴，也不会怀孕。

有一次努鲁在小酒馆喝醉了酒，那天实在太饿了，我去旁边的树上摘果子吃，他离开时没有看见我。等我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他把我绑了起来，把烙马印的铁块在炭火中加热烧红，铁块深深烙入我背后的皮肤，散发出一股奇怪的焦味，疼痛、泪水一起袭来，那是我一辈子都不愿回想的事情。

二

村子里爆发疫情的时候，正是燥热的夏天，没几天就死了十几个人。努鲁当时在邻村进货，为了躲避疫情，一直没有回来。

医疗队进村的那天，全村都去欢迎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帕克医生，他看上去30多岁，皮肤很白，一头棕色的卷发。他在村口用生疏的绍纳语询问大家，有谁会简单英语，能给医疗队做帮手，一天2美金的酬劳。我是唯一一个举了手的人。

医生先生记不住我的名字，就根据我的年龄，叫我fourteen。大家也都跟着这么叫。

大概是我年轻，聪明，不怕脏和累，能很快学会帕克医生交给我的各种医药品的名字，所以在医疗队控制疫情的时期，医生先生跟大家肯定了我的工作，我也慢慢和他熟了起来。

医生先生在非洲待了整整一年，他对我已经嫁人并不感到意外。在不忙的时候，他会抽上一支烟，跟我聊聊他的故乡。他告诉我加拿大有很美的枫叶，现在正是大雪纷飞的季节。有种酒叫威士忌，冬天喝了可以取暖。他的国家非常辽阔，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地球是分南北半球的，季节相反。有种东西叫电脑，是个很神奇的玩意儿。这世界除了战争、疾病，还有毒品、黑市交易、欺诈以及很多危险的东西。

健谈的帕克先生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

后来医生先生对我说，他看重我是因为他教我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一丝不苟地做到了。比如要天天戴口罩，带手套前后要洗手，且洗手时间要够2分钟。清理病人的呕吐物或排泄物后要进行掩埋，不能随便扔在周围等等细节，跟专业护士相比，我都做得很好。

虽然跟着医疗队很辛苦，但每天医生先生都会叫我和他一起吃饭，那段时间我吃到了午餐肉罐头、香喷喷的芝士和黄油，以及人生中第一杯可乐。

在医疗队撤出的前夕，努鲁回村了。同时，我的初潮也来了。医生先生发现了我裙子上的血迹，用干净的纱布给我做了一个简易的“卫生巾”，用绍纳语和英语夹杂着嘱咐我注意事项。

我很恐慌，记得出嫁前妈妈教过我，来了这个，就会怀孕了。当晚，爸爸的其他妻子难产时流血和尖叫的画面不断在我脑海里播放。我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三

我走进医生先生休息的帐篷，脱掉衣服，想要用身体做交易，让他带我离开。他笑了，教会我一个新的词汇G-A-Y，并用干净的手指指了指自己，说了这个词的意义。

在我一脸诧异的时候，医生先生已经为我穿好了脱掉的衣服，给我拿了够吃几天的罐头和饼干，让我几天后在一百多英里外的公路口等他。如果那个时候我出现了，他就带我走。

当天夜里，我休息了整晚，第二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工作一整天。夜深的时候，我背着仅有的衣服、水罐和食物，沿着土路一直往北走。如果日出前我碰到了树丛，就躲在里面，晚上再接着走。

也许真的是运气好，途中没有碰到野兽，每次水快喝完的时候，我都能找到面包树，或者零星的人家，或者浑浊的小河。在走到和医生先生约定的路口时，我的食物快吃完了。

那时，我已经徒步走了四天，我怕错过医疗队的车，只在周围摘了些果子，就坐在附近等医生。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尘土飞扬的公路口，医疗队的红色十字在车身上闪耀。我冲到路上用力挥手，车停下来，医生先生下车后拉起我，把我安置在成箱的药品堆上，然后清理我脚上的水泡。

我在医生的触碰中，闻着药品的味道，睡了长久以来最安稳的一觉。对我来说，那一天，药品混合着泥土还有医生身上微微的汗味，就是自由的味道。我看着倒退的公路，心里在不停地呐喊：再见了妈妈，再见了努鲁。

到达第一个驻地后，医生先生召集大家，正式介绍我的身份：她叫Peggy，以后都跟大家一起。

医生先生又带我辗转了几个村庄，刚开始，我晚上常常不敢睡觉，怕努鲁会突然从帐篷外冲进来，把我拉回到从前的日子，也经常梦到妈妈在哭，梦见爸爸的咒骂。随着我们距离努鲁的家越来越远，我的失眠和噩梦逐渐消失了。

跟着医生奔波的日子，我的身体像柳枝抽条一样开始生长，我跟着医生和护士们学习急救、包扎和药品的基本知识。用简单的医学英语交流已不再是问题。

一天，我准确地报出了十几种药品箱子上的编号，医生先生非常开心，他惊讶于我对数字的敏感，在闲暇时，开始正式教我数学。

跟着医生回到哈拉雷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数学公式，又长高了一点儿。医生安排我进入了护士组，同时帮助医疗队管理一些基本的药品清算。

医生先生还教会了我很多我从未注意到的东西，比如西餐礼仪、吉他还有花体英文等等。

那段时间，我过得非常安逸，像海绵一样努力汲取周围世界的营养，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两年后，我已经没有了小村庄少女的青涩，可以很好地加入繁忙的医务工作。

那年年底，我16岁，医生先生跟我告别了。

他说，他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几年的援非项目结束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医生走之前给了我一笔钱和一张ID，ID的主人是个在疫情中死去的女孩，年龄比我大两岁，模样看上去还和我有几分相似，她的名字正是Peggy。

医生说，亲爱的，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工作。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忘掉过去，用新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吧，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再见。

四

有了新的ID，我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可以去读书，考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了。

医疗组的同事们乐于帮助我加入他们的团队，可我脑海中常常盘旋着各类数字组合，也许自己喜欢的并不是医疗，而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工作。

晚上不用值班的时候，我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开始学习使用电脑，之后我问当时医疗队的其他援非医生，要到了医生先生的电子邮箱，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将一切的进步与他分享，把他当做树洞和人生导师。

我学习了财务、电脑、英语的很多课程，在通过了会计考试后，我在一家德国人开的矿产公司做了财务，并学习德语。

刚做财务的那一年，我觉得人生终于开始越来越光明。工作上在稳步发展，每天会跑步锻炼，又长高了一些。用了德国同事送的祛疤膏，努鲁留在我背后的疤痕竟然渐渐淡去了。我想，现在的我哪怕站在努鲁面前，他也认不出来了。

我24岁的时候，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恋爱，他叫阿粟，是之前我德语学习班上的同学，机缘巧合下我们再次相遇。同正常情侣一样，我们恋爱、结婚，但一直没有孩子。

阿粟在一所学校做老师，我后来转行专门做了投融资。

因为会两门语言，我随着公司去了德国、英国还有周边的很多国家。大概生活总是有起有伏的，30岁那年，我做担保的一个项目出现了问题，损失了好几年的积蓄。阿粟在这个时候跟我提出离婚，说我陪他时间太少，还生不出孩子。

我回归了单身生活，基本没什么积蓄，还丢掉了工作。

羞愧和失落让我主动选择逃离原来的生活圈，那个时候，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疾病叫“抑郁症”，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抑郁症的症状。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都随意在餐馆或者超市打着零工，满足温饱。

还记得那天我从超市下班，收到了医生先生的电邮，信中他说，他已病入膏肓，想要和我当面告别。医生先生依旧像从前那样考虑周到，他为我订好机票，发来办理签证的邀请函。半个月后，我抵达了温哥华。

病床上的他又干又瘦，棕色的卷发也因为化疗变得稀松，彼时从我们相识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医生先生得了肺癌，他说怪自己离不开香烟，但就算死掉也不遗憾了。

我留下来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时光像回到十几年前，非洲炎热的夏天，医疗队搭建的简易帐篷里，我在做最基础的护理工作，只不过此时床上的病人换成了医生。这段日子，我们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他说我一定会越过越好，毕竟我再也不会变成那年无助的少女了。

医生先生是在不久后的凌晨离开的。

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回到了哈拉雷。

五

我决定要振作起来，医生先生当时帮助我逃离旧的人生，不是为了让我沉沦。

我把名字改回了Shingai，重新找了份在银行做柜员的工作。凭着对数字的敏感，我的业务总是做得最快，可以在冗长的报表内，一眼就看出数据的错误。主管对我非常赏识。

有一年，银行迎来了重要重组合并，大Boss邀请了几位重要的客人参与晚宴，其中一位是从小在德国长大，如今重回故乡的银行家，当天我们聘请的专业德语翻译临时不能出席，我是在场唯一会德语的人，当晚我用流利的德语和绍纳语完成了银行家与我们主管、投资方的沟通，顺利将合作细节敲定。

银行家特意对我的主管提出，希望由我晋升一级，负责涉外业务的工作。除了语言、专业能力，他非常赞赏我的用餐习惯。因为我是晚宴上为数不多将自己的食物吃完，没有任何浪费，并且向服务生多次致谢的人。

医生先生在多年前教我的用餐礼仪，以及从小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饥饿时刻，再次帮助了我。

银行重组合并之后，我得到了晋升，开始了第二次恋爱。

帕特来自南非，在银行的培训中，他对我一见钟情，开始了猛烈的追求。那时我已经32岁，在中国算是剩女啦。可是爱情是泉水，会滋润一个人的身与心。在稳定的两年爱恋中，我们确定彼此就是对方的唯一。那年圣诞节我们结婚了。

我在南非约堡见到了帕特的妈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妈妈特意做了Sadza，混合着我爱吃的蔬菜、鸡肉和玉米粒。我重新找到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婚后我申请调动，去了南非约堡的银行，跟帕特开始了在一个新国度的生活。一年后，我们的孩子出生，是个可爱的女儿。我跟无数个职场妈妈一样，辛苦又甜蜜。35岁，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但我经历了难产，切除了子宫。

今年，我已经37岁了，有两个孩子，工作上负责银行海外业务的管理，我去过很多国家，感恩人生中的一切美好和机遇，也珍惜曾受过的苦难。

也许很多人觉得，一个乡村少女走到今天已经可以停下来了。但我的梦想还在继续，下一步我想要在津巴开一间自己的美甲店。在津巴美甲要50-60美金，我在中国的餐馆排队吃饭，美甲竟然是免费的，而且款式、颜色非常新颖、漂亮。所以下一步我会让津巴的闺蜜来中国学习美甲，然后一起投资开店。

目前，在工作之余我也参加了艾滋病防治宣传的公益工作。我翻译了德国先进建筑学书籍，我也在中国和合作伙伴一起，想把中国杂交水稻的项目在津巴推行，也想把先进的清洁水技术带回非洲。我希望能用我微薄的能力，去感染更多人，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解决困扰这片土地世世代代的几大难题——水源、粮食、疾病和住房。

我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把四十岁叫做“不惑之年”，意思是这个年纪的人遇到事情能够明辨是非，不再困惑。我马上就要到40岁了，我常常回想过去的每个点滴，想起医生先生教我做的事：不要停止学习，别怕苦和疼，用最好的方法做最正确的事。

Shingai的意思是 be strong，我告诉自己，虽然会很累很疼，但只要踮起脚尖，糖罐就不会空。

口述：Shingai，南非某银行高管
作者覃月，现为翻译工作者
播音 | 黛诺
编辑 | 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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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故第37期】一个津巴布韦女孩的逃亡之路